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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面

2021-04-06紫岚

海外文摘·文学版 2021年2期
关键词:奶奶

1

我怎么也没想到,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这么说的:“如果有男人对你好,你心里也有他……”她停顿了那么一下,“那就,和他好上。”

我正在给她篦头,我在她身后跪着,她满头的银丝都被我拢在左手的手心里,越过她的耳朵,在她的脑后束成一股。篦子在我的右手里,此刻停在她的头顶,就那么悬着。我看不见她的脸,不知道她是什么表情。我只注视着她的两只耳朵,那是两只苍白的,死气沉沉的,干瘪的耳朵,但毕竟是两只完好无损的耳朵。

她好像在等我说话。可我说什么呢?我继续给她篦头。我把篦子搭在她的右前额,插入发根,从前至后,从右至左,一篦子一篦子地过,穿过稀疏的发丛,经过我的手掌,从她的发梢一次次滑落。“人这一辈子,”她忽然又闷闷地说,“也就那么回事,不要亏了自己。”

她是我奶奶,今年八十五岁。七十五,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阎王好像已经忘了她,而她自己又去不了,就那么臥在床上,已经卧了一年了。自从她卧床后,我就每周回来一次,给她洗衣服,洗身子,篦头。如果她的身体状态好,我就住一两天,要是不好,我就多住几天。有好几次,她差不多就要去了,可最后还是没去,缓过来了。这一年里,她跟我说了好多话,我几乎把每一句话都当成了她给我的最后的话。但直到她去世,我只记住了今晚这一句。她是个农村老妪,不识一个字,没出过远门,没什么见识,但她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除了上个月她给我的两千块钱,我知道她什么也给不了我。她没办法还我一个完整的我,因此她就没办法把自己从对我的深深负疚中解救出来。这是一句很出格的话,是极少有人敢说的话,她现在把它送给我,她把它当成了最贵重的,最后一件礼物送给了我。

我用一根带黑绒布套的皮筋扎她的头发,最后在脑后扎成一束。她的头发不但稀,而且总也长不了,聚拢到一处,完全露出了她的两只耳朵。我喜欢用皮筋把头发扎成马尾巴的那种感觉,不过在我的手里扎成马尾巴的头发全是奶奶的,后来有了女儿,就给女儿扎。我从来没给自己扎过头发,我买皮筋、发夹,全部用在了奶奶和女儿的头上,我给她们梳各种发型,用上漂亮的发夹一类的头饰,但不管发型怎么变,都是露耳朵露鬓角的那种。而我自己从未用过皮筋、发夹,我一直留的是披肩长发,盖过了耳朵,盖过了鬓角,盖过了脖颈的那种长发,因为,我没有耳朵。确切地说,我只有一只半耳朵。别人都是两只耳朵,而我只有一只加一小半;别人都有两面完好的鬓角,而我的鬓角只有一面是完好的;别人的眼睛是对称的,而我的眼睛一只大一只小。就是这样。

睡觉的时候,奶奶说:“你明天回去吧,我好多了,身上从里到外比以前轻松了不少,好像要完全好了。”

我问:“真的?”

“真的,真的感觉要完全好了。”

“我还是再留两天吧。”

“不要管我,你回去,我就要好了。”

但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回味着她那句话。作为我的亲人和长辈,我不知道她这是在道德上对我的网开一面,支持我去按她说的那样做,还是对我当下的理解和准允?——难道她知道我的一切?

我躺在被窝里,打开微信,有点急不可待地给胥子真发信息:“做什么呢?”他马上就回过来:“看书,你做什么呢?”我相信他在看书,入夜以后他似乎没有其他事可做,看书是他的唯一。有时候他直接把书拍过来,什么《墙体彩绘》《手绘技法》《庙宇彩绘》《非常手绘》《工笔画技法》《彩绘教程》《手绘作品集》这一类的。不管他是发过来的文字,还是拍过来的照片,只要知道他在看书,我就喜欢,我就感到一种踏实、幸福,甚至骄傲。我回复他:“我在想你,我想要你!”他说:“我也想你!”我就给了他一个亲的表情和示爱的表情。我们就这么亲热起来……

我恨不得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然后我要他,放荡酣畅地要他,要他抚爱我,要他给我……我们最后约定,明天晚上见面。

2

确切地说,我们真正的相识就是在他发现我的畸形的眼睛后开始的。

八年前的一天下午,胥子真请我去喝咖啡。咖啡馆环境优美,很时尚,很浪漫,特别合时宜的钢琴曲与咖啡的袅袅热气在空中萦回。一切都那么奢华、优雅。我从来没进过咖啡馆,从来没感受过这种氛围。我想都没想过有一天和一个帅气、优雅的男人步入这么好的咖啡馆喝咖啡。我相信,胥子真肯定从我当时的表情、眼神和一举一动看出了我没见过世面的窘态。和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近距离相处的时候,我始终保持着一种安静的姿态,这种姿态早已成了一种习惯,而且,在这种习惯之外我戴的是宽架子宽边框的眼镜,这是特意的,为的是借此起到一点遮掩作用。和胥子真面对面只隔着一张桌子品着咖啡时,我相信我这种习惯显得更为突出。我觉得今天的这一刻是一个关键时刻。但是,我的安静最终没有掩饰住我的一切,宽架子宽边框的眼镜也未发挥它的作用。他盯着我,很平静地问:“你的眼睛,还有鬓角,是怎么了?”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是怎么发现的,但我肯定,除此之外他没有发现更多。他平静得近乎淡然,看不出有一点儿意外,看不出有失望的意思。我无法知道他这一刻到底在想什么。我该怎么回答他?我不由得低下头,搅动着咖啡悠悠旋转,我忽然觉得,一杯咖啡就是一杯生活,苦中带甜,或者甜中带苦,还被铁勺子搅得旋来旋去。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胥子真。因为他和别的男人不一样,他很特别,富有内涵,儒雅、高贵,而且帅气,对这样的男人回答这个问题,我从心底里特别作难,我要小心,要斟字酌句,我的回答必须要为我的希望服务。我抬起头,望着他的脸,他有棱有角的脸,一双充满睿智而深沉、自信却含有忧郁的眼睛,还有他那刚毅的嘴唇。望着这一切,我的自信,我的希望就一下子崩塌了。我不愿意给一个男人讲述我的这一切,我觉得这没有任何意义,反正我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这个他已经看到了,就由他怎么去想,怎么去看吧。我也不需要他的同情和怜悯,我不需要这些。我需要的是接受,接受我的一切,但这个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对胥子真更不抱希望。可我不甘心放弃他。倒不是我爱上了他,我不知道爱上一个男人是什么感觉,正如我从来不知道被一个男人爱的感觉。我只想知道我身上还有多少让男人投怀送抱的东西。我的半个脸就像一块丑陋而残酷的试金石,一下子就能把好坏真假试出来。除了我的丈夫,眼前的胥子真是即将进入我这种“圈套”的第三个男人。我必须让他进入我的“圈套”,所以,他和前两个男人基本上没什么区别。我让他要我,然后让他失望、恶心、后悔,最终让他明白,不是他玩了我,而是我玩了他,最不好也是一个平局:他玩我的同时我也玩了他,谁也没占谁的便宜。没错,如果胥子真这样的男人被我玩了,我的成就感就更大。

胥子真说:“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问题。”

我说:“没什么,问题是让你失望了。”我把这句话说得很得体,透露出了对已成事实的坦然,但又不失一点恰当的哀怨,还有一份对无常人生的伤感。是伴随我文静地低垂眼睑、忧郁的眼神、白净纤细的手指合握咖啡杯、目光散漫于咖啡袅袅的热气这些表情和动作完成的。我相信,我的这些神态对他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因为,我的另一只耳朵和眼睛是完好的,完好的耳朵还很秀气,不肥不瘦,不大不小;完好的眼睛还是杏仁眼,睫毛浓长,眼神风流,眉毛浓黑,粗细长短无可挑剔。况且,我的鹅蛋脸庞大部分细嫩光洁,白里透红;嘴唇性感,牙齿洁白整齐;鼻子有棱有角,秀挺玲珑。更重要的是我的身材,腿长腰细,腹平臀翘,我一直比较自信。我把这些通过表情、动作、姿态尽力发挥到极致的魅力,希望能起到瑕不掩瑜的作用。

