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国

摘要：经学的分派与分期是经学史的重大问题。四库馆臣最早提出二派六期说，但其分期缺乏理据，分派则有斩头去尾之失。此后出现了十多种不同的分期说，有二期说、三期说、四期说、六期说、七期说、九期说、十期说、十二期说;分派说也有二派、三派、四派诸说。这些分派分期说带有纠正四库馆臣失误的意义，但由于受时代限制与学术派别之见等原因，依然存在不同的理论缺失。这些分派分期说多数没有涉及分派与分期的关系，更没有关注到分派分期的依据这一根本问题。如果不解决分派分期的依据，分派分期就缺乏之所以分的依据，也就无从合理地说明经学分派分期，所以，已有的分派分期说虽然各有所见，但都不能令人信服。

关键词：经学;经学史;经学分派;经学分期;《四库全书》

经学的分派分期，始于四库馆臣，至今已经出现了十多种分期说与三种分派说。周予同在《中国经学史讲义》中曾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后不少相关论著，对经学的分派分期都有所探讨，并提出新的说法。这些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都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存在诸多理论缺失，没有真正解决经学史的分派与分期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对已有的经学分派分期说作一评述，探讨其得失，以促进经学分派分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经学分派分期说的提出

经学的分派与分期，只有在经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可以对经学作历史总结的时候，这个问题才得以被提出。有意识地对经学进行分派与分期，始于清修《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提要·经部总叙》首次对汉代以来的经学分期与分派作出说明：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①

这里将近两千年的经学分为六个时期：训诂相传的汉代，各自异议的三国至北宋，道学大昌的南宋，务定一尊的明代，各抒心得的明末，征实考证的清初以来，而六个时期的经学发展又可归结为汉学与宋学两个基本派别的消长。这一两派六期说是经学史上第一次对经学基本派别与分期的说明。

无论是就经学的分期，还是经学的分派而論，两派六期说都存在缺陷。从分期说，四库馆臣无疑看到了经学史上某些不同的现象，但缺乏对经学发展的总体把握。如三国到魏晋，虽然经学受到玄学的影响，也有王学对郑学的挑战，但从总体上说一直是郑学占据主导地位;隋唐佛学风行，但唐人疏五经，多据汉儒之注，如《尚书》据孔安国传，《毛诗》据毛公传与郑玄笺，《周礼》《仪礼》与《礼记》皆依郑玄注，《公羊传》则据何休解诂，所以，三国至唐代难以独立成为一个经学发展时期;南宋以性理解经的经学直接继承北宋而来，是北宋经学的进一步发展，北宋与南宋应归于同一时期，而不应该将北宋与三国、隋唐断为同一时期，更不宜将两宋的经学分属于两个不同阶段。如宋学的主要学派程朱理学，二程为北宋经学家，朱熹则为南宋经学家，若两宋分开，程朱理学如何成立？明代末年的王学末流是阳明心学的流变，阳明学不过是宋学派别之一，故所谓务定一尊的明代与各抒心得的明末这两个时期，亦无分开的理由。可以说，四库馆臣的分期说，虽然可以找到一些现象来支持，但基本上不是对经学发展史的准确的说明。

就分派论，以汉学、宋学分派的两派说，则是斩头去尾之论。四库馆臣所谓重文字训诂的汉学指的只是汉代的古文经学，并没有包括今文经学，这是斩首之说。从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开始，整个西汉盛行的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默默无闻，是在西汉后期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以古文经学指代汉学，没有今文经学，经学发展最初的半个多世纪就被排除了。此外，汉学以五经为典籍，宋学以四书立教，清代经学虽然名义上宗奉汉代的贾、马、许、郑，但实以《尔雅》《说文解字》为据，是汉学或宋学所不能包容的，将清代经学归结为汉学，经学的基本派别就缺少有清一代之学，这又是掐尾之论。无头无尾，历史就不完整，所作出的分派也就不能周延，对经学派别的总结就不是完整的。

