◆唐老五

短篇小说《反求》发表于《边疆文学》2020年第九期。该小说展现了在“控辍保学”的背景下，身为教师的罗红和叶枝夫妻劝返离校学生的故事。小说刚发表随即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小说成功地营造了一种虚构中的真实，仿佛这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甚至自己身上的事情。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读来扣人心弦，在心酸的同时又有无限的欣慰和感动。

一、思想和主题的深广

如宣威作家赵建平老师所言，本文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切入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教育尤其是在基础教育方面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相对于八十年代或者更早之前，现在的孩子算是很幸福了。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尤其在农村地区的学校，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学生小小年纪就厌学离校甚至辍学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又有着家庭教育缺失、学校监管困难、社会环境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它其实就是一个时代在基础教育方面的缩影，也是这一代农村基础教育教师及学生家长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这就使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有了较大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它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

汪曾祺曾说过，跟思想主题有关系的就是作家的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或者作品的社会功能。没有社会功能，他的小说能激发人什么？在该小说中，我是意识到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

很显然，《反求》在一个共同的群体——基础教育的教师们长久积压的表达中形成一个小小的突破，在他们渴望表达而未能表达的内心深处照进一缕阳光。它让家长们和社会有了一个了解跟自己息息相关的教育现实中的诸多困境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较好的共鸣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题目也有学问。《反求》这个题目我认为是比较高明的。原因是题目本身已经构成了悬念。当我第一次看到《边疆文学》发布的目录的时候，我就被这个题目深深吸引了：什么是反求，反求什么？使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当然类似的较为典型的还有潘灵的《叫了一声》，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姚鄂梅的《旧姑娘》，它们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为什么叫了一声，什么叫了一声，这一声是怎么回事？这黑白猪毛是何用意？旧姑娘？姑娘就是姑娘，还有新的旧的？

另外这个题目也较好地点名了主题：教师反过来求学生上学读书。可以设想八零后以及之前的很多读书经历，从来是没有老师来求着学生读书的，只有想要读书的学生求着老师读书。笔者当年也是初中自动弃学，后来想通了，后悔了，想要读书了，自己坐五六个小时的班车进县城到处找相关领导，告诉他们自己想返校读书，才得以重返校园。老师求学生读书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奇怪现象。所以这个题目耐人寻味。

二、语言运用精妙

汪曾祺说过，小说本来就是语言的艺术，就像绘画，是线条和色彩的艺术。音乐，是旋律和节奏的艺术。这篇文章的语言也是很讲究的。

本文语言朴实灵动，俏皮，接地气的同时又不乏风趣幽默，显得自然流畅。很多场景，寥寥数笔，一幅生动形象的画面就呈现在我们面前。比如罗红第一次在小路上追李二九时掉进路边水里的场景。“两边是红艳艳的三角梅，罗红喜欢这种植物，片片叶子撑起满世界的通红。可此时，罗红哪有心思去欣赏，恨不得长出一双长手，一把逮住前面那个讨厌鬼。”通过这小段话，一个清晰的场景就浮现在读者眼前。其中一句“恨不得长出一双长手，一把逮住前面那个讨厌鬼。”就把罗红那种焦急无奈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罗红最怕的就是在水里，旱鸭子一个啊。恐惧与水同时浸来，他顿时惊叫了起来。双手乱抓，双脚乱蹬……”当场被李二九嘲笑。一个文弱老师的形象立马出现在读者面前，也将李二九的调皮，玩世不恭甚至是对老师的不敬生动地体现了出来，同时也为李二九后来在游戏机室举起拳头对老师动粗埋下伏笔。无论从人物的对话还是人物的刻画，都体现得准确生动。这样的例子文中太多，俯拾皆是。

“李二九的爷爷说，罗老师，你是好人，我家那个败家子，你莫费心了，由他怂去，大不了做叫花子要饭去。我是说不动，他爹妈远在浙江打工，八竿子够不着。张金浩的奶奶说，罗老师，你来家里喊他吧，一天只会拿着个背时倒运的破手机，窝在他的床上玩游戏。做好饭喊他来吃都喊不动，就好像我是他孙儿，他是我爷爷。”

另外关于张金浩奶奶的一段描述：“得知事情缘由，张金浩奶奶骂道，砍脑壳的，作孽啊，都是没人教，老师来到家里，是贵人到来，他却跑了，张家哪里会出现过这丢人的事！罗老师，你进家里坐，我泡茶给你喝。我去找这个不成器的砍脑壳的抓脖子的。”

人物的形象就无比清晰起来。张金浩的地痞流氓气，无知，无畏甚至用语的粗鲁都准确到位。老师的耐心、忍气吞声和张奶奶的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就具体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最重要的是不同的人物使用的不同语言，尤其是乡土语言，符合各自人物的身份，同时将时下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们的现状也刻画得入木三分。这样就使读者对故事感到真实可信。从心理上拉近了读者和作品的距离，一种身临其境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三、细节的出众

