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准 张 凡 王炳富

一、引言

当前，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逆全球化之风泛起，其中尤以美国宣扬的“脱钩论”以及其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为代表。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作为实体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应从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谋求互利共赢，以开放包容化解外部逆全球化势力逐渐拉开的“技术铁幕”。近年来，代表性的集群理论“全球管道-本地蜂鸣”模型（Global pipeline-Local buzz Model）[1]强调产业集群应通过构建“全球管道”融入跨国创新网络，获取和整合异质性知识以实现“全球-本地”知识互动，从而促使产业集群实现更高层次的战略升级。Bathelt 等学者（2018）[2]更是特别强调在数字化和研究日益复杂的时代，研究、开发和创新的国际合作极其重要，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将国际商务和经济地理两个学科领域更紧密地联系到一起，本地组织和区域的能力建设及知识创造过程将变得更加国际化，这是地方经济发展和竞争优势构建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3]。从实践来看，集群计划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政策工具，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近年来更是出台了多项与集群有关的产业、科技和区域发展政策，而其中越来越多的集群计划已经开始超越其传统的地理界限[4]，这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如何从战略高度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全球管道-本地蜂鸣”有机互动和“国内知识-国际知识”双向循环？ 本研究在深入探讨产业集群“全球管道”战略意义的基础之上，结合产业集群研究领域近年来兴起的“微观异质性”视角，强调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应该特别重视“知识守门者”这一类重要集群异质性主体的战略角色，并尝试性地将“知识守门者”融入到经典的集群“全球管道-本地蜂鸣”的分析框架，最后结合苏州IC 产业集群的代表性案例对这一框架进行验证，以期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若干创新性指导。

二、产业集群“全球管道”的理论阐释及战略意义

集群概念自提出到现在，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中Bathelt，Malmberg 和Maskell（2004）[1]提出的“全球管道-本地蜂鸣（Global Pipeline -Lobal Buzz model）”模型作为近10 余年来的代表性集群理论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影响。在这一模型构建过程中，Bathelt 等学者首先强调集群“本地蜂鸣”的重要性。由于地理邻近、社会邻近和制度邻近，集群企业和组织长期的、频繁的、紧密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会使产业集群成为一个绝佳的隐性知识创造和共享的场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集群企业知识异质性程度的不断降低，会使集群产生信息过载和知识冗余。此时，产业集群应通过构建跨越地域甚至是跨越国界的“全球管道”来吸收来自于世界范围内新鲜、异质的战略性知识，以促进集群的知识更新[5]，如图1 所示。关于“全球管道”的战略意义，进一步通过以下两个维度分析：

首先，从集群企业层面来看。Bathelt，Malmberg 和Maskell（2004）认为，集群企业的知识创造事实上是其近距离和远距离互动学习、交织融合的结果。集群企业应与集群外的企业构建知识交互增强型的关系[1]，同时，集群企业如果要追求更高的租金，不能只依赖内部和本地化资产，而应该积极地、系统地追求集群外部知识库[6]。企业能够通过其他远程网络与外部参与者之间建立连接是极端重要的，这些连接“结构洞”的非冗余连接被称为“管道（pipelines）”，网络内外部的信息和资源通过管道传输，而跨越国界的管道便是“全球管道”。因此，集群企业应该摒弃内向和孤立的视角，转向于构建开放和兼容的超越本地甚至是全球织网的跨国知识网络[7]。

其次，从集群整体层面来看，Bathelt，Malmberg 和Maskell（2004）[1]认为特别成功的集群是那些能够建立和维持各种渠道，与全球相关热点进行低成本知识交流的集群，具有决定性的、创造性的知识流，通常是通过“管道”生成的，而不是通过无向的、自发的“本地蜂鸣”生成的。因此，对于本地集群来说，获得新知识不仅是地方和区域互动的结果，而且往往是通过区域间和国际范围的战略伙伴关系获得的。Bathelt，Cantwell&Mudambi（2018）[2]甚至认为，即使是世界级的集群，在最先进的知识创造方面也不能永远自给自足。此外，集群企业可以将获得的知识通过其管道以“本地蜂鸣”方式传播给集群中的其他公司，集群与遥远的知识点之间的管道越发达，本地信息的质量（和价值）就越高，从而惠及本地集群中的所有公司[8]。因此，在“全球管道-本地蜂鸣”模型看来，无论是集群企业层面还是集群整体层面，构建集群“全球管道”、促进产业集群知识更新和技术发展都具有战略意义。