《四库全书》编纂的时间是在所谓汉学开始风行时，不少参与者都是尊崇古文经学的所谓汉学家。虽然四库馆臣没有明确提出分派分期的标准，但他们实际上是以古文经学的标准作为判定经学优劣的尺度，这实际上也成为他们分派、分期的根据。从表面看，四库馆臣对汉学、宋学两派，似乎都有肯定，也有否定。如《大学章句提要》说：“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永瑢等：《经部》卷三五，《四库全书总目》上册，第294页。认为汉学长于考证，宋学长于义理，二家各有所长，也有所短，只有综合两派之长，消除门户之见，才能得出经学的“公理”。但实际上《四库提要》存在明显的偏重汉代古文经学的时代印记，在相关的经学著作提要中，虽然可以看到赞许宋学得义理精微，但更多的是对汉学学有根柢、笃实谨严的表彰;从批评的角度看，《四库提要》很少有对汉学的直接批评，而批评宋学的蔓衍穿凿倒有多处文字。对经学发展的六个时期的评价，四库馆臣虽然对六个时期的经学流弊分别用“拘”“杂”“悍”“党”“肆”“琐”作出了评价，但就肯定而言，最常见的则是类似称赞东汉古文经学“其学笃实谨严”，或对崇尚古文经学的乾嘉汉学“其学征实不诬”的评价话语。四库馆臣的这一学术取向，虽不能准确地分判经学派别与发展时期的认识根源，但却开启了经学分派、分期的问题，其后有关经学分派、分期的讨论都多少受到四库馆臣观念的影响。

二、《四库全书》以来的分期说

自《四库全书》以来，经学的分派与分期成为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人们探讨较多的是关于经学的分期问题，不仅有专文讨论，更有多部以“经学史”命名的专著，对经学的分期进行了详细研究。由于四库馆臣六期的分期说，与经学史发展存在明显不合，所以，其后的经学研究著述，在分期问题上没有一家采纳《四库全书》的六期说。依时间顺序，在经学分期的问题上先后出现了十二种不同的说法，包括十期说二种、三期说、二期说二种、四期说、十二期说、六期说、七期说、九期说，以及日本学者的六期说二种。

十期说二种出自江藩与皮锡瑞。最先的十期说出自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卷一的卷首，以三代为第一时期，下分秦及汉初、西汉、东汉、晋、南北朝、唐宋、元明之际、清九个时期。江藩基本上是依时代顺序来述说经学的发展历史，虽然他没有采纳四库馆臣的六期说，但从他称颂郑玄“守孔子之学，训义优冾，博综群经”，批评王肃“逞其私说”，斥《孔子家语》《圣证论》为“伪作”“妄撰”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页。等语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带有明显的崇尚汉学的偏向，这与四库馆臣毫无二致。其后皮锡瑞著《经学历史》，也将经学史分为十期，但与江藩的分期完全不同，他持五经为孔子所作的观念，以孔子为经学的开创者，而将从孔子到清代的经学发展分为开辟、流传、昌盛、极盛、中衰、分立、统一、变古、极衰、复盛十个时代，完全是用今文经学的观念来评判经学发展的盛衰，这与四库馆臣与江藩的尊崇古文经学是正相反对。

三期说出自龚自珍，他在《与江子屏笺》中，针对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一书，批评以汉学标榜清代重文字训诂的经学，不满当时通行的用汉学、宋学来概括整个经学学派，认为在汉学、宋学之外还有清学（龚自珍称之为本朝学），实际上是将经学的发展分为汉学、宋学、清学三期;后来崔大华教授的《论经学的历史发展》，以及日本大田锦城的《九经谈·总论》，亦以汉唐的汉学、宋明的宋学、清代的清学为经学发展的三期。姜广辉教授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则分为前经学时代、汉唐经学、宋明经学、清代经学四个时期，若除去前经学时代，姜广辉教授之说应归属于三期说。三期说是将经学的发展分为汉学、宋学、清学三大阶段，此说是在《四库全书》的汉学、宋学外，加上清学，避免了四库馆臣分派说缺乏清学的不足，此说在分期说中最有影响，为现在多数论著所采用。