谢有顺认为，如果一个细节的失真，可能会瓦解整部作品的真实感，因为读者会用自己的记忆、经验去还原作品中的细节，确定其是否真实。

王蒙曾经在一篇外国小说里读到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外国女人穿高跟鞋走路，小说描绘这个细节时，形容这个声音就像“敲打咖啡杯子的声音”。因此，他每次住宾馆总会去敲打咖啡杯子，试图敲出高跟鞋的声音。

“周末有时间，一大早他就熬了一锅土鸡，满屋子的香喷喷。仿佛被香味诱惑，太阳透过窗子，拼命钻进来。妻子挺着个大肚子，红扑扑的脸上，有一个白嫩嫩的肉下巴。她斜躺在沙发上批改作业。初三两个班的数学，作业多，得常常带回家批改。”在此，感官的参与使叙事生动，更具有现实生活中的人间烟火味。细节决定成败。在小说中也是这样。

“罗红擦着手，说，哪来的不公平？我是班主任，每一个辍学生我都有责任劝返。学校之所以叫科任教师参与，那是辍学生人数多了。再说了，你是我老婆，你的事不就是我的吗？就这样了，别多想，想你肚里的宝宝吧。说着，罗红走过来低下头，贴在叶枝肚子上，轻轻说，宝贝儿，周末，我们一起陪妈妈去。罗红感觉什么东西滴落在脸颊上，抬起头来看，叶枝眼泪汪汪的。”

这一段描写的是一种家庭的温情，体贴甚至体谅，让读者感受到温暖的同时还能被感动。

“叶枝望着面前一张张苦涩的笑脸，与其说像一朵朵开败的菊花，还不如说像一张张羊肚内壁。叶枝从来没有这么吃惊过，这哪像是家长会，更像养老院的老人会议。有的拄着拐棍，有的拧着长把黑伞。孩子的爹妈都没来，连个代表都没有，都是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那张开的嘴，就是一个个黑窟窿。很多牙齿落得只剩下两三颗了，只有两个人牙齿齐全，白生生的，一看就是假牙。叶枝暗暗观察，天！五十来个家长的牙齿加起来就是一百颗左右。”

如上种种，一种真实的场景或者现象就被通过细节的描绘像电影镜头那样准确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对游戏室环境的描写是这样的：“游戏室，各种刺耳声音让罗红眩晕，一种鸡蛋坏了的味道让他差点呕吐。”这让蹲过网吧和游戏室的读者有切身的体会。同时臭鸡蛋是大家熟悉的东西，抽象的环境一下子就无形中具体化了。

这篇小说细节上得到很好地处理和运用，就像织一件毛衣，丝丝入扣。从而使文章丰满，富有灵气。

四、人物生动形象

沈从文说过，小说要贴着人物写。

通过语言和故事的塑造，本文的人物各有自己的性格特征，形象生动。无论是老好人一样的班主任罗红，善解人意的妻子叶枝还是典型的离校学生李二九，张金浩，崔小娥，他们的身上也是各有特点的。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语言风格，有不同的处事方法，有不同的个性。在本文中主要通过语言和细节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尤其是李二九和张金浩，确实符合当下厌学离校，涉世不深又往往自以为是，充满叛逆性格的“二杆子”形象。而崔小娥这个贫困女生的形象也通过具体的描写和对话得以高度呈现。尤其是文中罗红在北京上大学的宝贝女儿，一个从未正面出场的女大学生，通过她的形象使罗老师的家庭充满幸福和温馨。

“也怪，人家的孩子，反对爸妈生二胎，可他女儿，还撮火弄棒多次，要个弟弟，要个弟弟，要个妹妹也行。寒假里，女儿说，爸爸妈妈基因那么好，为社会为家庭为她再做点贡献，利国利己利他人的事就要做。再说我妈三十九岁，还年轻呢！”

“女儿便从北京打来电话，说这个假期她想报名参加志愿者活动，但又想早些回来，想看弟弟生下来的样子……

叶枝嗔骂道，油嘴滑舌，像你爸当年样的。十月怀胎，你大学生了还不知？

妈咪，掀开衣服，发视频来，我看看弟弟多大了。女儿在手机那头怪里怪气地说。

出去，出去，我们母女要视频。叶枝推了罗红一把。”

同时这一个从未正面描写的俏皮可爱的女儿，一个女大学生，虽然不是文章的主角，却让人能够感受到温暖，会心一笑。因为她使细节更加生动形象，情节极具幽默，整个小说总体结构更加丰满、更加真实可信。这使我想起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里面那个镇长，从未正式露面，却使小说的情节一波三折，紧紧揪住读者的心。