我不知道是谁的原因,反正一切都向我預想的方向——也就是我的“圈套”走去。我们谈得越来越投机,那种和谐、快乐,那种一呼一应,一唱一和的情景,说明我们即便不是志同道合的两个人,但最少也是“有共同语言”的两个人。我们谈得最多的是他目前的工作,也是他最喜欢的事——彩绘。这个话题多半是我发起的,倒不是我有意讨好奉承他,当然,这样的动机也不是一点没有。更多的是我真的喜欢这个话题,我喜欢他笔下的那种色彩,那种强烈的、浓烈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冲击力特强的色彩。我问一个问题,他就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又延生出另一个问题,就像一棵树,一枝生一枝,生生无穷尽。最后,这棵树就成了一棵色彩斑斓的魔幻树,它的每一根枝丫的颜色不同,每一片树叶的颜色不一样。其间有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快乐地跳来跳去,羽毛漂亮,但有点害羞——那是我不失时机的插话,我的看法、观点和感受。当然,我们也会换换角色,他问我曾经的大学生活,他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没上过大学,他说他只上到了高中毕业。他还问我看什么书,问我的打工经历。我在观察他,他是不是还在注意我的右脸。他没有,他似乎把这个早就忘了,他的注意力全在我的其他地方,他是不是发现了这些地方的美?反正他的兴致很高,谈兴正浓,显得很真诚,还有些眉飞色舞。投到我身上的目光越来越有温度,并且有了一定的黏度。

从咖啡馆出来时已是黄昏。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就那么走着,像是一对早已熟知并习惯于对方的情侣。但实际上从咖啡馆出来后,一种莫名的矜持便抓住了我们。后来他说我们去吃饭吧。问我想吃什么?我说随便吃点,吃什么都行。最后他选了一家很上档次的川菜馆,点了四个菜,以辣为主。他要了一瓶青稞白酒。

“很多人说彩绘根本不是什么艺术,”他说,“他们瞧不起我手里的活儿,瞧不起我,认为我就是个村妇野夫们眼里的画匠,是个拿这么点手艺讨生活的人,我觉得他们这是狗眼看人低!总有一天我会成功举办我的彩绘画展……”他一仰脖子干了一杯,似乎这是一杯对天发誓的酒。

“你现在本来就是个画匠,”这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但已经说出去了,我不想收回,不过我补充强调了一下,“我说的是现在,你现在就是个画匠。”

他又惊讶又失望:“你也这么看我?”

“是的,你现在的画浑身是匠气,没有灵气,缺乏想象力,你画得很像,很像就是匠气,注入灵气和想象力才是艺术。”

他颓丧地低下了头,一手握着酒杯,似乎进入了一种思索。然后他喝了一杯,一边再斟酒,一边说:“听起来煞有介事,好像你做过研究,你比别人懂得更多。”

我明白,他说的“别人”其实就是他自己。我说:“我虽然没做过研究,可我在中文系好歹也混了四年,文学艺术类书籍也算读了几本,只能说了解一点点,因为文学艺术是相通的,文学会让人具备真正的审美能力和艺术美感。”

他笑了一下,带点儿鄙夷的那种笑,他说:“你是嫌我没上过大学吗?”

我没料到他会这么想。我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嘴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他说这些,可能我有些醉了。按今天我对他的想法,我应该顺着他才对。应该说他的彩绘绘得如何好,说我如何喜欢他的画,让他高兴,让他骄傲。可是,该说的这些我不知道它们藏哪去了,不该说的反倒从心底里滔滔而出。我知道这下完了,我这个不识相的货!我马上对他说:“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我有些醉了,班门弄斧,我自罚两杯。”为了表示诚意,我连干两杯。

他看着我喝了酒,却笑了:“其实你不必这样,”他说,“其实,和你谈话很快乐,因为你能说真话,你让我重新开始认识自己,这两杯酒我陪你。”

我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特想他把这句话再说一遍。他真的连喝了两杯,似乎喝得更有味的样子。

“真的”,他说,“和你在一起真的很快乐,谢谢你。”

他居然脉脉温情地注视着我,然后把左手伸过来,用手掌将我搁在桌子上的右手完全盖住了,然后慢慢地包裹在他的手心里。他的手是偏于骨感的那种,但一点也不粗笨,他抚摸着我的手背,我感到了他的力量。他的手很凉,干净干爽的那种凉。据说手凉的人心热,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没想到局面会变化得这么快。我不明白这里面有多少是真心,有多少是假意。他就那么注视着我,我感到了他目光里的温度和黏度,我都有点儿不好意思了。我垂下了眼睑,避开了他的眼睛。但我伸出左手,像他那样用左手掌盖住了他的左手背,我也抚摸着他的手背,很好地把控着动作和节奏。就这样,他的手里是我的手,我的手里是他的手。这样的情景我好像在电影里见过,没想到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

“斑玉,”斑玉是我的名字,他在叫我。我抬起眼望着他,他说,“今晚就不要回了,好吗?”

我低下头什么也不说,但我的左手用了力,他的左手肯定感觉到了。

我被胥子真紧紧搂在怀里时,我的意识一下子陷入了一种虚飘感,一切如在梦中,一切似是幻象。

虽然和胥子真约定见面的时间是晚上,但我早晨就动身了。我要回家去看看女儿。今天是星期天,女儿在家。从奶奶家到平夷市得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从平夷市到海宁市又得一个多小时。再说,和胥子真约好了要见面,我的心早就不在当下,我只想着尽快能见到他。奶奶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一再说:“回去吧,不要管我,我觉得我要全好了。”

女儿在家看电视,一见我进门,便从沙发上跳下来,挽住了我的一只手臂,她说:“妈妈,我以为你不回来了。”我说太姥姥的病好多了,我就回来了。我问她怎么一个人在家?她说爷爷奶奶出去了,爸爸在睡觉。我不知道他这会儿睡觉是夜班后的休息还是酒醉。我和付南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面了。我们基本上没有多少见面的机会,因为通常情况下我只在周末回来一次。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不想见他。卧室的门紧闭着,我倒想看看,一个多月他有没有什么变化。一股浓烈的酒气和脚臭把我堵在了门口,这是这间屋子里正常的、特有的味道,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如果没有这味道,那才是意外。我看不见他的头脸,他全藏在被子里,从被子里传来的呼噜声依然那么雄壮而有特点,好像被子底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台正在运行的机器,但这台机器运行得有问题,一会儿轻松正常,一会儿因负荷过大而快要崩溃了。我关上门,退回了客厅。

女儿抱住我的腰,她仰着脸蛋,眸子清亮亮的,眼巴巴望着我问:“妈妈,今晚你要住家里,陪我睡觉对吧?”我的心里一阵疚痛。虽然女儿在婆婆的照顾下过得还不错,但那毕竟是她的奶奶,和母亲还是有所不同,她更需要妈妈的疼爱和呵护,需要妈妈的陪伴。这个是我欠她的。自她上小学后我就没好好陪过她。我一直在海宁市上班,离家五十多公里,我不可能天天回家,开支、劳顿、时间,都不允许我这么做。再说,这个家对我来说已经名存实亡,要不是女儿,要不是婆婆还算通情达理,回家这个美好的动词恐怕不会在我的身上得以实践。但是,我已经和胥子真约好了,关键是我特想见他。如果昨晚上奶奶不说那么一句话,我没想着今晚约他,虽然我时刻想着他,想和他见面。奶奶那么一说,不知为何,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我见他心切。见不到他我简直痛苦难忍。因此,我只好给女儿撒谎:“可是,可是今晚公司有事,妈妈得回去加班,明晚妈妈再回来,一定回来陪你。”我非常愧疚,有一种负罪感折磨着我。可是,我要见胥子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女儿的脸贴着我的腹部,她什么也不说,只那么紧紧地贴着我。我说:“妈妈现在给你洗澡,然后上街给你买东西。”因为女儿特别喜欢我给她洗澡,或者说喜欢和我一起洗澡。我每次回来,她几乎都会提出和我一起洗澡的要求。从我给她脱衣服开始,她就如一只欢腾的小狗又调皮又温顺。她故意不让我脱她的衣服,她会跑开,站在一边挑逗我,等我过去抓她。或者把身体蜷缩成一团,让我无从下手。其实她的目的就是我来抓住她,把她搂抱在怀里,她要的就是这个过程,要的是母女亲密的身体接触。然后她把一切交给我,在我的怀里,在我的双手间尽情撒娇。洗澡的时候,我给她打香皂搓洗,她那么温顺、快乐而幸福。她似乎更乐意对我付出,她会用小手拿香皂给我搓洗,她够不着我的上身,就叫我蹲下来,小手滑过我的肌肤,熨帖着我的生命和心灵的伤痛。我忍不住流下五味杂陈的眼泪。

