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时期随着圣谕宣讲仪式在地方的推进，宣讲仪式中也融入了官礼仪式中的锣鼓乐和诗歌歌乐。地方圣谕宣讲也带动了官方、地方和民间刊印善书的风气，讲善书也成为圣谕宣讲的一个内容，以及独立成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晚清民初，民间艺人不断加入到讲善书中，结合戏曲、民歌音乐丰富了善书唱腔，并逐步形成说唱善书。从湖北地区善书的兴起、发展历史，以及在当代的遗存状况来看，善书与圣谕宣讲仪式有关，也融入了宗教、儒教仪式程式，与人们的礼俗生活紧密相关，曾是人们礼俗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关键词]圣谕宣讲;善书;说唱;湖北

宣讲圣谕和乡约是明清地方针对民众教化的重要举措。明洪武三十年朱元璋下令，推行宣讲“圣谕六言”，每里选年老者或瞽者，每月六次，持木铎徇道宣颂圣谕。至嘉靖、万历年间，兴起以乡约会讲，即不再巡走，而是以乡约组织为单位，在乡约所进行宣讲圣谕，请知书识礼的老人和瞽者对圣谕进行讲述和讲解。随着宣讲仪式性功能的增加，宣讲的内容日益丰富，也出现了各种讲述的本子，乐的内容也开始逐步加入。清代完全继承了明代这一制度，如康熙时期有“圣谕十六条”，雍正时发展为《圣谕广训》。一些地区的圣谕宣讲充满了仪式性，具有官方礼乐仪式的特征。宣讲从官方逐渐转向民间自觉，从圣谕内容逐渐开始加入劝善善本，融入说唱艺术的元素，说唱善书由此而生。本文拟对清代圣谕宣讲的仪式音乐进行考证，并从笔者关注的清代湖北礼俗音乐文化的视域去考察晚清湖北善書的兴起的音乐历史。

一、明清圣谕宣讲仪式和用乐

明洪武年地方开始推行圣谕宣讲仪式，在中央有力的推行下，各地纷纷建立宣讲的机构，在宣讲中，官礼仪式的歌乐和鼓吹也被应用到新的仪式中。如万历年河北乐亭县有“乡约所共一十九处。万历庚寅建，每年设约正、约副、约赞、约讲，及木铎、歌童，在城于朔望，在乡于次日，至期县学分诣约所照劝民书，讲析圣谕，反覆晓譬，期化民成俗”①。宣讲的内容也从圣谕开端，涉及到道德教化的各种题材，如孝道、仁爱、善恶等。从各地地方志书来看，加入歌童和歌乐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模式，并延续至清代。下面以清初江西新建县宣讲圣谕、宣讲乡约仪式为例，梳理明清圣谕宣讲仪式和用乐。

仪式参与包括乡约、约赞、负责唱赞;约讲宣，木铎老人讲;歌童唱;东约史、西约史彰善、纠恶和申戒;官员、保长、地方乡绅参与。整个仪式场的布局是有着基本的制度，地方可按图陈设。香案前列有万岁牌、圣谕牌，左右设钟、鼓;香案左右有彰善牌等，唱赞立于香案两旁;香案下方依次左右为官绅、约正副、约讲、木铎老人、保长、歌童，歌童位于末。整个仪式以“鼓三通”开始，即民间说的“起鼓”的仪式。然后参谒圣谕牌，参与仪式者排班、就位，行礼，钟九声，鼓九声。宣读圣谕：供讲案、乐正请颁铎书，鸣钟七声、鼓七声;司约者诣讲案前，宣第一句，毕，讲孝顺父母义，然后歌童朝上歌《孝顺父母诗》;宣读后五句，仪式相同;约正缴上铎书，撤讲案，鸣钟五声，鼓五声。之后为保长地方彰善、纠恶。约正申戒，行礼散班。期间以钟、鼓作为节，在每个仪式环节后击奏。①

宣讲陈设图②

这是明代延续下来宣讲洪武圣谕六言的一种仪式模式，也被应用于清代宣讲圣谕。如康熙《宜春县》（江西）录有同样仪式，后并书写康熙圣谕十六条;乾隆《莲花厅志》（江西）录有同样仪式，并后涉及雍正《圣谕广训》。关于宣讲的场景，明万历年江西东乡县知县褚大伦《建东县乡约所及修敬一厅记》描述：“月朔望次日，予率僚属学博诸文学，及约正、副，歌童辈，入约所升堂成礼，乃伐钟鼓、讲圣谕条，分节解曲引旁证，命童子歌孝弟等章，四方之众，环约所而观听焉，皆心醉神解，机动意移，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③江西当是这一种宣讲仪式的主要传播地区，其他地区亦有歌童参与圣谕宣讲。这种仪式用乐主要体现在歌童的歌乐，与儒家家礼仪式歌童歌咏仪式相近，与后世产生的曲艺“善书”是不同的模式。