二期说二种出自康有为与周予同先生。首先提出二期说的是康有为，他的《新学伪经考》以刘歆为断，分为前后二期，刘歆之前的经学是孔子之真，刘歆之后的经学是新学之伪：“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暧，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且后世之大祸，曰任奄寺，广女色，人主奢纵，权臣篡盗，是尝累毒生民、覆宗社者矣，古无有是，而皆自刘歆开之。是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为国家之鸩毒者也。”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叙》，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康有为的这一说法，对刘歆以后的经学予以完全否定，不过是为其否定君主专制的政治文化，和推行维新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并不合于经学史的实际。其后周予同先生的《中国经学史讲义》，则以二期三世说论经学的分期，认为经学史的发展可分为：封建社会前期的一段，从先秦到南北朝的经学;封建社会后期，从隋唐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自鸦片战争以后“山穷水尽”的经学周予同著，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补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72页。。这一说法实际上是以当时流行的封建社会的前后期的历史划分，来套说经学史的分期。这两种两期说都受到某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都不是对经学分期的准确划分，因此，后来言经学史分期的论著都没有采纳此说。

四期说出自刘师培。他在《经学教科书》的“序例”中，以两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代（刘师培称之为“近儒”）为经学发展的四个时期刘师培撰，陈居渊注：《经学教科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页。。章权才、陈克明两位教授亦从其说，章权才从1990年到2010年相继推出《两汉经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宋明经学史》《清代经学史》，四部书先后顺序的安排，依照的就是刘师培的四期说;陈克明的《中国的经学》亦分四期为说，但是将魏晋与两汉合一，不同于刘师培、章权才之说详见陈克明：《中国的经学》第三部分“中国经学的发展简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9[XC注文-TIF;%100%100;Z-8;Y-8]138页。。四期说与三期说一样，都是基于对经学派别的划分来言分期的，而不是将分期与分派分裂为两个问题。将经学的分期与分派相统一，这是四期说、三期说与其他分期说的最大不同，也是三期说、四期说的优点所在。

十二期说出自马宗霍。他的《中国经学史》批评皮锡瑞断经学始于孔子作五经，为“一家之私言”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序》，《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2页。，而分十二篇来述说经学的发展史，此说依然带有依照时代分期的特点，从古之五经开始，后分为孔子之五经、孔门经学、秦火以前、秦火以后、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之经学。秦以后的王朝历史，除最动乱的五代十国没有独立出来，其余几乎都分列为经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所有分期说中，此说最为琐碎，但马氏以五经出现为经学之始，实慧眼独具，这是马氏分期说最有价值的地方。

六期说出自蒋伯潜、蒋祖怡两位先生。他们的《经与经学》一书，认为经学发展经历先秦五经的传授、两汉经今古文的分合、汉以后到清初的经学衰落、清初开始的经学的中兴、嘉庆以后的今文经学的复活六个时期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第14[XC注文-TIF;%100%100;Z-8;Y-8]19章，上海：上海书店，1998年，第147[XC注文-TIF;%100%100;Z-8;Y-8]211页。。此说的最大特点，是将汉以后到清初的经学都视为经学的衰落，故以从汉代以后到明代，经学是一代不如一代，所谓三国至唐的经学“奄奄无生气”，两宋的经学“渐趋没落，更无足论”，元代的经学“不能及宋”，明代经学“更不及元”具体的论述见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第188页。云云，由此可见一斑。

另有二位日本学者亦持六期说。一是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此书成于1927年，将经学发展史分为秦汉、后汉、三国六朝、唐宋元明、清朝六个时期，以章炳麟为经学的最后一位人物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李俍工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二是龙川熊之助的《中国经学史概说》龙川熊之助：《中国经学史概说》，陈清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41年。，从书中引有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来看，此书在本田成之之后，也分六段。但与本田成之的分法稍有不同，为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代，以罗振玉为最后一位经学家。这三种六期说各不相同，又都不同于四库馆臣的六期说与蒋氏父子的六期说。