女儿特别喜欢给我梳头,她从三四岁开始就给我梳头,我坐在床上,她站着,拿着梳子以我的头为中心绕来绕去。不知道她手里的梳子在我的头上梳了多少遍,她快乐、投入,好像我的头是她心爱的一件玩具。现在,她给我梳头的兴趣一如既往,而且已经会梳发型了。她每次都要给我梳多个发型,梳好一个,解开,再梳一个。她从电视节目人物的身上学到了不少发型,一个一个地在我的身上实践。梳好一个,她就拿镜子让我照,她快乐而幸福,说妈妈漂亮。好几次,我对着镜子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就因为她说的“漂亮”这个词。镜子里的我右眼比左眼小,并且是一个三角眼;右鬓角凹了进去,这块皮肤的颜色和面部其他地方的颜色存在较大差异,而且没有正常的纹路和汗毛,没有鬓发;右耳朵根本没有耳朵的形状,只有成人的拇指头那么大一点,中间是耳洞,几乎是一点儿缝隙。所以,我流下了眼泪。我不知道女儿为什么总说我漂亮,难道她对这些看不出来吗?今天她给我梳头的时候我发觉她手里的梳子似乎很沉重,她梳了很长时间,却只梳了一个发型,一个翘翘的、俏皮的马尾巴。“妈妈,”她说“你的右脸蛋和左脸蛋怎么不一样,右眼睛和右耳朵比左眼睛和左耳朵小,鬓角还凹了进去,皮肤也不好。”我知道她迟早会这么问的。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最熟悉我右脸的恐怕只有女儿和胥子真。奶奶和父母亲也未必清楚,因为她们看得少,她们不忍心看,这是她们的严重过失,是她们心上的疤痕,她们回避看到它。女儿问我这话时站在我身后,一只小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右眼、右鬓角和右耳朵。当时胥子真问我的时候也是这么抚摸着我。女儿是问这件事的第二个人。我相信,不会有第三个人问这件事。我本来要说,妈妈比你现在还小的时候出了一件事,就变成了这样。我强忍住眼泪,我不想给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阴影和伤痛。我终于说:“妈妈生下来就这样,人和人不一样,妈妈就是这样。”

3

我的童年,就是从一声痛苦而撕心裂肺的惨叫开始的。

七年前,我在西海大酒店给胥子真讲述我畸形的右眼、破损的右鬓角和小半个右耳时,也是这么开头的。如果没有那一声贯穿我一生的惨叫,那么我的人生又会是什么样子?我的丈夫是不是现在的付南?我会不会仍然四处讨生活而处处碰壁?会不会和那个小个子南方人开房?会不会和那个叫马洪的出租车司机鬼混?会不会遇到胥子真(还居然相处到这么久)?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但我无法断定。我能断定的是,奶奶不会跟我说那么一句话。因为一切都是奶奶造成的。奶奶也是这么说的。“都是我不好。”奶奶说。我七岁那年的一天,奶奶一边给我梳头一边说,“都怪我这个老不死的。”奶奶流下了眼泪,她把我搂抱在怀里,用她粗糙却温暖的手一遍遍抚摸我的头发。因为我终于发现了我的右眼和左眼不一样,右鬓角和左鬓角不一样,右耳朵和左耳朵不一样。村里的玩伴们可不是这样,他们每个人身上的一双眼睛、两只耳朵以及左右鬓角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我还好几次留意观察了我的同村玩伴张喜梅的耳目,她和其他人一样,两耳双眼和两鬓都好好的,长得一模一样。包括我的弟弟,他和我不一样,却和其他人一样。我再看大人们,奶奶、父母、叔叔婶婶……所有人,自己脸上的眼睛、耳朵和鬓角长得一模一样。只有我是个例外,右眼比左眼小,右耳比左耳小,右鬓比左鬓凹。此后不久,更多的人发现了我的丑陋。我懂得了美丑,所以就問奶奶,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是这个样子?

“那年你出生还不到一岁,”奶奶说,“正月刚过,天气还冷得很,屋子里生着炉子,那天早晨,你爸妈上地里干活儿去了,我把你放在床上……”她开始哽咽。我望着她老泪纵横的脸,不知道她为什么如此伤心。

奶奶把我放在床上后,她挑着水桶到村子的水房挑水。她临走时在我的手里塞了一块馍,另一只手里塞了一面小拨浪鼓,还用铺开的被子从前面把我围了半圈儿。我一边啃着馍,一边摇着拨浪鼓,就像平时奶奶握在手里对我摇转那样,可是拨浪鼓不听使唤,响得有一下没一下,根本没有连续性和节奏感。有那么一两下,我摇出了一点味道和感觉,这使我很兴奋。但就那么一两下,之后越摇越不行,我的手很快没了力气,最后拨浪鼓从我的手里脱落在床上。我很败兴,很生气,我不想把它重新捡起来。这时候,另一只手里的馍馍也不知道丢哪儿去了。我两手空空,不知道该干点儿什么好。我觉得很没意思。看看屋子,光线有些昏暗,静悄悄的。我望着窗户,等奶奶来,但奶奶不来。我正要喊叫,却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不是一种,是多种,呼呼的,呼呼呼的。我仔细一听,是床沿边的火炉在叫,我穿过炉盖的缝子,看见里面有一种红色的东西在不住地跳动,摇摆。没想到还有隐隐约约人的叫声,呜呜哇哇的,大喊大叫,有女人的声音,有男人的声音,有小孩儿的声音,就夹杂在火炉呼呼的叫声里,又感觉不在火炉里叫,而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我从被子的围圈里爬出来,爬呀爬,终于挨近了火炉。我的惨叫就是在这一刻发出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把脸蛋触到了火炉的盖子上的。

“我刚到水房,”奶奶说,“就看见喜梅家的院子冒着大烟,火星子跟着黑烟飞出了院墙。”喜梅的奶奶在大门口急得又拍大腿又转圈,扯破了嗓子喊救火。喜梅的爸爸妈妈下地干活儿去了,家里只有她和喜梅。村子里的年轻人大多下了地,出来救火的没几个人,而且都是老人、娃娃们。奶奶说:“喜梅家只有四间房子,三代人住着,你说,我不去救火行吗?要是四间房烧光了,房子里的粮食烧没了,他们住什么,吃什么呀!救火就是救命啊!可是,我跑回来时,你却夹在床头和炉子的那点道道里,脸蛋在炉面上……”我的肉那么嫩,我不知道奶奶聞到的是烤肉的香味还是臭味。我相信,这个味道肯定是奶奶一辈子忘不掉的唯一的味道,再香再臭的味道也覆盖不了她记忆中我的脸蛋被烤熟的味道。奶奶一声惊叫,就把我抱起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奶奶说,“还有脸活着见人吗!你也别活了,你活下来就是个黄连命,遭不完的罪,不如我们俩一起死了干净。”她抱着我,跑出了家门,样子就像个疯婆子。她号着,怪叫着,又哭又笑穿过村子。前面滔滔湟河已经不远了,她已经感觉到了一跃而入的悲壮,感觉到了生的不幸和死的尊严,从此我将不会有一个半面人生,她的罪过也随流而去。“可是,”奶奶说,“村里人拦住了我,把你从我怀里夺走,把我扯回家,他们叫来了你爷爷和爸妈,然后把你送到了海宁市的陆军医院。”

出院后我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医生说耳朵和鬓角就那样了,右眼还可以二次手术,完全能变得和左眼一模一样。“但是,”奶奶说,“你爸爸妈妈不管了,他们再没有按医生说的去给你的右眼做手术,他们说没钱。这个钱该是我出的,可我,我哪来的钱呢!”奶奶一手搂着我,一手一把一把地抹眼泪,“都是我不好,都怪我,我为什么要给别人家去救火呢!是我害了你,我对不起你啊……”

这些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故事,我没有任何记忆,疼痛的,悲惨的,什么都不记得。我不明白奶奶为何如此伤心悲痛。她哭天抹泪的,实在很可怜。我也流下了眼泪,为我自己,也为眼前的奶奶。不过我毕竟才七岁,虽然懂得了美丑,但并不懂得我这副模样将会对我的人生带来什么影响。

4

一天中午,我和胥子真从海宁市的一家酒店出来,有一会儿我走到了他的前面,他在我身后有五六米远。不过他很快跟上来了,和我并肩走。他忽然说:“挺胸,抬头,把脖子伸直!”