湖北清代地方志书多记载地区宣讲圣谕事宜，除了在乡约所进行官方宣讲，也有学校的宣讲，以及庙宇等场所的官方宣讲，晚清时期官方宣讲逐渐衰落，而以宗族为单位的宣讲，以及在民间资本基础创建的社学、义学的圣谕宣讲和道德教化的宣讲，甚至是个体自发的宣讲蓬勃兴起。从湖北府县志的记录中，没有体现这一仪式用乐的内容，更未有上文江西诸地的歌童歌乐的记录。如康熙《监利县志》记：“四时农隙，县官率属僚及绅衿耆老，于会所，陈香案，安圣谕牌于上，设讲席。初至击鼓三声，约赞二人对立，乡约高声宣唱圣谕。唱毕，鸣鼓，序坐，高声讲解。毕，鸣鼓九声。相揖而退。”④文中所谓“宣唱”实意为“吟诵”。讲解，当是以善书故事等为例，解释为善内涵。除了仪式前的鼓三声，和仪式后的鼓声，基本未见有其他。湖北地区的圣谕宣讲活动也是从明开始，清代延续，而至晚清民间宣讲兴起。此外，至民国时期一些地方政府也利用原有乡约所，进行新政府的道德教化，还宣讲“三民主义”等新思想。

二、圣谕宣讲与明清善书刊刻

明清圣谕宣讲也促进了善书的刊刻和颁布。善书，又名劝善书，按清《茶香室丛钞》“劝善书”条，引清叶明澧《桥戏杂记》指出：“宋晁氏公武《郡斋读书志》小说类劝善书六卷……至明仁孝皇后《劝善书》二十卷刊成于永乐三年，尤为繁富。”又按“宋太平兴国中李眆撰《太平广记》首例引用书目有《冥报拾遗》《阴德传》《感应传》《报应录》《报冤记》《警戒录》等书皆送以前旧籍，亦劝善书也”⑤。当代学者也有认为：“近世善书的滥觞首推《太上感应篇》托名太上老君所传，著成于北宋末、南宋初。”①因此，善书至少于宋时已经被私家撰写，多有传播。明代永乐年有明成祖钦颁善书《为善阴骘二卷》刊印天下，仁孝皇后亲撰《劝善书》颁行天下，是官修提倡善书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以湖北为例，嘉靖《归州志》记录县学有书籍，包括《为善阴骘书》一本，另有“劝善书计十本以上，俱永乐十七年颁”②。嘉靖《罗田县志》记县学有“劝善书二十本”③;巴东县有“劝善书一十本”④;万历《襄阳府志》记有《为善阴隙》《孝顺事实》《劝善书》等善书名目⑤。综上，随着善书在明代永乐年间由钦颁，皇帝发起官修善书，并颁定至各直省府县学，至明中叶嘉靖时期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峰。

清代康熙时颁“圣谕十六条”，雍正颁《圣谕广训》，这一时期应是善书再次兴起的重要时期。晚清时期，地方士绅兴办的善堂不仅成为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也成为颁布善书和进行善书宣讲的重要地方。如宜昌府老字号药材铺培元堂，由会首商绅捐资兴办二十二条善行：敬惜字纸、送诊疾病、制送丹散、夏送路茶、雇船防危、买物放生、冬间施送棉衣、年终施送米票、暗济贫苦，遇寒济贫、衿悯衰老、怜恤幼孩、酌给受灾次贫、刊送古今善书、收捡道路白骨、掩埋暴露尸棺、整理损坏桥梁、清理崎岖道路、置备救水火龙、安设孤路夜灯、设粥厂赈济往来乞丐、备木匣安埋水陆尸影。每年共需经费二千余贯钱。⑥刊送古今善书作为二十二善行之一，而培元堂作为一个连锁商号，刊送善书的行为也不可能仅宜昌一地，甚至一省之地。晚清民初宜昌地区也是善书曲艺盛行的地方，各善堂多请耆老或艺人进行劝善宣讲，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停止，武汉则在民国时期一直盛行。⑦

