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受到世界范围内普遍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非物质”属性和其大多数所处的特殊文化背景，都令保护工作相较于传统“物质性”文化遗产有所不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等问题，传统博物馆的既有模式远远不能满足。新时代科学技术和信息传播的极大飞跃，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博物馆中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源于蒙古族建筑特殊属性，其以“蒙古包”为代表的民族传统建筑文化常常具有“非物质”倾向，本文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属性地分析，结合博物馆视角，以蒙古族传统建筑为例，分析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的关系，为二者进一步融合和发展寻找到理论基础。

【关键词】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包；传统建筑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3-202-03

【本文著录格式】贾慧娟.博物馆学视野下，蒙古族建筑背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21，02（03）：202-204.

博物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面对丰富的世界遗产越来越表现出局限性。传统博物馆以提供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实物的场所为主，并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以学习、教育、娱乐为目的。[1]早期传统博物馆以研究学术学识为重心，人类历史上被认定为最早的博物馆可追溯到建造于公元前三世纪、由托勒密·索托在亚历山大城创建的“缪斯神庙”。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博物馆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长和扩充，传统博物馆逐渐显露出局限性并逐渐受到广泛质疑。源于产品的物质属性，博物馆中反映人类历史或文明演进的展品全部都被迫脱离孕育其生成的地域和文化背景，孤立的收藏、陈列在博物馆封闭建筑中，脱离原始环境的展品难以承载全部的文化含义，不可避免的割裂甚至扭曲了传统文化。在法國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夸特梅尔发表于1815年的《对艺术作品的道德思考》一文中提到：“将艺术品夺离原来的场所而置于其他地点，是对艺术品最致命的破坏。脱离了原初语境的艺术品，仿佛洗刷去了他们的文化、政治、宗教、精神功能，从而变得毫无意义。”

目前，蒙古族建筑和传统博物馆之间的关系依旧不够融洽，具代表性的物质性建筑或通过复建、以传统博物馆的展陈形式被示于人前，或与现代建筑相融合，变身成退却实用功能而符号化的新型民族建筑。源于游牧文化属性，蒙古族建筑以“毡庐文化”为主要特色。传统毡庐式建筑难以有历史实物遗存，且蒙古族建筑最重要的文化语境之一就是草原文化，一旦脱离，其文化信息中最精华部分就被大打折扣。如果复原搭建的蒙古族建筑或复现的模型以传统博物馆展陈方式置身于博物馆封闭的建筑环境中，全然无法有效传达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华彩。

目前，毡庐文化因没有珍贵历史遗存，身处于传统博物馆中往往都是体积缩小的、部分文化信息被省略的复现品，或直接化身成做工并不精致的模型。个别相对成熟的博物馆会把“复现品”营造在一个小型仿真草原环境中，有时会配备仿真人偶来增强文化语境的完整性，但对于将参观者融合于这种文化语境的目的收效甚微；大部分博物馆愿意采取更省力的方式，将简单的模型陈列于展柜中，或以照片图片的形式加以说明。而一些具有蒙汉元素的以土木砖石为材质的固定建筑，因其材料和实用范围的特点而在历史长河中得以留存。这些四散的历史遗迹被如今现代化的城市逐步湮没在新型建筑中间，少数具有代表性的化身为小型博物馆供人游览参观，个别保存相对完整的建筑聚落被开发成历史遗迹与商业相结合。更多的不具备代表性和商业价值的，只能被以政府为主要（多数也是唯一）后盾而难以为继。

世界范围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开始于二十世纪中叶，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简称“非遗”，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于1956年通过的《关于考古发掘国际原则建议书》体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蕴含人类文化遗产中无形元素对人类认识过去的遗址、遗物的意义的肯定。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被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关注，如巴西、阿根廷、印度等。这些国家为应对该遗产的危机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等政治举措。逐渐，国际社会达成了人类基本权利中对于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尊重。而1989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通过的《保护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建议书》（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非凡，该建议书是第一份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宗旨的国际文书，对“非遗”的保护工作提高到了国际视角；至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实施《人类口述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计划》；迈入二十一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会议在2003年10月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2003年《公约》），这是该组织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全面界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范畴，且明确了各个国家在保护工作中应承担的责任和履行的义务。[2]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地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所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所以，该遗产的保护对于中国保持文化、民族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意义非凡。但相较于巴西、阿根廷等国家，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相应采取的保护措施起步较晚。所以早些年，中国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情况十分普遍，在二十一世纪之前，仅通过个别地方政府设立的博物馆、民俗文化馆等方式进行保护，然而在缺乏重视、相应法律法规严重缺失的情况下收效甚微。对于“非遗”的保护，仅能从一些与该类遗产保护偶尔擦边的法规条例中找到微薄保障。如颁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保护范围和力度都十分薄弱。直至2003年，中国“非遗”保护终于迎来转折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实施为中国保护该遗产提供了有力平台，随之政府投入和建设性项目大幅度增多。通过努力，至2004年，中国作为第六个参加国，正式被批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飞速增长以及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我国对于文化的保护、发展意识空前重视，特别是近年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政策、法律法规，且相应组织机构的成立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相应的保障和便利。隶属中国文化部，成立于2013年11月6日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简称非遗协会，该组织前身是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入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后而被发起并成立，是目前中国最具权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团体法人机构，也是中国唯一一家国家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该机构以保护和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责任。该组织的建立，在有效开展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同时也高效履行了“公约”中缔约国的义务。随着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布，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空前阶段性成果。到2019年12月9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4届常会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办。中国已经有42项“非遗”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自博物馆诞生以来，长期处于传统方式的收藏、展览和教育功能，而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精英主义引导着博物馆的发展方向，诱使传统博物馆走上在历史进程中对人类“主流”文化的片面追捧和对于“弱势”文化群体的漠视甚至扭曲，但这些“弱势群体”恰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在人类文明传承和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社会进程演进，人们普遍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和民族内涵被认为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全面系统的保护，2002年10月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通过了“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球化”为主题的《上海宪章》。提议，将博物馆视为“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推动者”。[3]此举，正式将博物馆列为对于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重要依托。2004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当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定为“博物馆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该举措从立法和行政角度对保护长期以来被忽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当今的博物馆建设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首先其使得博物馆通过传统性对物质的追求进入了更广阔的精神层面，将展览视野扩展到了反应全人类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上来。展览对需求提高到透过物质性的展品来展现产品制作时富含的工匠精神和孕育其发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并且，“非遗”的参与，能改变观众对于博物馆的传统观念；并且，“非遗”改变了传统观众对博物馆的期待，如何将阐述深入到非物质的精神世界，是其给博物馆带来的新挑战。正如澳大利亚文化遗产学家劳拉简·史密斯所说：“所有遗产都是无形的”[4]；除此之外，源于增加了对展览过程与现象的关注，博物馆展览要素趋于复杂化、多元化。生动性与鲜活性的要求使博物馆不能仅停留在传统的展陈形式上面。实证性研究与创意性表达增加了博物馆展览工作组织与程序的复杂程度。