我一时没明白他说谁,我疑惑地望着他。

“难道不接受我的建议吗?”他问我。

我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但我不明白,我的胸、头和脖子怎么了。

他说:“你看你的样子,头上就像压着三座大山一样,三座大山早就被推翻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们认识已经三个多月,第四次在海宁市开房住了一晚。他给我提这个建议的前一个小时我们还在酒店里做爱,我们积极协作,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做得热火朝天,天旋地转,我好几次在高潮的浪尖晕了过去。现在他突然给我提了这么个“建议”,我真的不明白所谓何来。我觉得这个“建议”叫作不满更为确切,是嫌弃我的一种委婉前奏。他嫌弃我却不明说,何必玩这样的小聪明!我的心就像被扔进了一盆盐酸液里。我差点就在胥子真的当面流下眼泪。但我还是按他的“建议”挺了胸,抬起了头,把脖子也伸直了,我要听听,他还会说什么,还会有什么“建议”。

“对对,”他说,“就这样。”他的目光一直没离开我,“这样子才对,气质一下子就有了。”

他显得很激动,很开心,很真诚。“记住,”他接着说,“从今天开始你要改变自己,先从你的头、脖子和背做起。要是你仍旧低着头,缩着脖子,凹着胸,弓着背,那我就和你拜拜。”他一脸的严肃,但又那么孩子气。看着他的神情,我感觉我身体的那四个部位好像真有问题。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吗?”我和胥子真中间隔着一张餐桌,他注视着我,问我。我回答不了他的问题,我垂下了眼睑。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是自卑造成的,你怕自己的缺点被人看见,就想把自己藏起来,所以就低着头,缩着脖子,结果背弓了,胸凹了,头再也抬不起来了,脖子也就那么缩着。”他说得毫无顾忌,又显得很坦诚,越说越来劲儿了。“这说明你根本不自信,不自爱,半个脸已经成那样了,那是外在因素造成的,是天灾人祸,你没办法,但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自己造成的;你想想你为自己做了些什么?已经成那样了,但你还得活下去,那就要活出个样子来,要让别人看看,虽然你有那样的缺陷,但其他地方很美,比很多人美。真的,要是你不低头弓背,把身板挺直,你真的很美,比很多人美。”

这顿饭我们吃得时间不短,可我没感觉到多少饭菜的味道,我只感觉到了我心里的味道,胸膛里仿佛灌满了醋酸,侵蚀着我的五脏六腑。

我回到宿舍后第一件事就是走进镜子,我要镜子仔细地把我看看,要它客观地告诉我,我的身材到底是不是如胥子真说的那个样子。我平时极少走进镜子,我和镜子没缘,镜子也不喜欢我这样的人。其实我一直对自己的身材很自信,因为我的两条腿修长而直,双臀宽而上翘,腰围接近于“A4”。我先是正面出现在镜子里,然后转了90°变成了侧面。这是我第一次在镜子里端详自己的身体,我相信,没有什么比镜子更真实,更公正无私,就像观看皇帝新装的那双清澈、纯真的眼睛一样。当我按胥子真说的把头抬起来,把胸挺起来,把脖子伸直,把身板挺直后,我发现我真的比刚才美多了!为进一步验证,我把自己脱光了,只穿一条内裤让镜子看。我把刚才的动作重新做了一遍,原版动作上的我就像一个受尽欺压迫害的奴隶那么可怜、丑陋,按着胥子真的话,我头顶着三座大山:脊背呈现着丑陋的弧线,乳房就像一对无精打采的白鸽子,羞涩地藏进了凹进去的胸脯,脑袋自卑地无地自容,它把身体当作一个壳,一直努力着走进这个壳,走得越深越好。然后我把胥子真教我的动作又做了一遍,一经对比,我的眼泪就禁不住簌簌而下,在镜子上流成了河。

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从来没有,连一点暗示都没给过我。别人不说,是和他无关,或者是怕伤着我,亲人不说——比如奶奶、父母——又是为什么呢?当然,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发现什么,根本没留意我身体的变化。只有这个叫胥子真的男人发现了一切,说开了一切,揭穿了一切,还要我改变自己!这个傻男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胥子真说得没错。从七岁那年我就慢慢产生了一种抬不起头的感觉。那年张喜梅发现了我的右眼右耳及鬓角,说丑死了,丑死了。然后她把她的发现告诉了我的其他同学和玩伴。同学们都把游戏的兴趣和学习的兴趣转移到了我的身上,他们对我充满了特别的好奇,好像我是外星人一样。他们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的脸,非常希望在我的脸上发现他们所听说的东西。有一天,一名男同学在教室里从我身后突然把我抱住,随即另一名男同学过来把我鬓角的头发一下了撩了起来,他惊叫了一声“我的妈呀!”就松开了手,仿佛抓住的不是一個女同学的头发,而是一条蛇。由于他的动作太快,致使围过来想看个究竟的好多同学大失所望,只有两三个离我最近的同学可能看到了他们一直想看的。他们有的惊恐万状,有的唏嘘难已,有的窃笑,然后迅速离我而去。我趴在课桌上,把头深深埋进了胸前。自此,他们的目光就像一只只鹰的目光,明锐、尖刻,盯着我的右脸,想穿透我浓密的发丛,想钻进头发与脸颊的缝隙……又像一只只丑陋而尖利的爪子,又像一支支寒光毕露而锋利的箭镞,追赶我,围堵我。我害怕这样的目光,讨厌这样的目光。但我无法抵挡这样的目光,我只能躲避他们,想把自己藏起来。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丑陋的右脸。所以,我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时时处于一种紧张的防范状态。我总在留意向我靠近的每一个人,注意在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当一个人一步步走近我时,我就从老远观察他的神色举止,如果确认来者不善,我就一低头默默地避开。而对于我身边的人,我始终用两只眼睛的余光瞅着他们。因此,我身上一天到晚最忙碌的器官就是一大一小的一双眼睛。直到今天,我由此练就了一副好眼力,而且,始终改变不了用眼睛的余光看身边人的习惯。这样,不管走到哪里,我的两只眼睛总是显露一种很强的自我保护神态,左顾右盼,有些贼溜溜的样子,使我作为一个女孩儿,作为一个女人的形象又打了不少折扣。现在想来,无非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便失去了抬头挺胸的自信。

放学回家后,我就悄悄地一头钻进了镜子,在镜子里我把头发撩到了脑后,和自己面对面互相看着。没错,那就是我,长着一张非常不对称的脸。我看得很仔细,把镜子拉近,放远,正看,侧看,转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在不同角度下,镜子里呈现出我不同的面孔,转到左面,是一张秀丽可爱的脸,转到右面,是一张……一张什么呢?对,鬼脸,是一张鬼脸,丑陋、可怕、让人恶心。这就是我,一张面孔一半是人,一半似鬼。我注视着我,越看心里越难过。这是我第一次在镜子里和自己的面孔客观、认真、仔细、这么长久地对视,也是第一次为自己难过,不,不是难过,是心痛,我感觉我的心在滴血,就像我的眼泪一样,滴下去,滴下去……

我每一天努力的方向就是在大庭广众和众目睽睽之下如何把自己藏起来。除了每时每刻保持下披的长发,低头是第一步,低头总比抬头好,不惹眼,不招人,低一点,再低一点,只有好处和安全,没有坏处和危险。胥子真建议我把脖子伸直,可能当时我在低头的基础上把自己的躯体想象成了一个壳,试图把头缩进这个壳里去,这样最保险,我可以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我。我上到初中后,把自己藏起来的愿望变得更强烈了,并寻找更多藏匿的方法,我觉得看书是个不错的方法。当然,我看的多半不是课本,我怀疑学习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还有多少意义,甚至不知道活着的意义和希望。我看的是琼瑶的小说。看书是独处的理由,而且,看着看着,我还会走进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尖刻的眼睛,没有对隐私的好奇和恶意揭露,没有嘲笑,没有鄙视,这个世界很美,温暖如春,情意绵绵,花好月圆。因此,我的高考考来的只是个险中专科,走进了海宁市一所专科学校的中文系。是的,我完全长大了,要不是我那半个鬼脸,我绝对是一个漂亮风流的大学生。可惜我不是,我感觉一切更加灰暗起来。我觉得我更需要把自己藏起来。让我欣慰的是,藏起来的方法原来很多,比如写作。我拿起笔,悄悄地走进了那些方格,把自己围起来。我从一个方格跨进又一个方格,留下我的伤痛、孤独和绝望,在文字里寻求温暖和美,然后又把这些藏起来,就像藏我自己一样。我藏着脸面,也藏着心灵。