除了商会集体行为，还有地方耆老、士绅、商人、一般耕读之人的个体行为。如仅以沔阳州为例：道咸年间地方私塾先生戴文瑗，“喜行善事，道光末大疫，解囊变产，以二百余金医活数百人，至增义塚，刊善书不胜枚举”;监生李凤诏，“道光二十九年饥馑相望，凤诏变产收瘗，共收五百余尸，乞儿有残疾予以木棚，坏轮修复共两百余次，复刻诸善书，劝孜孜不倦”;士绅汪祖敬，“精岐黄，远近求治者不取资……捐金助修大同桥，广刻善书，聚族党宣讲，歷久不懈”;孝子方应昌，“刊善书，以劝世”;孝子范克振，“及父母生、忌日，辄含哀、素食，晨夕诵劝善书”;孝子叶祥映，“祖病危，祥映默祷乞以身代，父病亦如之，并印施善书格言劝世。道光十二年疫，祥映全家无恙”;廪生长子刘德烈，孝子，“每岁农隙，集里人宣讲圣谕条规、古今劝善书，历久不废”⑧。当代学者仙桃人（古沔阳）刘守华谈及自己童年：“那时乡村里最为流行的两种民间文艺活动就是演皮影戏和说善书。”⑨此外，从上述记录来看，灾难如疫病、饥馑等降临时，人们似乎更需要善书的传播。而宣读善书，在官方和民众心理是既可以教化他人，也和其他善举一样，会得到好报的功德，灾难之时庇佑自身家庭平安。

三、圣谕宣讲与湖北善书曲艺兴起

明清时期，通过圣谕宣讲的活动，以乡约所、县学等官方宣讲，以乡约保甲制度作为保障制度，圣谕和善书宣讲深入乡土基层。至晚清时期，地方商行和私人刊刻善书，宗族和个人宣讲圣谕和善书行为普遍。清代中叶圣谕和善书相互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圣谕开篇，着重讲善书的宣讲形式，并逐渐形成了曲艺善书的模式。而中国的说唱原本就是从变文宝卷经文缘起，因此，善书说唱形成也与民间说唱艺术发展自身规律特点紧密相关。作为曲艺的善书产生和成熟于何时，目前似乎没有确凿的证据，湖北汉川善书是目前湖北唯一仍以活态形式存在的，且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善书曲艺。据研究者王远翔①记述：20世纪90年代可考的汉川善书艺人有五代②，目前当有七代，那么约有百余年历史可上溯至同光时期。可见，至同光时期善书曲艺已经趋于大成，因为已经有了半职业甚至职业艺人的传承发端。

目前，对于湖北善书的流传地，学界多有汉川、汉阳、孝感、云梦、天门、沔阳、潜江、应城、安陆、宜昌、黄冈等地。然而，以志书文献善书推广情况来看，清代湖北善书的流行地应远远比我们已知地区更为广阔。从宣讲圣谕到善书曲艺，学界认为湖北地区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顶戴耆老诵解;一般平民宣讲;半职业艺人宣讲;职业艺人宣讲。这一划分从宏观上讲是具有道理的，但每个阶段之间的时间区划是模糊的，并且共存的。从湖北善书发展来看，官方耆老诵读是明清持续的官方体制，直至同光时期，以学校、乡约所等为中心仍存在官方的耆老诵读的模式，乃至民国还有余声。道咸时期沔阳士绅汪祖敬广刻善书，聚族党宣讲，历久不懈，这并不是一个孤立历史事实，也是宗族内部教化的一个方面。晚清时期布衣耆老宣讲当已成常态。半职业化艺人宣讲和耆老宣讲在民国时期长期并存，完全职业化的艺人当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产生，三者互相并存。而当代，汉川善书有职业化专业艺术家，也有半职业化的民间艺术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来看，半职业化民间艺人仍是主流，他们的主业仍是以农业为主。③

从善书曲艺的历史发展来看专业艺人当在民国初期逐渐产生。晚清时期的善书宣讲，官方的宣讲与民间宣讲模式并存，只有一人班，所用曲调也以传统《宣腔》为主，职业化艺人较少。清末民初，武汉地区讲善书多为年高德重者，讲善书不收取报酬。20世纪初，一些为了糊口的艺人、灾民开始组成班子讲善书，由善堂、茶馆，或者大户人家等雇佣者付给酬金，听众则不收取费用。辛亥革命前后，也为善书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1931年因水灾，大量灾民涌入武汉，以汉川为代表的善书艺人开始在武汉活跃，并正式有了“汉川善书”之曲艺名目。1936年，黄陂、汉川艺人在汉口观音阁成立了“评书、宣讲联合工会”。20世纪30年代是善书作为曲艺在表演和音乐上开始突破发展的时期。

