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志坚 彭贵珍 曲 宁 刘丽纯

（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 南昌330000）

一、引言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记载了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大约五百年间的周王室及鲁、齐、晋等诸侯国历史，基于以下三点，笔者将其纳入中国传统音乐治疗思想史研究范畴。

第一，从思想史角度对《国语》展开研究仍有必要。

学者对《国语》的研究，比较充分的是文学、语言学、文献学等领域，但它所包含的内容，不仅是文学、历史的，更是思想观念。对《国语》的思想研究，尽管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其教育、民本、人才、天道、礼制、宗教、哲学、音乐等方面思想进行研究，但仍有学者提出“要重新估价《国语》在先秦思想史以及中国思想史的地位，从而为断代思想史以及真正的社会思想史的撰写提供有力的佐证与材料”，[1]著名史学史专家陈其泰先生也强调：“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以前人提供的启示为基础，深入地发掘《国语》中富有价值的思想内涵。”[2]

第二，《国语》的思想中是否包含中医学、中医心理学、养生等跟音乐治疗相关的内容？

这完全有可能。因为《国语》中包含有较为丰富的音乐史料，诚如陈其泰先生所言：“上古历史去今久远，传世史料十分稀缺。春秋时期的贤士大夫大多博晓古今，他们为了论证某一问题，往往广泛征引各种史实，涉及范围至广。因而《国语》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古代典制礼法的记载，诸如古代音律知识……等，无不被治古史者一再援引”，[3]“《国语》又有关于古代音律制度的详细记载，并为其后《史记·律书》和《汉书·律历志》之所本……因此，历来讲述古代律吕制度，或讲述古代音乐史，无不以《国语》为最早的资料。”[4]这些音乐史料是否也蕴含跟人的生命有关的思想？这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三，古人早就提出“阴阳律吕”是《国语》的内容之一。

对《国语》认识极有见地，所论尤为精辟的三国学者韦昭在《国语解叙》中赞誉《国语》作者“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5]明确指出音乐以及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即“阴阳律吕”）也是《国语》记载的内容之一。

《国语》中的传统音乐治疗思想较为丰富，下文仅就其有关音乐功能的论述做初步总结。

二、关于音乐功能

音乐治疗视域中的音乐功能是指音乐在音乐治疗中对人各种形式的作用。在整部中国传统音乐治疗思想史中，对音乐功能的论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中国传统音乐治疗本质上是中医音乐治疗，中医学理论是它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中医学在观察、分析和处理人的健康和疾病问题上，采用的是整体医学观念（又叫整体医学模式）。这是一种生理——心理——社会——自然四合一的模式，不同于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西医学采取的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是公元十四、十五世纪开始，伴随西方医学科学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医学模式。它以心身二元论和还原论为主导，忽视人体疾病与身体健康之间的相对性以及人的生理、心理、社会、自然等诸因素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

1977 年，美国医生恩格尔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概念，批判了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主张医学要以系统论为框架，以身心一元论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在医疗实践中除了要看到疾病发生的生物学因素，还要充分考虑到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尽管如此，由于生物医学模式在人类健康史上的贡献及其悠久历史而具有极大惯性，虽然新的医学模式已被提出，但生物医学模式在人们头脑和临床实践中仍旧是根深蒂固的。而整体医学模式强调人除了是生理和心理的统一体，还具有社会和自然属性，是生理、心理、社会和自然四种因素的统一体。人体疾病的发生与发展，除了受到生理、心理因素的影响与决定，还受到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影响与决定。从历史上看，中医学的整体医学模式同样是中国传统音乐治疗所采取的医学模式。

基于上述考虑，在音乐治疗思想史研究中笔者将音乐功能概括为四种加以论述：生理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自然功能。

那么，音乐的四种功能都有哪些具体涵义呢？

笔者认为，生理功能是指音乐引起人体的各种生理反应或变化，如对血压、呼吸、心跳、皮肤温度等（包括气、血、经脉以及各种脏器等中医学所特有的事物）一系列反应，以及物理振动、镇痛等效果。