七期说出自许道勋教授和徐洪兴教授。他们的《中国经学史》第一章第五节之二“经学演化的历程”，认为经学经历了确立、发展、变异、消解和终结的复杂过程，从随后关于经学发展过程的分段论述可见，他们是将经学的发展史分为西汉、东汉到三国西晋、东晋到唐初、唐中期以后、宋元明、清代、晚清与近代七个时期许道勋、徐洪兴：《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8[XC注文-TIF;%100%100;Z-8;Y-8]83页。。其独特处，是对东汉到宋之间三个时期的划分，这是其他关于经学分期说所没有的。

九期说出自吴雁南、李禹阶两位教授。他们主编的《中国经学史》分别以“西汉的今文经学”“东汉的今古文经学之争”“魏晋南北朝的经学多元化倾向”“隋唐经学的统一与变异”等标题，分为十章，将经学的发展分为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代前期、乾嘉、晚清九个时期参见吴雁南、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与多数将宋元明合为一个时期不同，此说将元明与宋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发展时期。

这些分期说都带有矫正四库馆臣六期说的意味，反映了他们对经学以及经学发展史的不同认识。在这些分期说中，皮锡瑞的分期说，以今文经学的观念来划分经学的历史发展，有明显的今文经学的学术偏向;康有为的分期说，是从维新变法的需要出发对经学史的主观解读。周予同以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分期说，也带有非学术影响的时代痕迹，故难以客观地说明经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就多数分期说而论，皆有相对合理的地方，这就是考虑到了经学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力求作出与历史发展轨迹相应的经学分期。但经学发展与历史发展有同步，也有错步，过分注重与历史的一致性，常常会忽略经学本身的发展逻辑，而将学术的分期等同于历史的分期，难以准确地揭示经学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就失去了经学史的本真。所以，以往的经学史分期说虽然有对经学发展阶段的某些精到的分析论说，但都没有一个说法成为公认的结论。

学术分歧是正常的，但在一个问题上出现十多种异说就未免显得混乱。造成混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关于经学的起点问题的认识不一。上述十多种看法中，有的从先秦开始，甚至追溯到伏羲画八卦，如马宗霍、蒋伯潜等;有的从孔子开始，如皮锡瑞;多数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开始时间的不同，反映了人们对经学的不同看法，涉及对经学的界定，五经的著作权，经学与儒学的关系，以及经学是否只是君主专制制度官方意识形态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而导致了对经学起点不同的确立。第二，是判定经学分期的尺度不一。经学在其发展中是不断变化的，但变化程度是不同的，有大变化，也有小变化。大变化如汉学之后出现的宋学，宋学之后出现的清学，不仅重视典籍的不同，而且经学话语的主题、范式也不同，这些都属于大变化。而汉学中今古文经学的盛衰及其分合，宋学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等学派的升降，清学中皖学与吴学等不同学派的起伏，则是在大变化下发生的小变化。有的着眼于经学的大变化，如三期说、四期说;而分期较多的十期说等则注重的是经学发展的小变化。第三，对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看法，也是导致分期不同的重要原因。如蒋伯潜、蒋祖怡认为“经学固为我国特有的一种学术，但亦仅为我国学术中之一支”，只有两汉才是中国学术的“经学的时代”，三国隋唐则为“文学的时代”，宋代为“理学的时代”，元复为“文学时代”，明为“王学的时代”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第188页。，他的六期說就与此认识有直接关系。尽管这些分期说都有自己分期的理据，但多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轨迹，而不是从经学本身固有发展逻辑来说明经学的分期，所以都没有提出经学分期的正确标准，而只能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三、《四库全书》以来的分派说

四库馆臣对经学分派的说明，虽然斩头去尾，对汉学的说明也是片面的，但以汉学与宋学来概括汉代以来到清代的经学基本派别，还是比较接近部分史实的。所以，相对分期说，四库馆臣的分派说被后人较多采用，直到现在有关经学的著作论及经学派别，常常多以汉学、宋学为说。汉学、宋学被视为经学的两个基本派别，成为讨论经学引用率最高的两个术语。以至于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成为许多经学论著公理性的通论。所以，相对经学分期，后人对经学分派的新说较少，即使有人提出不同的分派说，也是在承认四库馆臣的分派说基础上发展补充而来。

