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湘学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美术通过运用人民群众最为熟悉的民族形式积极宣传抗日，鼓舞革命斗志。首先，民族形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其次，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是为抗日服务;再次，革命美术对民族形式的运用是抗战的需要;最后，革命美术对民族形式的改造推动了新艺术的发展。

关键词：抗日战争  革命美术  民族形式  新文艺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04-0033-03

所谓革命美术，就是进行革命启蒙和革命斗争的美术。可以说，革命美术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都是近现代中华民族救亡的必然结果。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史上，革命美术的产生，处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历史大背景下，有着革命救国的现实诉求与时代呼声，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美术形态之一。五四以来，中国文艺的对象由上层精英转向人民大众。用怎样的形式走向民众完成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文艺工作者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其实在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艺界对“大众化”的形式已有高度的关注，到了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时期，对“形式”的争论已经是白热化了。有人甚至说：“问题主要的已不在内容，而在形式，为某种新的形式而奋斗的任务，是被推到第一位上来了，换言之就是形式的斗争，乃是目前实践创作中的第一关键第一重要的要点”。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旧形式对于革命普及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探索新的形式。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的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就是在敌人的炮火和疯狂侵略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美术最终通过运用人民群众最为熟悉的民族形式，积极宣传抗日和鼓舞革命斗志。伴随着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壮大，革命美术也有了长足发展。

一、群众基础：民族形式更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

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保留着传统的美术形式，它们有的非常简单，但老百姓非常喜欢。因为這些“民族形式”有些是婚丧嫁娶、逢年过节必备的东西，甚至是与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所以老百姓对它们有着深厚的感情，不管社会的变化有多么激烈，而这些旧形式在一时间还不能完全被代替。“旧形式是中国民众用来反映自己生活的一种文艺形式。中国民众习于运用这些形式，而且在长时期运用中使它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使它最适于反映民众生活中的某些东西”。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非常注重向群众学习。到抗日战争进入最为关键的相持阶段，当时党的领导人更是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要与群众相结合。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他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与工农兵结合，以工人、农民、士兵为创作对象，创造出群众欢迎的艺术作品，这是抗战时期对美术工作者提出的具体要求，正是这些要求的提出，在革命美术的实践中，我们的美术工作者们才会更加关注和运用人民群众最为熟悉的民族形式。

民族形式便于操作，乐于接受，利于普及。抗日战争期间，出于紧急需要，民族形式是可以利用也是应该利用的。因为激发广大人民抗战的信心和斗志才是最为迫切的，除此之外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文艺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抗战，抗战中的革命美术大都采用了民族的形式。“就是因为这些形式是一般大众所熟悉，所亲近的，通过他们，可以顺利地把民族的革命思想输送入他们的脑里”。当时西洋式的木刻作品在边区并不受欢迎，中国百姓的审美标准和欣赏习惯还是倾向于民族形式。罗工柳在木刻本土化方面就作出了贡献，为边区的木刻发展提供了个人经验。他说：“我1938年下半年到延安，11月就参加鲁艺的木刻工作团去了太行山抗日前线。工作团东渡黄河之后，一路上办了几次展览，但是群众都反映不喜欢，对于那种西方木刻的‘阴刻法看不惯。后来我们开始尝试吸收民间年画的“阳刻”法搞水印套色木刻，结果很意外，群众十分欢迎”。这说明人民群众还是喜欢本土的、本民族的艺术语言，就是因为民族形式为他们所了解和习惯，有广泛而深入的群众基础。这些民族形式的美术作品受欢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价格十分便宜，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消费得起。“在图画木刻方面，有鲁艺派到前线去的木刻工作团创作的年画，极受群众欢迎，一出版，群众马上买光”。可以想象，如果普通民众买不起美术作品，艺术将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何谈艺术的大众化以及被大众所接受。所以，物美价廉的民族形式美术具有广大的艺术市场和群众基础。

二、旧瓶新酒：革命美术运用旧形式表现新的内容

1930年，身处上海的鲁迅就指出旧形式要表现新内容，他说 “我们应将旧艺术加以整理改革，然后从事于新的创造，宁愿用旧瓶盛新酒，勿以陈酒盛新瓶”。鲁迅对利用民间美术的旧形式来宣传新思想的重视，显示出他对大众化美术的独特眼光，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完全一致的。版画就是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自唐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很多的经文插图、画谱、小说以及民间美术都广泛运用了木刻版画的语言。1938年4月20日徐懋庸在《新中华报》发表《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只要配上新内容，旧形式就不成其为完全的旧形式了，采用之际，或有改造，着改造就会使旧形式渐渐变为新形式”。鲁迅说过版画的好处在于便于复制和传播，他亲自发起的木刻运动得到了很多进步美术青年的响应，在新文化以及革命美术运动中起到了旗帜作用。抗战后木刻在革命根据地迅速兴起并蓬勃发展，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成为全国木刻的大本营，大量表现抗日救亡的优秀木刻作品感动了无数军民，对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1940年，西北战地服务团提出“乡村艺术运动”的工作主张，使民族的形式与抗战的内容相结合，这成为当时革命美术的主流。