三、集群“知识守门者”与产业集群“全球管道”的构建机理

“守门者”的理论概念最早产生于20 世纪40 年代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指社会网络中处于某些关键节点位置的、具有特殊网络结构优势、信息获取优势和信息控制优势的单元或主体。产业集群理论逐渐引入了“知识守门者”这一关键概念，并较好解释了若干产业集群领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9-10]。国外最新理论研究的观点认为，产业集群中的核心知识主体和行为主体——“知识守门者”对产业集群升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产业集群知识演化和更新方面尤为重要。通过对国外产业集群研究中对“知识守门者”的研究和描述，可以初步归纳出“知识守门者”所具备的三个标志性特点：（1）知识守门者占据着集群知识网络中的中心位置，同时是连接集群内外部知识创新网络的关键枢纽性节点。因此，从社会网络理论的视角来看，“知识守门者”的集群网络位置非常关键，是产业集群内外部知识转移、互动和共享的承担主体和核心节点[9]。（2）“知识守门者”构建和发展了规模庞大、层次多样的集群内部和外部网络联系。这种网络联系具有多元异质性特征并且处于持续深化拓展之中，能够为知识守门者带来所需的集群外部高端异质性知识，是“知识守门者”建立知识优势的重要支撑条件。（3）“知识守门者”通常具备很强的知识吸收和转化能力。作为产业集群中的技术和知识领先者，“知识守门者”能够与集群内外部的高端知识主体保持较近的知识距离[10]，根据吸收能力理论的阐释，这种知识距离的接近性能确保“知识守门”者及时有效地吸收集群内外部的异质性知识，从而充分确保自身在整个集群范围内的知识及技术领先地位。

图1 基于“全球管道－本地蜂鸣”的产业集群知识更新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知识守门者”尽管与诸多集群研究针对的“核心企业”或“主导企业”等集群异质性主体有一定联系，但也存在明显区别，其中最不能忽视的便是它对于整个集群知识系统的强大知识功能。这种知识功能主要体现为“知识守门者”往往承担了集群从外部有效获取知识并转化为集群内部知识的“知识接收器（knowledge receiver）”和“知识译码器（knowledge decoder）”的战略角色。Lazaric 等（2008）[11]通过对法国Sophia Antipolis 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案例深入研究发现，“知识守门者”能够激发产业集群潜在吸收能力，进而起到连接集群内外部知识网络的“知识平台”作用。

图2 产业集群中守门者构建“全球管道”的优势分析

基于知识基础观的集群理论研究表明，“知识守门者”对于产业集群的知识更新和技术升级至关重要，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知识守门者”在产业集群构建、管理和扩展“全球管道”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解释：（1）总体来看，集群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有限且具有差异性。Cohen&Levinthal（1990）[12]认为“组织整体的吸收能力取决于组织内部单个成员吸收能力及其融合”，集群内行为主体的吸收能力取决于其现有的知识积累水平与技术能力，知识的积累是时间、经历、实践、努力的函数，而且知识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路径依赖的过程。因此，尽管集群中的行为主体处于同一集群特定环境之中，但由于企业的实践及历史等方面的差异性，他们之间具有不同的知识积累水平与技术发展轨道，集群内单个主体吸收能力的形成难以一蹴而就。从这个角度来说，要在短时间内全面提升集群每个主体的吸收能力是非常困难的，而“知识守门者”通常具有强大的知识吸收能力，因而具备构建“全球管道”的得天独厚的优势。（2）从集群企业构建“全球管道”所需的资源和能力来看，Malecki（2011）注意到“内向型”和“外向型”公司之间的显著差异[13]，即使一家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过于内向或过于外向之间取得了足够成功的平衡，它处理企业外部联系的数量总体上也是有限的；另外，集群企业构建“全球管道”需要大量的时间，更需要集群企业高物质投入和高情感承诺，同时也要求集群企业与全球价值网络顶端的跨国公司拥有较近的社会临近性、认知临近性和组织临近性，而一般的集群企业不仅没有与集群外跨国公司保持“临近性”，反而由于跨国公司的知识隔绝和战略俘获导致大部分集群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知识距离、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较远[6]。而产业集群中的“知识守门者”往往拥有较为强大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与国际顶尖知识主体的知识距离更近，跨界知识获取的意愿和能力也非常强。同时，主动构建超越本地集群的“全球管道”不仅符合其自身利益，更符合其所处的产业集群整体利益，因而“知识守门者”必将为产业集群全球管道的构建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基于“全球管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知识更新机制：知识守门者行为视角