《四库全书》后出现的经学分派新说有如下几种：三派说四种、四派说二种、二派说。

三派说最早出于龚自珍的《与江子屏笺》。文中针对江藩《汉学师承记》之名，批评其有十不安：

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饾饤，不可谓非学，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四也。若以汉与宋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以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谬以裨灶、梓慎之言为经，因以之汩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虽刘向亦不免，以及东京内学，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龚自珍：《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6[XC注文-TIF;%100%100;Z-8;Y-8]347页。

龚自珍的这篇短文虽不足五百字，但却是自四库馆臣以来迄今为止，对经学分派最富价值的文献。该文对经学分派有三大贡献。第一，批评了四库馆臣以及江藩关于汉学的界定，认为汉学不只是名物训诂之学，还包括深受阴阳五行神秘主义影响的今文经学，纠正了四库馆臣将今文经学排除在汉学之外的狭隘认识，对汉学作出了合于经学史的界定;第二，批评了四库馆臣区分汉学与宋学的观念，认为汉学并非不谈义理，宋学也不是不讲训诂，仅仅以义理、训诂区分汉学、宋学是不能成立的;第三，首次提出经学分为汉学、宋学、清学三派的观念，认为清学虽然也重名物训诂，与东汉古文经学有相同之处，但绝非汉学所能限定，而是与汉学、宋学相对独立的经学学派。龚自珍提出的经学三派说，是到目前有关经学分派最有价值的观念，被多数论著引以为说。

三派说的第二种说法由范文澜提出。他在1940年延安新哲学年会上发表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一文，将孔子到“五四”的经学发展分为三系：（1）汉学系——从孔子到唐人《五经正义》，其中包括孔子、孟荀、今文学、古文学、南学、北学，两汉是极盛时代;（2）宋学系——从唐韩愈到清代理学，其中包括韩愈、濓、洛、关、闽、陆、王，两宋是极盛时代;（3）新汉学系——从清初到五四运动，其中包括顾炎武、黄宗羲、戴震、康有为，乾嘉是极盛时代。范文澜所说的系，实际上就是讲的经学派别，他所谓三系说就是三派说。他所说的新汉学其实就是龚自珍所说的清学，只是称谓不同。以新汉学为名，就难以突出清代经学独立于汉学的时代意义，而逊于龚自珍的三派说。

三派说第三、第四种说法皆出自周予同。他于1928年为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作注，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首次提出他的三派说：“假使我们能够应用史学家处置史料的手段，这许多繁重的著作，也不过可以归纳为三大派，所谓‘经学的三大派。这三大派都显然自有它的立場和特色，就我的私意，可称为一、‘西汉今文学，二、‘东汉古文学，三、‘宋学。”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他的这一三派说没有清学，而将汉学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分列，与宋学并列而为三派。这一划分本身就不合逻辑，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是汉学的两个主要学派，与宋学不是一个层次，若汉学中的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可成为与宋学并列的基本派别，宋学中的程朱学、陆王学是否也可以成为与汉学、宋学并列的基本派别？

后来，周予同可能自己也感到此说的缺陷，而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合称为汉学，他在给复旦大学学生讲授经学课时，又提出所谓新三派说，“即汉学（包括今文学与古文学）、宋学、新史学等”周予同撰，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补本）》，第891页。，所谓新史学是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派。周予同还列了一个表，从开创者、对学术的关系、流弊、特征、注重点、对经典的看法、经典、对孔子的看法等方面，来说明其不同。相对于新三派说，可以将他以前的三派说称之为旧三派说。周予同的新三派说，克服了旧三派说的缺点，但以梁启超的新史学列入经学，则犯了经史混淆的大忌。他以“新”命名，含有高于旧三派说的意味，但实际上却是新不如旧。所以，周予同的新三派说几乎没有人认可，反倒是旧三派说被吴雁南、李禹阶主编的《中国经学史》所肯定：“从经学的演变看，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学三大派别。这三大派别的兴衰更替及至清代三大派的并起，勾画出两千年间经学演变极为粗略的轮廓。”吴雁南、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第8页。