直到今天,我把自己藏了整整三十五年,要不是胥子真发现并指出来,我自己都不知道藏得有多深,不知道藏匿的生活将我变成了什么样子。所以,胥子真是目前为止最了解我的一个人,除了我和万开新及马洪的事情外,他知道我的一切。奶奶未必了解这么多,她一直未发现我头上压着“三座大山”,她看着我一天天长大,也许认为我应该就是那个样子。自从胥子真发现了我头顶的“三座大山”后,只要和他在一起,他就时刻提醒我挺胸抬头。他往往一边说,一边瞪着我,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他不分场合,不顾忌我的感受,尤其是人多的地方,或者我和别人讲话,买东西讨价还价的时刻,他的提醒冷不丁就会从旁冒出来。我脸红,装作没听见,但还是完成了挺胸抬头的动作。过后我仔细一想,在他提醒我最多的地方,正是我更需要藏的地方。

5

奶奶是我没必要躲藏的第一个人,但她和胥子真毕竟不同,她给不了我自信,给不了我骄傲。我只知道她爱我,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始终爱我的恐怕只有奶奶。她是我的温暖、自由的港湾。只要离她而去,不管是学校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我总想着能早些回到她身边,一回到她身边,我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完全放松了,我什么也不顾忌。我知道,只有她不会嫌弃我,我不怕她看见我的丑陋。直到后来我上了大学,以致大学毕业,期间我甚至越来越想在她眼前暴露我那不堪目睹的半个脸,让她时不时地看见我的硬伤。我明白我这样做未免残忍,也觉得对不起奶奶,但我忍不住就要这么做,因为生活对我也很残忍,我对奶奶的残忍远远不及生活对我的残忍。事实就是这样,我在外面怕别人看见我,而家里总想被奶奶看见。如此产生了第二个事实:奶奶怕看见我,越来越怕看见我。因为我完全成一个大人了,女孩子长大成人,意味着很多事情,面临着很多抉择。奶奶一边怕看见我,一边对我疼爱有加。我从学校回来,我挑水,她不让挑,我扫地,她不让我扫,我做饭,她不让我做,我洗衣,她不让我洗。每次我要做这些,她就从我的手里抢过去,非常慈爱而温和地说:“不要你做,你看书去,我就喜欢你看书的样子,不想看书就到外面去玩。”她尽量避免和我对视,她总是低垂着眼睑,目光躲躲闪闪,甚至畏畏缩缩的,眼神始终阴郁着,充满一种深深的忧戚。她不但不让我做家务,而且总在搜寻着能为我做点什么。因此,往往是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她已经洗好了我换下的衣服,包括我的内衣内裤和袜子、鞋子。大四那年暑假的一天,我午睡醒来,从窗玻璃看见奶奶在廊檐下洗衣服,我没看错,她手里搓的是我粉红色的内裤,是我睡前换下的,有大片的经血污斑。她坐在小木凳上,佝偻着身子,把我的内裤浸到水里搓几下,举到眼前展开来仔细地查看,然后再浸到水里继续搓,又举到眼前展开来查看,查看过后,一只手伸到脚下的一个铁皮罐子里,抓一撮洗衣粉接着搓洗。她不急不躁,显得平和、认真、投入,似乎透露出一份内心的慰藉和安然。阳光照着她的发髻,鬓角和额前的几缕银丝忽闪着若隐若现的一道青光。她表情木然,我不知道她在这一刻想什么。那年她七十二岁,我二十二岁。望着她的身影,我觉得她那么可怜,我的心里一阵酸楚。想想二十一年前我和她的噩梦般的那个上午,痛苦和绝望的眼泪一下子模糊了我的眼前。

大学毕业后,我做过餐厅服务员,做过招待所服务员,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工作,我也没有更多的自信和勇气。即便是服务员的工作我也干不了多久,老板有的是辞退我的理由,其实什么理由都不是理由,而是他们最终发现了我丑陋的半个脸。现在想起来,不光是因为这个,还有胥子真指出的我头顶“三座大山”的形象。这些都是做一个服务员的大忌。因此,我最后不得不待在家里。这时候,我的同学们有的早成了政府的公务员,有的当了老师、医生什么的;有的做生意,有的打工,最不好的也比我强;而且,他们陆陆续续地结婚了,有的甚至抱上了孩子。我待在家里,感觉自己就像个幽灵,使家里的气氛充满了一种高度的紧张感、压抑感,甚至恐惧感。奶奶伺候我越发地周到备至,就像一个仆人那样谦卑恭顺。她甚至不敢抬头正眼看我。就这样,我在外面想伺候别人却不让伺候,我抬不起头面对人事,而在家里,奶奶在我的前面抬不起头,还像伺候一个公主一样伺候着我。我和奶奶睡在一起,只有到了她认为我睡着了的时候,在昏黄的灯光下,她才一遍遍用湿漉漉的目光抚摸着我。

当我进入一种冷静而理性的思索时,我终于不得不承认,一切都是我的劫数天命,老天爷设好了那个局,给我安排好了一切,我躲不过,谁也阻止不了。奶奶也一样,伤疤永远烙在了我的脸上,同时也烙在了奶奶的心上,我的不幸就是她的不幸,她痛苦着我的痛苦。

6

我感觉到了,也看出来了,家里人正在悄悄地为我张罗一门亲事。我的亲事不好张罗,够难为他们的。但必须张罗,不好张罗的亲事越要张罗,耽误不得。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人生路上必须迈出的一步,是我必须做出的一项选择。对于家里人来说,我的亲事可谓任务重、时间紧,而对于我自己来说,这可能是一次冒险行动,是一个赌注。但不管怎样,我得迈出这一步。

我记得很清楚,媒人走进我家的那天是1999年的3月9日,农历1月19日。天气晴朗,太阳又亮堂又精神,暖烘烘地普照大地,我感觉到了万物复苏的勃勃生机。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不错,都和九有关,九含有长久的意思,还有九九归一的说法。今年是世纪末的一年,新世纪即将到来,而我的生活将迈出非常重要的一步。媒人是我们村的,住在村东头,离我家约三里路,不常见。她大概有五十岁左右,显得很精干。她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廊檐下看琼瑶的小说《几度夕陽红》。我把书顺手放在身边的小方桌上,站起来给她让座。母亲和奶奶先后从屋里出来见客。我瞅瞅她们的眼色,就知道她们是有约在先的。我进屋去准备茶水,听到身后媒人说:“多好的姑娘,唉……”她长叹一声,透露出无限的惋惜之情。我倒了茶水,拿书准备离开。媒人说:“玉儿,不要走,一块儿坐,我今天就是为你来的。”她是个直爽人,这我喜欢。我就搬了一个小凳,坐在奶奶身边。按说这无疑是件好事、喜事,但奶奶和母亲的脸上没有一点儿喜色,有的是类似于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的那种神情。媒人看着我说:“姑娘老大不小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耽误不得,你说是不是奶奶?”奶奶非常为难地笑了一下,皮在笑,肉不笑,笑纹就像是用手捏出来的,又僵硬又难看。她对媒人说:“喝茶,你喝茶。”媒人对我说:“斑玉,有个人家,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家住在下河坝,你知道那里的土地比我们这里的土地好;那家境也比你家好,有三个蔬菜大棚,有一辆农用车,有一辆摩托车;父母身体好,就兄妹两个,妹妹念初中,我看挺不错;要说人嘛,怎么说呢,要是你有意思,我就把人领过来你们见个面,说不定就成了,你说呢?”她眼巴巴望着我。

我说:“成,就按你的意思办。”

媒人一下子笑了,说我是个明理人,不愧是读过书的。

第二天临近中午,下河坝的人到了。农用车在大门口熄了火,我就透过窗玻璃盯着大门。媒人推门进来,随后跟进两个男人,一个五十岁左右,一个三十岁左右。我的目光落在了年轻男人的身上。他穿一身黑西服,衣襟下角和腿面上沾了一片片灰土,紫红色的衬衣领子一面翻卷上来,盖在西服领子的上面;头戴一顶白色遮阳帽,帽圈被油汗浸成了褐黄色;白色旅游鞋是新的,显得很大。他个子和我差不多,偏瘦。他迈着罗圈腿经过厢房窗前,一只黑眼望着前面,一只白眼不知道在看什么。没错,他是来向我求婚的。今天在座的都希望我和这个人配成一对,过完一生。可以说,这个人就是我的身价。我知道我会很惨,但没想到会这么惨!