心理功能是指音乐对人的情绪、情感（中医学中称为情志）、性格、意志等非智力因素以及对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和思维能力等智力因素的影响。有学者认为音乐的心理功能主要表现在音乐影响非智力因素中的情感、性格、意志等。[6]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医学概念，本文中音乐的心理功能具体而言主要是指五神（神、魂、魄、意、志）和五志（喜、怒、悲、思、恐）。中医学中，“五神”含义分别是，神指狭义的神，相当于意识；魂指自我感知功能，是意识的一种，类似现代心理学中的自我意识和潜意识；魄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对冷热痛痒的感知能力及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二是指魄力，前者大致相当于现代心理学中的感知觉和条件反射等，后者与现代心理学中的意志、人格性格有关；意指意念，内涵相当于现代心理学中的注意和思维；志指记忆。“五志”也叫做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与五志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忧近似于悲，惊近似于恐。喜，指快乐、高兴的情绪；怒，指恼怒的情绪；思，既现代心理学总的焦虑；忧，指忧愁、悲伤的情绪；恐，指害怕、恐惧的情绪。

社会功能是指音乐在协调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增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沟通，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的作用。现代心理学者在论述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意义时，总结出四个方面：模仿自然、激发情绪、缓和粗野情欲、道德训诫，[7]事实上已涉及音乐的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其中的激发情绪、缓和粗野情欲与笔者主张的音乐心理功能极为类似。道德训诫主要指音乐对人修身养性、完善人格之意义，笔者将其称之为音乐的社会功能。

自然功能是指音乐在协调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物和谐相处、促进生物生长发育等方面的作用。

三、四种功能的论述

《国语》已初步论述了音乐的四种功能。

（一）生理功能

《国语》论音乐的生理功能，有如下一段话：

《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夫耳内和声……从之不倦。……口内味而耳内声，声味生气。……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不入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8]

这段话涉及到音乐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有利于健康的音乐标准。

先来看生理功能。《国语》认为，音乐可以悦耳，也可能震耳。震耳会带来祸患；“和”的音乐可以使听觉清聪；耳听“和声”可以产生精气，耳听不和谐的音乐，除了使人感到耳震之外，还不会产生精气并使精气散佚，最终使人身体失调。

简言之，可用“悦耳（或震耳）、聪耳、生精（失精、气佚）、体不和”来概括上述思想。它包含三层意思，首先认为音乐可能带来悦耳或震耳两种后果，如果音乐震耳，就会带来祸患，这是提纲楔领的阐明结论。然后从两方面来论证，“和”的音乐聪耳、生精，“不和”的音乐则让人“失精”、“气佚”，导致身体“不和”。

（二）心理功能

同样是上面这段话，有两处论述到音乐的心理功能：“夫耳目，心之枢机也”，首先认为耳与心关系紧密；其次，耳与心的关系中，耳是关键，意味着生理功能可影响、作用于心理功能。接着，《国语》指出，“夫耳内和声……从之不倦”，意为耳听“和”的音乐，听从命令就不会疲倦——好的、合适的音乐能降低人的疲乏感。这实质上是对前一句“夫耳目，心之枢机也”的论证说明，借此进一步解释音乐的生理功能如何影响其心理功能的，同时又带来生理上的变化。因为“不倦”既是心理感觉，还有生理因素，它不是单一的。

此外，在《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中，提出好的音乐使人“上下不罢”，不好的音乐“无益于教，而离民怒神”。“上下不罢”意指使人放松，不疲惫。“离民”，离散民心，这是从反面来说明不好的音乐的负面作用。《楚语上·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指出：“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疏其秽”指音乐能疏导邪秽心理。[9]

总之，《国语》在提出“夫耳目，心之枢机也”，认为音乐能作用于人的心理这一论断基础上，然后具体指出音乐具有“不倦”、“不罢”、“疏其秽”、“离民”的心理功能。

（三）社会功能

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国语》提出了“德”与“浮”两个概念：

《周语中·定王论不用全烝之故》：“五味实气，五色精心，五声昭德，五义纪宜。”“五声昭德”即指音乐的社会功能，并将五声与五味等并列——音乐功能物质化。在《国语·晋语八·师旷论乐》中继续指出：“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耀德”指道德教化。在《国语·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提出音乐使“人民和利”，[10]意指音乐可以调节人际关系，加强沟通交流，使人们和睦相处。为什么呢？正在于音乐的“昭德”、“耀德”功能。“昭德”与“耀德”使社会沟通有序，交流有据。从促进好的人际关系的形成、增强沟通与交流的角度而言，音乐的社会功能有助于社会的正常运转。