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普遍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集群中的企业在知识、技术以及发展态势上呈现出非均衡特征，每一个集群企业的“自我中心网络”的动态结构也有很大的差异。大部分的集群企业规模和技术实力不强，呈现出较强的集群本地根植性特征，其知识网络主要局限于本地，尚未构建或发展超越本地集群的跨界知识网络。而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的核心异质性主体，“知识守门者”则往往能依托自身发展需要和实力构建超越本地集群的跨界知识网络——对于产业集群至关重要的“全球管道”。“知识守门者”将通过三种战略性的知识行为（如图3 所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全球知识获取并实现知识更新：

图3 融入知识守门者产业集群“全示管道-知识守门者-本地蜂鸣”模式构建

（一）面向“全球管道”的知识吸收行为

由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相对来说发展较晚，技术水平较低，并且由于国际领先跨国公司等高端知识主体普遍对我国企业采取了知识隔绝和技术封锁等措施[13]，我国企业很难嵌入跨国公司所掌控的国际高端知识网络之中。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的知识守门者，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网络、资源以及能力优势，不断战略性地跨集群甚至是跨越国界构建“全球管道”，将知识吸收的“触角”不断地链接甚至嵌入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知识网络之中[14]；同时，“知识守门者”往往拥有强大的知识吸收能力，这事实上也构成了“集群吸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知识守门者”不仅有意愿，而且有条件、有能力获取产业集群外部全球知识网络中持续流动的高端技术知识、市场知识以及管理经验，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知识存量的不断增加和知识结构的不断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面向“知识显化”的知识转译行为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的“知识守门者”在获取集群外部高价值隐性知识之后，由于这种知识具有缄默性、复杂性和因果模糊性等特征，特别是这些知识所处的情境差异，使它们很难直接为集群中一般企业所消化和吸收。而“知识守门者”则能充分发挥其“知识译码器”（Knowledge decoders）的战略作用，将集群外部获取的高价值隐性知识持续有效地转译（translate）为本地集群所识别和吸收的显性知识。经过转化后的这些知识相对于本地产业集群来说是完全异质化的。这些异质化知识源源不断地流入，能够有效地打破原本较为封闭的集群知识体系，从而促进产业集群在整合集群外部知识和内部知识基础上，实现整个集群知识的系统化更新。需要强调的是，知识转译的功能是“知识守门者”区别于其他一般集群企业最核心的特征。通过这种知识转译行为，产业集群本地知识体系与跨国公司所掌控的全球知识网络之间的“知识隔离”状态能够被完全打破，因此，知识守门者事实上就架起了连接本地知识和外部知识有效融合和互动的 “知识桥梁（Knowledge bridge）”[15]，通过“知识守门者”的知识转译行为，不仅产业集群的知识存量增加了，产业集群知识结构和知识分布也得到显著优化。

（三）面向“本地蜂鸣”的知识扩散行为

产业集群知识守门者从全球管道获取高价值知识并完成转译过程之后，并不会将其封闭化以供自身使用，恰恰相反，“知识守门者”有很强的知识扩散意愿[16]。这是因为知识守门者本身是根植于本地产业集群中的，其自身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本地集群其他企业为其提供的各项配套支持。同时，基于知识的视角，知识守门者并非全能者，尽管其拥有更高的知识优势，但可能在制造环节、供应环节以及市场环节，需要依赖产业集群中其他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因此，为了将“知识优势”持续有效地转化为“利益优势”，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域外跨国公司等先进知识主体的技术压制和市场竞争，“知识守门者”将会尽可能与产业集群中的配套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来进行知识互动和技术合作，以集群整体利益和合作共赢为导向实现产业集群的知识共享和能力协同[10]（Graf，2011）。产业集群通过知识守门者获取和转译的高价值知识便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知识扩散，随后在第一阶段中获得这些知识的部分集群企业迅速通过“本地蜂鸣”机制将这些知扩散到集群的每一个企业，从而达到让来自于“全球管道”的知识完全实现与集群本地知识的交融和整合。面向“本地蜂鸣”的知识守门者的本地知识扩散过程，能让集群中的每一个组织获得全球知识网络中的高价值的、多元异质性知识，使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知识分布变得更加均衡合理，也将变得更为高端化。

由此可见，根据“微观异质”[15]和“行为基础观”[16]视角，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的核心异质性主体——“知识守门者”的知识行为、知识转译行为以及知识扩散行为能促进产业集群有效衔接“全球管道”与“本地蜂鸣”两者之间的互动[17]，促进产业集群整体知识更新甚至是国际化发展。这对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工程，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五、苏州高新区IC 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