晚清至民国时期，湖北城镇讲善书主要为善堂、会馆、茶肆和大户人家组织，乡村则主要由乡民乡党，或以村落、或以宗族为单位组织宣讲。城镇多由组织者出资，而村落和宗族则醵金是一贯的模式。因此，善书表演场域可以分为馆讲和台讲。民间演出善书时间一般为元宵节和中元节前后，逐步扩展至四时还愿、清明等时节祭祖和祝寿等，以高台教化的宣讲模式为主。作为专业化的曲艺艺术，在表演上善书也有了长足发展。如曲调从《宣调》发展为《大宣腔》《小宣腔》《流水宣腔》《丫腔》《金丫腔》《玉丫腔》《怒斥腔》《哀思腔》等十余种声腔，可以生动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因与圣谕宣讲的历史渊源，曲艺善书也长期保留了圣谕宣讲的一些程式化模式，如宣讲圣谕等仪式。此外，封建迷信思想也在传统善书中多有体现，与宗教的密切关系，也使其保留着一些宗教的仪式行为，以及宣讲中带有宗教色彩。因此，建国后尤其在“文革”时期，善书曲艺在乡土社会基本消亡。在当代的中国乡土社会，湖北主要在汉川地区以汉川善书独存，并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保护和传承。

从汉川善书在乡土社会中传统台书的表演程式，也可以管窥清末民初时期善书发展的一些特点。下以表格展示高台教化的传统善书程式和用乐特点。

从汉川善书在乡土社会中传统台书的表演程式，可见善书发展也与宝卷等说唱艺术一样，在旧时与宗教信仰、民俗生活有着紧密联系。如其多在元宵节和中元节前后，形成了节日中的音乐民俗生活，其与家礼仪式活动结合起来，如满月、做寿、丧事等，形成了红白喜事中独特风景。但是与其他说唱艺术不同的是，鉴于善书案传源于劝善民间文学。因此，劝善成为善书的核心内涵，甚至曾是唯一指向。因而与其他曲艺在内涵上和审美品位上有所区别。由于其与圣谕宣讲仪式有着紧密的关系，因此在仪式进程中，仍然可以体现圣谕宣讲的仪式特征。此外，在民间也将儒家家礼、道家仪式等信仰内涵融合吸收，体现儒道合流的多元信仰特征。

四、结语

从明代开启的官方礼仪圣谕宣讲，随着在清代的深化推行，晚清时期与民间音乐渐渐融合，湖北于清末民初形成了曲藝善书。当清王朝覆灭，圣谕宣讲也早已无存，但是融合了民间音乐善书，却在民间得到广泛地发展和传播。至今的遗存汉川善书，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继承和发展，在今天的乡土社会也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这体现了“劝善”的艺术形式在今天的时代仍具有着时代价值。当代民俗大家钟敬文先生，在民俗文化的研究视域中提出了“文化分层”①理论，也对于理解礼俗音乐文化有着指导意义。官方、士人和庶民分属于不同层面，三层文化互相牵动，至上而下互为影响。其中，从事乐者，职业或半职业的乐人，皆是作为下层社会的主体，而服务于各个层面，因此乐人也是沟通三层文化之间“乐”的层面的中间人。从圣谕宣讲到地方善书的兴起，我们可以看到上层文化对于下层文化的影响作用力，以及民间艺人们集体的智慧和丰富的创造力。从圣谕宣讲到善书兴起，宗教、儒教内容融会贯通以“劝善”为主旨而形成善书唱本，结合自上而下形成的儒家官礼和宗教仪式程式，并吸收民歌、戏曲音乐，在晚清民初形成说唱艺术善书。在特定的历史中，圣谕宣讲和说唱善书都曾融入到民众的礼俗生活中，成为民众礼俗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作者简介：李莉，博士，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文系中央部委属高校与地方支持合作计划项目、武汉音乐学院艺术博士点建设项目“湖北清代礼俗音乐文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明〕刘松续：《乐亭县志》（卷4学校志），清康熙再增补刻本，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