给来客上菜上到中间,媒人过来叫我掌盘子上一道菜,这是老规矩,是男方要看看我的意思。我不能不去。我特意拿出了非常好的精神状态出现在他们眼前,我不卑不亢,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难为情的。他们看我,我也看他们。没错,他的眼睛就是一只黑一只白——一只眼睛正常,一只眼睛是坏的;他面皮干瘦,大嘴,还老是半张着,露出了难看而肮脏的牙齿;他至少有三十四五岁。盘子里的菜下到桌面上,年老的那位笑嘻嘻地把两张红票子放到了盘子里,他是他的老子,看起来比儿子周正。

没过多久,他走进了我的房间。我站起来,让他坐沙发,我跨着床沿坐下。茶几上放着《几度夕阳红》,他很小心地触摸了一下,说:“这么厚的书啊。”

“刘婶(就是媒人),”他接着说,“说你是大学生,大学生好,现在种菜都是科学种法。”

我说我大学学的不是种菜,我种不了菜。

“反正比我强。”他倒会说话,“你过去了,我们的大棚收入肯定会更好。”

我不知道他的自信是从哪来的,难道就因为我丑陋的半个脸吗?我不看他,什么也不说。他站起来,手伸进裤兜里掏东西,掏出一卷红票子,给我递过来说:“这四百块你先拿着,买件衣服。”这也是老规矩,我收了钱,就是答应了这门亲事,如果拒绝,就拒绝了一切。我可怜这个人,同情这个人,就像别人可怜我,同情我一样。但可怜归可怜,同情归同情,这个钱我不能收。可我又不忍心伤害他,我就说,你就放那里。他把钱放在我身边靠墙的写字桌上。我没有抬眼看他,不知道他是什么表情。他站在那里不走,还想坐回沙发上去的样子。我就说:“你去吃点儿菜,我帮忙做饭去。”

他有些意犹未尽,但终于离开了。

媒人很快进来,搂住我的肩膀,笑逐颜开地说:“这就好,这就好,大家的一件心事就放下了,我就张罗张罗,定亲送礼,把事情办了,过日子,这人家肯定错不了。”

我说:“伯母,过会儿你别走,我有话对你说。”

媒人说:“好好好,我不走,我们说说话。”

下河坝的人走了,媒人留下来和家里人有说有笑,奶奶笑得很难堪,总有一种酸楚在里面。我把六张钞票递给媒人,我说:“伯母,这个麻烦你退还给人家。”

气氛一下子僵硬在那里,大家的惊愕是可想而知的。

媒人说:“斑玉,你这是?不是好好的吗?”

我说:“伯母,对不起,又麻烦你了。”

她不接钱,我就把钱放在她前面的桌子上,然后出门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明白,我和下河坝的那个人好像也差不了多少。但我从心底里觉得我毕竟有很多地方和他不同,我认为我比他优秀,甚至优秀得很多。我不甘心就这么决定和他过一辈子。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和这么一个人实践爱情和婚姻,我不敢想象和他每晚睡一个被窝,闻着他的气息,和他做爱,生孩子!

晚上我和奶奶坐在床上,奶奶终于打破了沉闷的空气。“斑玉,”她说,她一开口就哭起来,“都是我不好,是奶奶害了你,可怜了我娃……”她一把一把地抹眼泪,泣不成声。“要不是,”她说,“要不是出那么个事,我娃就是一只凤凰……”她哭得更伤心了,哽咽得气都连不上。我看着她老泪纵横的沧桑面孔,心里一阵酸楚,多少悲哀一下子从双眼滚滚而泻。我不由得过去抱住奶奶。

“这不怪你,”我说,“这都是命,是命!”

奶奶把我紧紧搂在怀里,一遍遍抚摸着我的头发。我们就那样相拥着,都在久久地悲泣。

我对奶奶说,叫媒人继续给我说媒,只要我看准了,就定亲办事情。

7

和付南定亲之前,在近两年时间里,共有五个媒人给我说过亲,不下十二个男人和我见过面。这些男人有的奇形怪状,有的糊里糊涂。要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我还真不知道世上还有那么多比我更不堪于世的人。这些男人的遭遇各异,但导致的后果大致相同,想想我,其实我们是同类,我为自己有这么多同类感到了一种安慰。但我不愿与他们为伍,我固执地认为,我和他们毕竟不同,我死也不甘心和他们为伍。想想要是和他们其中的一位结为夫妻共度一生,那可怕的情景让我战栗。

付南是张喜梅介绍给我的。张喜梅早已成妻为母了,孩子都四岁了。她的婆家在平夷市,付南是她老公的同学。张喜梅在回娘家的时间里来找我,给我说起了付南。她说这个人也住在平夷市,是城市居民戶口,父母健在,父亲是国企退休职工,有一个妹妹大学毕业后招到了父亲的原单位。付南是高职毕业,不过没有正式工作,在一家政府单位做保安,但父亲已经给他买了房。“是楼房,”张喜梅强调说,“比你大四岁,还挺帅的。”张喜梅调皮地冲我笑着,直勾勾瞅着我。我没说什么。她问我愿不愿意。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因为我有些恍惚,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我和张喜梅见面是真的,不是梦,也不是幻象。我回答张喜梅,见见面再说。

一周后,张喜梅捎话给我,约我第二天去平夷市,和付南见面。那是2002年深秋的一个阴天,风好像刚从冰窖里出来,已经很凌厉了,再高大壮实的树,也守不住它的叶子,尽数被风收走。我和张喜梅走在平夷市的大街上,脚踩着片片灰黄干枯的树叶,最后走进了一家小餐馆。付南在餐馆等我们。见我们进来,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冲我们微笑,笑得有些腼腆。张喜梅基本没说假话,相比之下,他可以算得上帅。浓眉大眼,黄白圆脸,大约有一米八的个子。从他站起来往前走几步给我们让座,再到他坐下,我发现他的身体没什么毛病。和众多帅男人相比,不同的是他的胡须,他的两腮和下巴毫毛不生,光得就像女人的脸,他的胡须只长在上唇,疏淡、松散,末端不是一般的外撇成八字,而是一拐弯收进了嘴角,因此,作为男人的胡子,他的胡子根本没有男人的凌厉和精神,显得萎靡、猥琐、畏缩,可以说大煞风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留这么一撮胡子。

张喜梅给他介绍我:“她叫兰斑玉,兰花的兰,斑纹的斑,玉石的玉,她可是大学生噢,不像我,只是个半吊子初中生,你可要珍惜这次机会啊。”接着她给我介绍对方:“他叫付南,付出的付,不是男人的男,是东南西北的南,是职工子弟,虽然目前没正式工作,但好歹是居民,是城里人,是住楼房的人,总比我俩农民土包子强多了。”

付南瞅瞅我,露出一种好似谦虚的笑容,但他的优越之色还是显而易见。

付南给我们吃的是一盘猪头肉,每人一碗面片,张喜梅吃了面,说是有事,先走了,叮嘱我们好好聊,慢慢聊。剩下我们两个人,但他不说话,仿佛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他甚至有点儿害羞的样子。他低着头,端水杯喝一口水,放下水杯,两手纠缠在一起相互搓手背,搓了几下又喝水。

我问他:“我的情况张喜梅给你说了多少?”

他说:“说了。”

“都说了?”

“说了。”

我说:“我很丑,恐怕会吓着你,这个也说了?”

“说了。”

三句话他就重复了这两个字。他一直不拿正眼看我,好像不好意思看我。我没想到会这样,完全颠倒过来了,他的表现应该由我来完成才是合适的。作为一个男人,他的表现让我疑惑,甚至有些失望。

我说:“你抬头看看我,让你亲眼看看张喜梅给你说的情况,免得到时候后悔。”

他抬眼只瞅了我一下,笑了一下,又低下头说:“不用,我都知道,我能接受。”

他终于说了这么多,而且,说真的,最后四个字让我有点儿感动。看他那样子,我觉得他是一个腼腆、老实、靠得住的男人。我想起了一句话:抬头女人,低头汉。意思是这种形象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厉害人,最少也是坚强的人。

我问:“你家里人能接受我吗?”

“他们都知道,只要我愿意,他们都成。”

“你肯定?”

“他们是这么说的。”

“你工作累吗?”

“不累,就是熬夜,所以,也累。”

“你平时喜欢做什么?我是说有什么爱好?”