五、逻辑的合理

“合乎情理的逻辑，来自生活的真实。”而本文正好体现出了生活的真实。实际上在整个情节的发展过程中都有若干可以引起共鸣的对象，尤其是那些对劝返学生有着亲身经历的老师们。作者如实地描述了罗红一家也是普普通通的教师，在压力下不得不想尽办法完成课堂之外的额外任务。这些细节合理地呈现了当下农村基础教育教师面临的身心压力和现实困境，为小说中主人公的低声下气“反求”学生提供了自然，真实合理的依据。

贾平凹曾写到，听灵堂上的哭声就知道谁是女儿、谁是媳妇。因为根据中国的传统，女儿失去父母的伤心是与媳妇不同的。再如《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在哭夫的时候，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了，那是在假嚎。因为，人在哭的时候，有声有泪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有声无泪谓之嚎。

在这篇小说中，从故事的开始到最后成功劝回两个学生，以及中间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波折，作者都是有着清楚明白交代的。比如对崔小娥的成功劝返，首先了解到她家穷，通过对房屋的描写：“叶枝知道崔小娥家穷，但没想到如此穷。墙壁裂缝的土基屋，通洞撕裂的塑料布蒙着小小的窗子，土屋侧边有偏瓦顶，瓦顶下堆着布满了蜘蛛网的农具，院子水坑七零八落。只有屋前那棵梨树，挂着挨挨挤挤的青皮梨，充满了生气。几只马蜂，嗡嗡飞着。怎么到今天了，还有这么穷的人家？”这样的细节交代，使崔小娥的母亲离家出走提供了充分的合理性。这样的情况，在今天的大多数农村，甚至在笔者的家乡，都是真实存在的。

“中年妇女看了看叶枝的大肚子，脸色柔了下来，说，唉，这家可怜，爷爷瞎了一只眼，爹是结巴，妈嫌弃这个家，跑了几年了，鬼影子都不在。结巴爹嘛，可怜了，听说在哪里修铁路。”

这些场景可以说为崔小娥的进城打工做下了坚实合理的铺垫。崔小娥进城打工，罗老师便问着地址进城去找，与餐馆老板娘进行“较量”，后来让崔小娥在罗红自己家兼职照顾师母叶枝，既体现了罗红说的只能用这种方法让崔小娥回来，也使叶枝大着肚子反复去劝返崔小娥的这一情景得到艺术上的合理升华和情节上的完美收场。同时凸显出作者在塑造这一孕妇的深刻用意：既描绘出了罗老师家的和谐温暖，同时还表达出了农村基础教育教师的艰辛和不易；更让人无法忍受那一只左右着他们一家的“看不见的手”——来自各方面施加的种种压力变得具体和实在：“一级卡一级，层层落实，签订‘控辍保学责任书’……最后，这些难干的事情都落在了老师身上，尤其是班主任身上。”在她外出劝返崔小娥时，不但罗红担心，读者也在捏着一把汗：生怕特殊时候的她在途中出现任何差错。这也无形中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成功营造出一个小说的“场”，使整个小说从情节到结构都更扣人心弦，颇具张力。

六、艺术上的老练

从故事开篇就多处写到三角梅。从开头到结尾，三角梅始终贯穿其中。三角梅在整个情节的发展中无疑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穿过乡街子，李二九离开大路，往田埂路奔去。两边是红艳艳的三角梅，罗红喜欢这种植物，片片叶子撑起满世界的通红。”一种清晰的场景得以凸显。

“罗红说，眼圈突然红了起来，像被阳台上的三角梅染了。”此处三角梅形象地渲染出了一种心酸。“校园里干干净净，花园里三角梅盛开。”这里显现出新气象。

“罗红把辍学生的几家老人留了下来，用恳求的语气说，校园里三角梅盛开，还不是一片片红叶凑成的。今天落一片，明天飘走一片，就败了。一个班就如一蓬三角梅，每一个学生就是一片红叶。”此处又说得生动具体。“母女说着，笑着，不知走了几圈，两人脸色走得通红，像三角梅那样的红。”这里通过三角梅可以感受到一种喜悦之情。

“罗红发现，阳台上那盆三角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红。”主题在此得到进一步深化。主人公任务完成了，心情舒畅了。但实际上，这又何尝不是劝返老师们那一片片的热血丹心呢？当然，通过此情此景，使劝返过程中的种种心酸融进一种温暖的场景和氛围，奠定了小说一个积极向上的基调。

此外，作者还通过或明或暗的对比，比如张金浩家的摩登豪华的大房子和他自身作为留守儿童关爱缺失的对比；张金浩开着大奔的父亲和善良的奶奶对物理老师的不同态度，写出时下农村某种程度上的精神荒芜和一种经济发展与文化贫瘠极不协调的深刻现实。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好文章总是能够直击人心，自带气场。这也是文字的魅力，语言的魅力。它总是能抓住读者的内心，这是不容易的。而曲靖作家朱华胜老师的《反求》正是这样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