连环画也是中国百姓寓教于乐、老少皆宜的通俗读物，其宣教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木刻连环画普遍吸收了传统木刻的特点，采用阳刻线条来造型，民族风格非常明显。其代表作有吕蒙、亚君、莫朴创作的《铁佛寺》（1942），该连环画根据敌后抗日的真人真事创作，用艺术的形式成功反映出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自近代以来，漫画成为针砭时弊的武器，被广大群众所喜爱。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多人以笔做刀、以漫画为武器，纷纷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和罪行。这些作品承载着爱国的民族情感，充满反抗侵略的力量。从上海来到延安的蔡若虹、叶浅予、华君武等的漫画作品不仅诙谐幽默，而且起到了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作用，大大鼓舞了全国民众抗战的决心。

三、民族认同：革命美术对民族形式的运用是抵御外敌的需要

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全民全面抗战，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迅速高涨。这时候民众的排外心情与心理需求是不容忽视的。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是选择用中国自己的民族美术形式还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美术形式时，民族形式无疑最佳选择，也是必然选择。因为，在外敌入侵时它能取得民众的普遍认同，明显带有追求民族独立性的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的立场，在抗战的实践中进一步明晰了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及其实现路径。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疯狂进攻的关键阶段，中国“必亡论”甚嚣尘上，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险时刻，毛泽东分析抗日战争与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形势，发表了《论持久战》，他明确提出兵民事胜利之本，认为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应该是爱国主义者，强调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创造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自己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的新文化”。可以肯定地说，民族形式来源于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是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利用好民族形式就成为抗战的必然选择和历史任务，其最终目标就是建立真正体现中国精神的新文艺。

但是，延安文艺界刚开始也出现了脱离群众的现象以及照搬西方形式的作品。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大量的中心城市被日军占领，很多的文艺工作者前往革命圣地延安。这些从大城市来的美术工作者，他们作品中反映出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思想显得格外水土不服，群众看了后不能理解，意见很大，在革命队伍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这种背景下，1942年5月中国共产党邀请80余名文艺工作者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至关重要且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讲话，号召大家去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汲取养分。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美术工作者们有了明确的创作方向，放下身段，深入生活，采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民族形式宣传革命思想和抗日主张，极大促进了革命美术的大众化发展。

四、推陈出新：革命美术对民族形式的改造推动了新艺术的发展

在抗战初期，有人错误地认为，利用传统美术形式只是应急之举，和新美术没有关系。显然，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抗战的急迫需要，在没有找到新的美术宣传形式前，民族形式无疑是运用的对象，相关的评论和理论研究也得到了深化，而且实践也证明民族形式不但在抗战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也有力推动了新文艺的发展。随着抗战形势好转和革命美术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文艺工作者也开始对新文艺展开探讨与实践。艾思奇就表示：“我们需要更多民族的新文艺，也即是要我们民族的特色（生活内容方面和表现形式方面包括在一起），没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东西，在世界上是站不住脚的”。茅盾也认为利用旧形式固然有应急的一面，但同时也是对其不断改造，必然创造出新形式的过程。他提出为了配合抗战形势的需要，我们的新文艺通过利用旧有的民族形式，加紧创造新的民族形式。虽然有应急的一面，但他认为对旧形式的改造是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发展所必经的阶段。茅盾同时认为对旧形式的继承必须加以批判、淘洗和消化，而不是原封不动地接受。广大民众习惯于旧形式，但同样也会接受改造后的新艺术。“因为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所以利用旧形式和创造新形式并不背道而驰，利用旧形式也不能单纯地视为应急的手段”。

年画是中国民间最受欢迎、最为流行的艺术形式，它通俗易懂，易于张贴，充满着健康、欢快、吉利的氛围。新年画就是采用民族形式与新的革命内容相结合，经过对旧年画的改造，剔除迷信的成分，表现抗日杀敌、生产生活、领袖形象等内容的年画迅速成为老百姓所喜爱的新“门神”，很快在各根据地、各解放区普遍推行，很受群众喜爱。力群的《丰衣足食图》（1944）、彦涵的《军民合作抗战胜利》（1944）等作品，在当时是家喻户晓的新年画作品。这个时期革命美术在风格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洋化倾向逐渐减弱，代之以新鲜、活泼、质朴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特别是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1947）、古元的《人桥》（1948）等套色木刻作品。不仅拓展了木刻创作的艺术语言，也使延安美术向着丰富多样的形式发展，而且有着民族特色的革命美术很快遍布到其他的广大抗日革命根据地。总之，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美术广泛采用木刻版画、年画、连环画和漫画等民族形式，表现抗日救亡的愛国主义思想，突出了时代主题，彰显了中国精神。

参考文献：

[1]王冰洋.斥内容拜物教——论内容决定形式的过程[N].时事新报，1940-07-14.

[2]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5，559，511，534，707.

[3]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J].文艺战线，第一卷第3号，1939年4月16日.

[4]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N].自由中国，1938-04-01.

[5]罗工柳.小鲁艺和大鲁艺[N].人民日报，2002-05-23（12）.

[6]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73.

[7]孔令伟，吕澎.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文献[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140.

[8]徐懋庸.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N].新中华报，1938-04-20.

[9]茅盾.抗战以来文艺理论的发展--为“文协”五周年纪念作[J].抗战文艺（文协成立五周年的纪念特刊），1943-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