“没什么,就是,就是喜欢喝两杯。”他笑了,好像很开心,但又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能喝多少?一斤还是两斤?”他的笑竟然感染了我,我也笑了。

他还是那样笑起来,笑得更开了,但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不置可否地摇了几下头。

我觉得一个男人喜欢喝两杯再正常不过了,没有这个喜好反而会在意料之外。

“不抽烟吗?”

“不抽,从来没抽过。”

我和付南很快定下了婚约。在这件事上,两家的表现出奇的开通,甚至颇具绅士风度,没有在那些世俗环节上过多纠缠和僵持,互相体谅,互相退让,特别和谐,特别顺利。两个月后我们举办了婚礼。那天付南看起来是开心的,他热情地招呼客人。婚宴开始后,他的主要角色和任务就是陪客人喝酒。婚宴结束回家后继续与家人喝。最后是他的妹妹和他母亲搀着他送进新房的。他站在地上难以自立,双腿好像抽去了骨头,身子不住地打摆子,摇摇欲倒。他翻着白眼很费劲儿地瞧了我一眼,又转睛看别的东西,仿佛在搜寻着什么,但眼神一片迷茫,似乎看到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看到。他茫然地朝前晃了两步,随即倒了下去。他侧卧在地上,显得很安妥。我叫他,他不应,我摇他,他没有任何反应,我拉他起来,却沉如装满土的麻袋。就在一瞬间,他打起了呼噜。我再次动手搀他起来,但收效甚微,努力了好几次,都是徒劳无益。动他的时候他的呼噜停下来,一放开他,呼嚕继续。我没办法,但总不能让他睡在地上。我只好去叫小姑子帮忙。我们两个使出浑身解数,才将他搬到了床上。小姑子一脸难堪和愧疚,对我说:“嫂子,你就担待些。”

这一晚我在洞房的床榻上如卧针毡,转过去,翻过来,坐起,躺下……付南的呼噜声如滚滚天雷,又如万马奔腾,有时候又像爬坡的汽车,有时又像火车急驰。后来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片沼泽,身下湿乎乎水淋淋的,浑身承受着一种无形的压迫力。我有些恍惚,我分不清我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我想证明我的现在,我坐起来,拉开灯,先静坐了一会儿,观察了一下环境。天棚上结着彩带纸花,窗玻璃上贴着两个圆形的大红喜字,床头墙上贴着一个方形的大红喜字;白色的床,以红为主色的床铺都是簇新的;我上床前喝剩的半杯水还放在床头柜上;墙上的挂钟走到了凌晨三点四十分。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在现实中。但我身下湿湿乎乎的水汽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揭开被子,竟然发现了一片汪洋,汪洋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尿臊味!我仔细一看,汪洋的源头在付南的两腿间!

这就是我的新婚之夜。我和付南的婚姻就是在他的一泡尿的浸泡中开始的。

8

我又做梦了。我带着胥子真回到了娘家,我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反正已经有好多次了。胥子真穿着他那件直领的军绿色短袖T恤,浅蓝色牛仔裤,系鞋带的黄色运动休闲皮鞋;和平时一样,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庞白净红润;身上始终散发着一种淡淡的清香味。整个人一直是那么干净、精神,让我迷醉。家里有奶奶和母亲,隐隐约约好像还有弟媳妇。她们都非常惊愕,用疑惑的、怪怪的、询问的目光看着胥子真。看了胥子真又看我,把我看得很不自在。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拿这种眼神看我们。我不由得笑起来,我说:“奶奶,为什么这么看我们呀?不认识我们啦?这是胥子真啊。”胥子真也笑了,说:“奶奶,是我呀。”母亲说:“你们先坐,我给你们做饭去。”倏忽间,胥子真不见了,我和奶奶在房间里,就是我和她睡过的那间屋子。奶奶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音问我:“他是谁?”我说:“胥子真啊,来了好几次了,你怎么忘了呀?”奶奶越发疑惑了,她说:“你别睁着眼睛说瞎话,来了好几次,我怎么一次都没见过?”我不知道奶奶今天这是怎么了,居然说一次都没见过!奶奶忽然绽开调皮的笑容,盯着我问:“什么时候认识的?怎么认识的?他是做什么的?”真是奇怪,奶奶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以前来过好多次都没问过呀。不过奶奶问这个,我感到很幸福,不给奶奶说,还能给谁说呢。

“我和胥子真是在他画画的时候认识的。”我对奶奶说,“他是个画家,就像张大干、徐悲鸿那样的人。”

奶奶说:“呀,那可了不得,张大干和徐悲鸿可是世界级的画家呀。”

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字不识的奶奶竟然说出这么一句话。

可是她接着说:“画家是做什么的?”

我就不禁笑了起来,我说:“就是画画的。”

“画画的?床柜子会画吗?寿材会画吗?”

我说:“那算什么,昨天我们在海宁市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呢,可火了,卖出了好多画呢!”

奶奶说:“画毡?画毡不就是尿床吗!你怎么找了个尿床的男人?”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又伤心又生气。我说:“我找了个尿床的男人,你高兴吧!”

奶奶马上表示了歉疚,说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他怎么可能是个尿床的男人呢。我想,我找了个尿床的男人,还不是你作的孽,我让你看看,胥子真是不是个尿床的男人。

三年前的夏天,我上班的公司想把厂区的围墙利用起来,变成企业文化宣传阵地,要把企业文化、精神以生动的形象画面表现出来。胥子真就是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墙上画画,已经画了三四平方米了。

奶奶说:“原来你上班的公司是专门画画的呀!”

我说:“您别插话,别打岔,不然我就不告诉您。”

奶奶说:“好好好,我什么也不说,我听你说。”

那时候,老板已经调整了我的岗位,把我从一线工人提升为车间管理员,负责生产数据统计、报表、人员考勤管理等工作。我在生产线上时,谨小慎微,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尽职尽责,把公司当自己的家对待,希望我的付出能抵销我那不堪入目的半个脸,不要像前面曾经的那些公司一样把我辞退。这次我的运气不错,老天有眼,老板不是那种以貌取人的货,她说:“你已经在这里干了四年了,好多人走了,你没走,而且干得非常不错,老实、踏实、肯干,我要的就是这些,我不在乎其他的,谁没有过劫难,谁又是十全十美的,天生丽质怎么样,精致绝伦又怎么样,关键是要有用,讨人喜爱,从明天起,你就到车间办公室上班吧。”老板是个中年女人,算不上漂亮,但是很耐看,很有韵味,有一种沧桑之美。我觉得,她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光是我有用,似乎还有女人对女人的一种特别的同情。坐到了办公室,首先没有了上夜班的苦,而且,工资也上调了。统计数据、出报表、写写画画,我没想到我能干上这个,没错,这些工作更适合我。感恩情怀激活了我的潜能和奉献精神,我干得非常出色。很强的条理性和得当的统筹给自己赢得了较多的余暇,所以,胥子真在厂区围墙画画时,我就有时间去看。对,我是个空虚、寂寞、孤独、自卑而又充满怨恨和不甘的女人。胥子真笔下的强烈而富有冲击力的色彩吸引了我,我需要这种观感上的刺激。没错,其实我需要的更多。我站在他背后五六米远的地方,他的调色板放在一个带滚轮的推车托盘上。他切换画笔,在雪白的墙面上挥毫,大刀阔斧和精工细描相结合。他凝神专注,根本没发觉身后有人看他。五六分钟后,他转过身来,要从一个箱子里取东西,不料看见了我。他不免有些惊讶,随后微笑起来,竟然还有点儿不好意思,说画得不好,见笑了。我说:“还不错。”他问我是哪个部门的。我说是车间的。他说:“不像,不可能,你肯定是在行政楼坐班的,最少也是个秘书什么的。”我不知道他这是有意奉承,还是看走了眼,我听着当然很受用。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和这个男人肯定会有故事发生。这是我所希望的。小个子南方人万开新已成为过去,出租车司机马洪我早就厌恶唾弃,都是一路貨色,他们激起了我更强的报复欲。我需要新的刺激,让更好的男人在得逞时受到挫败。前两个男人和眼前这个画画的男人比起来,犹如两头毛驴比之于一匹骏马。

是的,骑上一匹骏马比骑上一头毛驴绝对有意思得多。从来没有人像胥子真这样高看过我,不管是他有意奉承还是看走了眼。我虽然很受用,但真有些不习惯。

9

付南对我说,他短精神,所以他喝酒。是因为我,他才短精神。他说这话时,我已经怀孕半年了。我居然怀孕了!当我挺着日渐难看的肚子,看着付南被酒精泡得有些变形的脸,看着他屈死鬼一样的表情,我就问自己,你怎么就怀上了他的种?