关于“浮”，《楚语上·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指出：“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若是而不从，动而不悛，则文咏物以行之”。[11]“镇其浮”指镇服轻浮行为，“文咏物以行之”指老师用文辞歌咏事物来引导人的（错误）行为，这两点都是指音乐针对个人行为的社会功能。

“昭德”与“耀德”属于道德教化，“镇其浮”与“行之”属于行为。至此，《国语》从道德与行为两方面提出了音乐的社会功能。

（四）自然功能

《国语》论音乐的自然功能，集中在以下两段话中：

《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故曰乐正。”[12]论及音乐与阴阳、风雨、时节、谷物的关系，大意为“乐正”（即中和之音）能使夏无阴气滞积，冬无阳气散佚，阴阳有序，风雨有时，谷物生长。

《晋语八·师旷论乐》：“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风物以听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13]从“开山川之风”、“风物”与“有时节”三方面论述了音乐的自然功能。“开山川之风”意指音乐可用来通山川之风；“风物”指音乐可以感化万物，有助于成长；“有时节”指音乐使人们作之有时，动之有节。此处将音乐与风再次联系在一起，因古人一直认为观乐而知风，知风而知时，知时而知为（笔者注：这里的“风”不是指社会风俗，而是指自然界之风），所以才提出音乐“有时节”——促使人动静有据、有节，顺时而为。而这正是中医所强调的养生法则。

《国语》在论述音乐的自然功能时以其哲学观、自然观即音乐与风气、阴阳的关系为基础，认为音乐可以有助于万物生长，使人作之有时、动之有节。

四、论音乐各功能的关系

《国语》在论述音乐功能的同时也提出了音乐各功能之间的关系。

一是认为生理功能作用、影响心理功能，如“夫耳目，心之枢机也”；二是认为心理功能导致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如“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若是而不从，动而不悛，则文咏物以行之”，这两句话不仅仅是论述了音乐的心理功能与社会功能，而且进一步指出音乐的心理功能与社会功能是有联系的。什么联系呢？由“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这句话看出，通过心理影响行为举止——“疏其秽”是指心理功能，“镇其浮”是指行为举止——音乐的心理功能可以导致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则文咏物以行之”意为用文辞歌咏事物来引导他的行为，也是认为可以通过音乐的心理功能实现其社会功能。

可见，《国语》在论述音乐的功能时，并不认为音乐的功能是单一的，它认为音乐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除了以上几句话分别涉及到了音乐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的关系，《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中的这段文字则综合论述了音乐的功能，是对音乐多种功能的总结：

“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

它将音乐与天地阴阳、时节、风雨、植物、人联系在一起，组成一幅天人合一、和谐相处的图景。此图景在对古人思维方式不甚理解甚至连了解都谈不上的现代人眼中，极易被置于当代人的思维方式下用现代科学理论进行比照，具有不可言说的神秘色彩而被看做牵强附会。但是，如果从古人关于音乐产生与形成的观念以及音乐与风的关系（即音律——风——节气——时令——农作物等植物……）来考虑，确有其道理——这是音乐功能的整体观，是在整体观基础上阐述音乐的功能，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音乐上的体现，《国语》关于音乐功能的观念是整体功能观。

五、结语

《国语》从生理、心理、社会、自然四方面论述了音乐的功能，并且认为音乐各功能之间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具有联系并指出了它们的联系：生理功能作用于心理功能，从而影响心理功能；心理功能可导致其社会功能的实现。

它关于音乐功能的论述尚处于初级阶段，略显粗略，缺乏精致感。比如论音乐的生理功能时，是从音乐音响带给人的感官刺激入手，音乐可以悦耳，也可以震耳，音乐既可以使人感觉到和谐而听觉清聪，也可以使人感到不和谐、震耳并使精气散佚，精气散佚最终会导致人身体失调。论音乐的心理功能时，也是从日常感觉出发，认为音乐可以降低人的疲乏感。论述音乐的社会功能时，从社会道德出发，进而至人的行为。尽管这些认识是朴素的，但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治疗思想的起始阶段而言，仍显得难能可贵。更何况它的一些认识至今还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基本常识，比如在论述音乐的自然功能时提出音乐“有时节”的观念，要求人们动静有据有节，顺时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