蒙古族建筑在时代变迁下面临環境转变、文化冲击的困境，随着全球范围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和我国对“非遗”传承的大力支持，让本来即将消亡的珍贵人类文化遗产有了继续传扬的可能。在新时代背景下，科学技术突飞猛进，5G时代的到来更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传统博物馆单调的展陈形式难以满足多元化的文化遗产展示、传播、发扬之需要，新博物馆学以人为本、强调博物馆在终身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关注人类可持续性发展的、提倡高科技传播手段等理论基础，弥补了蒙古族建筑的短板，化劣势为优势，为“非物质文化”地传承和发扬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平台。而蒙古族建筑“蒙古包”呈现出的反映游牧民族对自然界的模仿、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合理的结构体系，也为“新博物馆学”存在的不足提供建设性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博物馆首要立场是其原貌呈现，在不可避免的“去情景化”中力求“趋向真实”，同时不可剥夺博物馆自身的诠释功能。除此之外在博物馆建设方面还需注重以下诸方面：

（一）数字影像技术堵短板

结合传播学、教育学和认知学的相关知识和技能。采用情景再现、视频录像、虚拟现实等多种方法。 对行为过程进行现场采集录制。采用高保真纪录设备在现场对真实的过程进行录制，然后在博物馆展厅播放。如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每年都会录制“民俗研究影像”，真实记录传承的民俗文化。[5]

（二）跨区域、长时效性展示

如今对博物馆，应该转变从前的高姿态，努力走进群众生活中去，利用便捷的交通和网络信息技术，努力实现跨区域、长时效性展示。内蒙古博物院的“流动数字博物院”和“网络在线展厅”虽然尚有欠缺，但已经为这一发展方向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先进经验。

（三）从单向输出到观众参与

非遗展要带领观众进入制造者的精神世界，必须对制作过程相关的知识体系、技能、风习、情感、审美及信仰充分的研究，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潜心研究的工作。考虑展览实际的传播效益，观众是否看得懂，是否真的理解其中原理，是否看出技艺中蕴含的智慧。

（四）从实物陈列到虚拟互动

博物馆需要选取恰当形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呈现出来。现代电子数码科技，通过影音资料记录传说、口述历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博物馆展示和教育内容与形式。5G时代的到来，让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观众对虚拟互动提供了可能。观众VR体验蒙古包的“营建”等一系列文化更能打动观众。

（五）从固定展览归于“日常生活”

美国印第安博物馆相较于一般博物馆的创举，对于内蒙古地区博物馆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与“非物质”距离更近的蒙古族建筑文化遗产摆在博物馆内难以产生预想的积极影响，而能与现实的草原文化生活随时产生交集，与蒙古族牧民生活相融合，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使文化“活”起来。故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日常生活是未来博物馆值得发展的方向。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分布于欠发达或较落后国家。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因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而被长期孤立于西方（主要集中于欧洲）等主流文化体系之外，数量庞大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被忽视、遗漏甚至遭到恶意篡改文化含义、强加主观语境、丑化文化背景等中伤，完全得不到以博物馆为代表的保护类机构相应的重视和认可。故而，博物馆身为保护文化遗产的主体机构，在保护非物质性文化遗产方面所起到的积极意义被人们所关注和期与。如何通过博物馆的积极影响来扭转“弱势文化”的不利局面，更客观的探寻弱势民族珍贵的文化内涵，改变现代社会对原生态文化的漠视和偏见，是当今博物馆事业需要重点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360百科https：//baike.so.com/doc/5392199-5628976.html）.

[2]《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条，中国人大网，www. npc.gov.cn/huiyi/lfzt/fwzwhycbhf/2011-05/10/content-1666069. htm.2018年3月6日.

[3]《博物馆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尹彤云.

[4]Laurajane Smith，All heritage is intanginle：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and Museums，Reinwardt Academy，2012：23.

[5]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网hppt：//www.rekihaku.ac.jp/research/ list/joint/2013/eizou.html，2018（3）：6.

作者简介：贾慧娟（1990-），女，汉族，内蒙古包头市，教师（职称：初级），呼和浩特市北垣小学，在读研究生，内蒙古师范大学，艺术管理与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