二派说出自康有为，他在《新学伪经考》说：“夫‘古学所以得名者，以诸经之出于孔壁，写以古文也。夫孔壁既虚，古文亦赝，伪而已矣，何‘古之云！后汉之时，学分今古，既托于孔壁，自以古为尊，此新歆所以售其欺伪者也。今罪人斯得，旧案肃清，必也正名，无使乱实。歆既饰经佐篡，身为新臣，则经为新学，名义之正，复何辞焉？后世汉宋互争，门户水火。自此视之，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叙》，第3页。以孔子之真与刘歆之伪来分派，将西汉的今文经学视为孔子的真传，将刘歆以后直到清代的经学列入宗奉伪经的新学，这是明显的二派说，周予同先生在《中国经学史讲义》中将其定为三派说是不准确的周予同撰，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859页。。虽然康有为言及汉学、宋学与汉宋之争，但并不认为有可以与今文经学相对的汉学、宋学，而是将四库馆臣所说的汉学、宋学都列入刘歆新学伪经的产物之列，归属于与今文经学相对的“新学”。

四派说二种出自叶德辉与刘师培。一是叶德辉之说，见于他为皮锡瑞的《六艺论疏证》所作的《序》：“自汉以来传孔子之道者有四学。四学者：今文学、古文学、郑氏学、朱子学也。秦火之厄，汉初诸儒，壁藏口授，萌芽渐箸于竹帛。当时读者以隶书释之，谓之今文。今文者，对古文而立名也。自后古文之学别为大宗，门户纷争，互相攻驳，至有父子异学，同师相非，如刘歆之于刘向，梁丘贺之于孟喜，甚可笑也。故终汉之世，师说愈盛，而经学愈衰。至郑氏康成出，始一扫而空之，于是集今古文之大成，破经生之拘陋。当时弟子遍于齐鲁，传衍递于三国，至南北朝时，其学尤大行于河洛间。故唐以前之经学，唯郑氏为一大宗已。五季之乱，图籍荡亡，北宋诸贤，如欧、苏、王、刘、永嘉诸公，五经皆有传注。其弊至吐弃一切旧文训诂，自创新义，以为得圣学之真传，而荒经蔑古之风于是乎益炽。迨朱子乃力纠其失，兼取汉唐诸儒之长，其学洞贯百家，往往求之古史子书，以补传注之未备。又喜校勘古书同异，搜罗逸文，再传至于浚仪，流派益远。故近儒著书之法，皆朱子学也。”皮锡瑞撰，吴仰湘编：《六艺论疏证·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01页。这是将经学分为西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郑玄学、朱子学四派。虽然叶德辉关于经学派别的论述，包含了从西汉今文经学，到清代儒学（所谓近儒）的发展全过程，但存在三大缺陷：第一，没有看到清代经学不同于以往经学的特点，这就实际上否定了清学是一个独立的经学派别，而将清代经学著书之法视为朱子学，更是没有看到清学与朱子学的明显差异;第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为汉学两个主要学派，郑玄学是综合今古文经学，皆为汉学内部的学派，而不是经学的基本派别，而朱熹经学是继承发展二程的经学而来，程朱理学只是宋代经学的学派之一，不能代表整个宋学;第三，朱子学为宋学最重要的学派，陆王心学也是宋学的重要学派，朱子学可为一派，陆王学何尝不是一派？以朱子学立派，而不以陆王学为派，就没有将自己的原则贯彻到底。在分派说中，叶德辉之说最无理据。

刘师培的四派说见于《经学教科书·序例》：“经学派别不同，大抵两汉为一派，三国至隋唐为一派，宋、元、明为一派，近儒别为一派。”刘师培著，陈居渊注：《经学教科书》，第4页。所谓近儒即指清代的经学，这是以两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代四个阶段的经学为四派。刘师培的四派说在龚自珍的三派说外，独立出了三国至隋唐这个时期，将其与汉学、宋学、清学并列，是要突出魏晋玄学与隋唐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同时，刘师培的四派说所说汉学，也不同于四库馆臣只讲古文经学，而是包含今文经学的。这些都是刘师培之说的可取之处。