为了进一步验证前文所构建的理论并指导实践，以下本文将结合苏州高新区IC（集成电路）产业集群进行案例研究。IC 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重要门类，对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科技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苏州的IC 产业诞生于20 世纪90 年代，经过近30 年的迅速发展，目前该集群拥有集成电路企业300 余家，年营收超亿元企业20 余家，年营业收入超2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60 余家，已经构建形成以“IC 设计—晶圆制造—IC 封装测试”为核心，IC 设备、原材料及服务产业为支撑，由数十家世界知名IC 企业深度参与的IC 产业链。2019 年全市IC 产业产值位居全国第五（周建越，2020）[18]，目前已成为我国产业链比较完整、创新能力强、集聚水平高的高技术产业集群之一。具体来看，苏州市IC 产业集群在晶圆封装测试、集成电路设计以及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研发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拥有一大批高端科研院所和集成电路产业龙头企业，特别是在自苏州IC 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苏州中科集成电路设计中心（以下简称苏州中科）作为由政府主导成立的集成电路共性技术和集群公共服务平台承担了关键的集群“知识守门者”角色和功能，并且在推动集群构建“全球管道-本地蜂鸣”过程中扮演了核心和枢纽角色，因此，从案例选择的典型性来看，苏州IC 产业集群非常适合作为本文案例研究对象。

（一）苏州IC 产业集群中的“知识守门者”——苏州中科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苏州中科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简称苏州中科）是2003 年8 月由苏州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共同出资成立，经过近20 年的发展，已经建成了完备的集EDA 设计、IC 测试、物理设计服务、人才培养、工程研发服务、产业化及创业孵化于一体的集成电路产业七大服务平台。比照前面对于产业集群知识守门者的理论分析，苏州中科事实上承担了苏州高新区IC 集群知识守门者的角色，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苏州中科构建和发展了大量的“全球管道”。苏州中科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设在苏州的分部，中科院计算所能为苏州中科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同时依托自身雄厚的技术研究实力，苏州中科构建了与世界先进集成电路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全方位合作关系。如苏州中科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国际顶尖半导体测试企业惠瑞杰（Verigy）建立了近10 年的战略合作关系。另外，苏州中科也与国际先进集成电路企业和舰科技在晶圆（MPW）服务、IP 服务、BOAC、Mini-library 等领域建立了持续的紧密合作关系；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苏州中科也与国际集成电路设计软件界（EDA 工具）的三巨头凯登电子（Cadence）、新思科技（Synopsys）以及明导科技（Mentor）建立了多样化的合作关系。苏州中科通过构建这些跨界的集群“全球管道”，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国际最新集成电路领域的技术知识，从而为苏州IC 产业集群全球知识获取提供了重要途径。（2）苏州中科技术实力雄厚，具有强大的知识吸收能力。从研发人员情况来看，苏州中科的员工70%以上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高级技术职称占比超过50%，苏州高新区还依托苏州中科成立了电子信息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苏州中科投巨资引入了国际顶尖的EDA 设计软件，能满足本地集成电路产业90nm 以上全部集成电路设计技术需求。此外，在硬件方面，苏州中科还配置了先进的SUN 集成电路工作站以及超大网络存储磁盘阵列。这确保了苏州中科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有效缩短与国际顶尖集成电路企业之间的知识距离，从而为集群外的知识获取和知识转译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基础。（3）苏州中科与苏州高新区众多集成电路行业企业建立了持续紧密的合作关系。如苏州中科自从2012 年开始便承接了苏州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的管理工作，成为该行业协会的依托单位，这为苏州中科全面规划、构建与协调苏州集成电路企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条件。近年来，苏州中科充分发挥了苏州IC 产业集群创新平台和孵化中心的角色，凭借自身的技术实力和硬件条件，为本地集成电路企业提供包括半导体测试、软件设计、硬件维护、MPW 服务以及技术人才培训服务达5000 余次，服务对象超过500 家。苏州中科已然成为苏州IC 产业集群知识更新和技术升级的重要引擎和知识源。

（二）苏州中科的“全球管道”构建与集群“本地蜂鸣”的实践

图4 苏州中科的“全球管道”构建与集群“本地蜂鸣”模式

1.从图4 可以看到，苏州中科作为苏州IC 产业集群知识守门者，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构建超越本地集群边界甚至是超越国界的“全球管道”，利用极佳的吸收能力不断获取集群外部的高价值隐形知识。苏州中科“全球管道”的构建具有多种形式，比如：苏州中科是中科院计算所的苏州分部，中科院计算所能为苏州中科提供完善和强有力的技术指导与智力支持；苏州中科与国际顶尖集成电路企业惠瑞杰以及和舰科技建立了战略联盟关系，在技术合作与人才交流方面与二者合作非常紧密；凯登电子（Cadence）、新思科技（Synopsys）和明导科技（Mentor）作为EDA 设计软件的领军企业，苏州中科引入了这些企业的集成电路设计软件，根据合作协议，这些企业每年均派出技术人员常驻苏州为其提供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州中科还联合Mentor 公司为本地集成电路企业提供技术人才培训服务。显然，苏州中科持续地与集群外高端知识主体建立了频繁、紧密的技术合作关系，苏州中科作为“知识守门者”的关键地位是其他集群企业无法比拟和不可替代的。