大概是结婚后的第五天,要和我做爱。当我经受疼痛和流血,变成女人的那一刻,我想,这是否才是我们真正的开始?

虽然张喜梅把我的情况都给付南说了,虽然他也接受了我,但在付南的面前我还是藏着自己,我不愿他看到我那令人打战作恶的半个面颊。不错,他是我丈夫,我可以在他的面前无所顾忌,可我更愿意始终给他一个好的,让他舒心的形象。当他要求做爱时,我做好了一切准备,我没有摘下宽边框宽架子的眼镜,躺下后我一直向右侧着脸,把右面颊压在枕头上。可我太疼了,不光是疼,我对整个过程感到非常不适而讨厌,我有些想吐的感觉,我不明白,我和他做这件事的意义到底何在?在这种情况下,我没能管住自己,排斥心理和反抗情绪把我的脸一下子扳正了,甚至扳过了头,从倾右变成了倾左,完全暴露了我的一切。付南的动作戛然而止,他亢奋的面孔瞬间变得惊恐而扭曲,他极其败兴地从我身上下来,躺到了我的左边。此时我才发现,我的准备工作何其马虎——天棚上的灯泡睁着明晃晃的眼睛在讥笑我!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是我的经验不足,还是老天爷在故意捉弄我?我背对着他,静静地侧卧着,眼泪悄悄地流下来。我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大约十分钟后,他摸索过来,从我的侧后继续,终于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次。此后,每一次他几乎用的就是这一个体位,偶尔也会换到正面,当然肯定是在关了灯的时候。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一直就是一个活道具,他匆匆忙忙,大刀阔斧,讲究的是速度,追求的是结果,完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死道具,搁在那里,孤独地自我修复。至于关不关灯,都由他说了算,对我来说都已经无所谓,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他在我后面。至此,侧后体位,关灯,不仅是他的需要,更是我的需要,我不想看见他,可能更甚于他不想看见我的丑陋。

快半年了,可是付南似乎并不知道我怀孕了。我没告诉过他,我也不相信他看不出来。可是他真的不知道。这可能是他成天醉着的缘故。我不知道他在上班时什么状态,反正他在家里几乎每天都是醉的,通常情况下,他下班回来时已经醉了,他难得清醒。我想在他清醒的时候告诉他,我怀孕了。那天我总算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说:“付南,我已经怀孕了。”

“什么?!”他非常惊讶,“怀上了?”

我说是的,快半年了。

他笑了,几乎看不出他笑里的意思。然后他说:“好,生个大头儿子好。”

我就说:“是啊,你要当爸爸了,家里添人口了,所以,以后你要少喝酒,不是不喝的意思,是少喝。”

他一下子沉下脸来,手里的茶杯“啪”一下暾在茶几面上,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喝酒吗?”

我当然不知道。他竟然面露悲怆之色,这时候他就说出了那句话:“我短精神,知道吗,娶了你,我就短精神,你自己明白!所以,你没资格说我不要喝酒!”他说完,甩门而去。

我没生出个大头儿子,我生了个女孩儿。我也想生个儿子,因为付南家是单传。我想,要是生个儿子,就可以补补我的不足,给付南长长精神了,但老天无眼,我不知道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生孩子的费用全是公婆出的。在医院的十天里,付南只来过两次。坐月子期间,孩子和我自己都是我一个人照顾的。我也不希望有人来照顾我,比如母亲、奶奶或者婆婆,我拒绝了她们,我不明白我这种倔强是因何而生的。母亲和奶奶来看过一次,分别住了一周。我没留她们照顾我,我打发她们回去的。婆婆还算好,不时带东西过来,也偶尔过来给我母女做顿饭吃。一个月就这么过了。我对婆婆说,不要过来为我操心,你要真有那个心,等孩子断奶后就交给你照看,我得出去工作。婆婆似乎有愧疚之感,依然过来尽点儿心力。除了婆婆给我送来点儿吃的,孩子断奶之前的所有开支全是我怀孕期间在批发商店挣的那点儿工资。自我来到这个家,家里的一切开销全是靠我那点儿可怜的积蓄在应付。后来我出去找工作,在一个百货批发商店干起了配货发货的工作。我没见过付南给家里买过什么东西,也没见过他给我钱作为日常开支。他仿佛也不知道家里是有开支的。他有四个吃饭的地方,一个是他上班的单位,一个是他父母家,一个是餐馆,一个是我们这个家。以我的判断,他大概觉得他很少在家里吃饭,所以理应不为家里的开销负责,或者是,既然他不吃饭,家里就没有开销。现在孩子可以断奶了,我的工资积蓄也用完了。我把孩子交给婆婆,来到了海宁市。

这次我比较幸运,还算顺利地找到了一份工作,一直干到了现在。

10

如果没遇到胥子真,我不知道我还会和多少男人继续那种无耻的游戏,我相信会很多。我需要那种一时的痛快,我喜欢男人上当受骗后的样子。看着男人被我反玩弄,我就会有一种得胜或成功的欣喜甚至骄傲。当然,说心里话,我这么做还因为我心底里那点固执不死的侥幸和憧憬。我的固执和不死心没有白费,老天有眼,终于给了我一个胥子真。我爱胥子真,我乐意做他的奴隶,甚至为他死。他不是一般的男人,至少不同于付南,不同于万开新和马洪。我觉得他们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关键是胥子真也是爱我的,这一点我坚信不疑。他一直坚持用一种投入为我编织一个完美的梦。每次看到他包里新买的彩票,我就会忍不住哭一场。

忘不了在海宁市的那个傍晚,那时我们相识已经有三个月了。我们从宾馆出来,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彩票室,然后花了二十元买了十注双色球彩票。我们溜达到一个草木葱茏的小游园,在一张条凳上坐下来,他搂住我,望着灰蒙蒙的夜空说:“如果我中了大奖,你觉得我应该做什么?”

一个大奖最少也有五百万,五百万太多了,我觉得什么都能做得了。我说:“首先,你应该去进修深造,接受正规的绘画训练……”

我不知道还应该做什么。但是很明显,我的回答并没有引起他的共鸣,他的反应可以说是很淡漠。我说出的和他想做的似乎相差很远。他依然那么望着夜空,却把我搂得更紧了,他说:“要是中了大奖,我就带你去最好的医院给你做整容手术,还原最初的你!”

我没想到他说的是这个!我抬头注视着他的脸,我的泪水一下子吞没了我的双眼,巨大的幸福简直让我窒息。为了证明我没听错,我问他:“真的吗?”

“对,把你的眼睛、鬓角、耳朵,全部还原成你最初的样子!”

我的头深深埋进他宽厚而温暖的怀里,我的眼泪不住地流下来。这是他的一个秘密,也是我的秘密,是我们的秘密。

这个秘密太重大了,太美好了,以至于我在梦里也没舍得告诉奶奶。

11

奶奶去世了。这么长时间她承受病痛卧在床上不肯离去,好像就为了给我说那句话:让我和对我有心的男人好上,不要亏了自己!她说了这句话,第三天就走了。

除了胥子真,我不知道还有谁值得说说我此刻的这种悲伤。

“奶奶去世了……”我一张口就禁不住哇哇哭起来。然而,恸哭停止后,我才发现电话那头没有任何声音,我始终没听到胥子真的一句话。我再打过去,是关机。我等了十几分钟再打,仍然是关机!

我给奶奶去吊丧送葬,哭着奶奶,哭着胥子真为什么要关机。奶奶入土为安了,可我一直联系不上胥子真,没有他的一点儿消息,却得到了关于我自己的消息:我被公司解雇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了解情况,质问原因,知道我真的被告解雇了。因为公司换了新领导,他认为我在關键时候请假,而且超假了。接替我的人已经上岗了,听说是当地安监局局长的表妹。

我不知道胥子真出了什么事,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被搁在了一座可怕的孤岛上,我不知道何去何从。我所拥有的只有恐惧、痛苦和悲伤。不行,我要去找胥子真。只要我还想活下去,就要去找他,一定要找到他。

作者简介:紫岚,本名祁之来,蒙古族,七十年代出生于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青海省作协会员。其小说、散文作品散见于《青海湖》《海外文摘》《雪莲》等报刊。

责任编辑:蒋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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