从四库馆臣以来，关于经学分派的看法虽然出现了一些异说，但分歧不大，只有两派、三派、四派说，而没有分期说那样众多异说的出现。这些关于经学派别的分派说都带有矫正四库馆臣二派说的意义，各有根据，亦各有失误之处。康有为的二派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学分派，而是出于维新变法的需要，对经学史所作的主观解读，根本不符合经学的发展史;经学与史学在传统学术中有严格的区分，周予同的新三派说将新史学纳入经学派别是不妥当，存在混淆经史之嫌;周予同的旧三派说没有看到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同属以五经为经典的汉学，也没有认识到清代经学的不同于汉学、宋学的特点，故只有极少附和者;刘师培的四派说，虽然有诸多理论优点，但没有看到三国至隋唐不存在可与汉学、宋学、清学并立的经学学派。这些分派说都带有以经学基本派别分派的理论优点。只有叶德辉的四派说，不是以经学基本派别分派，故其说不足为据，根本无人信从。在这些分派说中只有龚自珍提出的汉学、宋学、清学的三派说，既抓住了经学基本派别，又涵盖了从汉武帝以来到清代的整个经学发展史，可以说是对经学分派最有理据的理论，故最为可取，而逐渐被诸多论著采以为说。现在关于经学的论著，论及从汉武帝以来到清代的经学学派，多采用汉学、宋学、清学的三派说，就是最好的证明。

迄今已有的各种经学分派分期说，除了各有其理据，还存在共同的理论缺失。这就是多数都没有注意到经学分派与分期的关系问题，只重分期的叙说，而无分派的对应之说。特别是几乎没有人明确提出分派分期的根據是什么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合理地解决经学的分派分期。经学的分派与分期看似二个不同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分期的成立必须依据不同的经学派别来确定。不同的经学派别，是经学分期不同得以确立的根据。经学分派的根据在典籍的不同，正是经学典籍重心的变化，才形成不同的经学学派，并由此带来的经学话语中心、范式等的变化。从四库馆臣开始，尤其是受经学是诠释儒家经典的学说这一流行定义这个经学定义既不合乎历史，也没有揭示经学的本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阅拙文《“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说”质疑》（《哲学研究》2017年第2期）。对经学的新定义，可参阅拙文《经学是以五经为元典阐发常道的学说》（《哲学研究》2019年第6期），依此说，经学的开端就不是始于汉武帝的立五经博士。的影响，言经学史以汉武帝为开端，几乎成为论述经学分派分期的共识。所以，言经学分派分期的时限，多数论著只包括从汉武帝到晚清这个历史时期，其分派分期也就不脱汉学、宋学、清学的三派说与三期说。若依据经典诠释重心的变化，可以将汉武帝以来的经学基本派别分为五经学、四书学、《尔雅》学三大学派，这也是经学发展的三大阶段，体现了汉武帝以来到晚清经学发展否定之否定的内在逻辑。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试论汉武帝以来经学的分期分派》有详细的探讨参见黄开国：《试论汉武帝以来经学的分期分派》，《哲学研究》2018年第4期。。那篇文章提出经学分派分期的根据在经典的变化，将汉武帝以来的分为五经学、四书学、《尔雅》学三派三期，而此文是就已有经学分派分期说的评说，若能合观两文，希望能够为学术界提供有关经学分派分期的新认识。

本文对《四库全书》以来经学的分派分期述评，意在反思已有的经学分派分期说。这之前的数十年，经学研究几乎是一片荒漠，只有周予同先生的经学史研究略有可观，但不少说法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可喜的经学热，可是，真正有创新意义的成果却不多见。各种论著一讲经学就习以为常地以一直流行的定义为说，而没有认识到流行定义的明显缺陷;一讲经学基本派别就以汉学、宋学为目，但却连经学基本派别区分的根据是什么都不清楚;一讲经学与儒学之别，就据四部分类定儒为子学等等，这都与缺乏对以前经学研究的反思有关。文化学术的发展，都必须以先前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而反思以往经学研究的得失，是推进现在经学研究的必要前提。只有在认真反思以往经学研究的得失，认识到其存在的缺失，才能够弥补以前研究的不足，取得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而这正是目前经学研究需要注重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