2.“知识守门者”苏州中科有效地促进了苏州IC 产业集群的“本地蜂鸣”，起到了集群知识扩散的“知识引擎”的作用。苏州中科在通过“全球管道”获得新鲜异质性战略知识之后，通过知识转译行为，将这些集群外的知识有效地转化为集群企业容易吸收和消化的本地知识，这主要体现在苏州中科依托其集群服务平台功能，为集群内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包括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销售等集成电路产业的全产业链服务，特别是构建了苏州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培养平台，开展了集成电路工程师培养、学历教育、中短期人才培训以及企业定向人才培养服务。据统计，2012-2020 年，苏州中科累计提供人才培养服务5000 余人次。大量的集成电路产业人才为本地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人才和知识支撑；除此之外，苏州中科还为本地集成电路企业提供了EDA 设计、IC 设计、物理设计、产品工程研发以及产业化和创业孵化服务，这都是苏州中科作为“知识守门者”有效激发苏州IC 产业集群“本地蜂鸣”的显著体现。

由此可见，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开放式高质量发展，有赖于不断构建超本地集群的“全球管道”，战略性地实现本地与全球知识和技术双向流动，而“全球管道”的构建则依托于产业集群中的核心异质性主体——“知识守门者”。因此，充分地识别、培育和支持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知识守门者”，是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一条兼具创新性和可行性的路径。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之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应树立开放合作发展理念，着力构建知识和技术的“本地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双向对接机制，这实际上与代表性的集群“全球管道-本地蜂鸣”理论观点不谋而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在构建“全球管道-本地蜂鸣”机制的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集群中的核心异质性主体——“知识守门者”的战略作用，充分发挥其在促进集群内外部知识互动过程中的知识吸收、知识转译和知识扩散三大功能，使集群有效地链接本地知识网络和全球知识网络[19]，从而更科学地构建集群高端异质性知识的“全球-本地”长效互动机制。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开放式发展的政策建议：

1.着力识别、培育和支持具有“知识守门者”特征的集群核心企业。这类“知识守门者”式的核心企业一般有着非常丰富的集群内外部网络关系，知识吸收和转移能力强，同时占据了集群网络的重要位置。它们技术实力雄厚，通常与国内外顶尖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类企业对于构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全球管道-本地蜂鸣”模式至关重要。

2.着力支持和促进集群“知识守门者”构建超越集群边界的“全球管道”。政府应为集群知识守门者与国际先进知识主体包括跨国公司、科研机构以及顶尖高校牵线搭桥，不断构建和拓展更为宽广和紧密的国际知识和技术网络，并支持知识守门者在海外建立研发机构及网络，以此促进知识守门者嵌入全球顶尖研发网络。同时，政府部门应该促进本地与全球之间的人才互动和交流，甚至是吸引国际顶尖研发人才到本地交流甚至工作，这都是产业集群构建“全球管道”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3.着力构建以知识守门者为核心的“本地蜂鸣”机制。鼓励核心企业联合集群内众多中小企业及机构建立技术联盟，实现合作创新，培育集群良好创新氛围；加强对于“知识守门者”在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上的支持力度，创造多种多样的集群企业交流、合作的平台和机会，促进“知识守门者”与所有集群主体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政府应努力转变各种被动的服务方式，更加主动地服务于所有集群主体，努力构建集群“知识守门者”与其他企业之间长期、频繁和深入的良好社会互动氛围，比如：通过开展企业家联谊、技术合作论坛和沙龙等活动，创造更好的集群企业知识共享的机会，以此激发更好的“本地蜂鸣”效果。

4.充分赋予集群“知识守门者”在领导集群企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制度合法性。构建集群的“全球管道-本地蜂鸣”机制，要求所有集群企业及其他主体必须在战略和行为上进行合作和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所有集群主体的宣传、协调、支持和示范力度，促进所有集群主体树立开放、共赢的心智模式，同时有效摒弃恶性竞争、机会主义等行为，甚至要接受集群知识守门者的制度领导和规则协调，从而为以知识守门者为核心的“全球管道-本地蜂鸣”战略实施提供更好的集群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