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留台马华作家在留台初期所书写的种族间的对立与冲突以及乡土马来西亚所承受的殖民创伤渐渐嬗变为书写乡土温情以及种族和谐愿景的叙事特征。留台马华作家异族叙事发生嬗变的具象背后，隐含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归宿的真切诉求，以及多元文化从对立走向融合的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

关键词：马华作家 异族叙事 李永平 张贵兴 嬗变

漂泊在乡土马来西亚之外，归返母语文化（中国大陸及台、港两地）之中的马华作家，他们在母语文化中坚持的文学创作，型构了典型的华文流散文学形态——这是归返母语文化之中，仍然意识到强烈的寓居他乡的情感吊诡。马华文学的跨域存在，催生了文化的多轨认同现象，其不断流动的特征又导致它在与多种不同的本土文化对话时，呈现纷繁复杂的复合与交融的状态。在不断流动的过程中，马华作家的身份建构也出现了动态性与历史性的特征。一方面，他们的文化身份本身就处在流动型的状态之中，它无节点、不停息地和多种文化、身份对话，从而引起了身份的变异与重构；另一方面，留台马华作家文化认同的位移与现代性身份的变迁又和相应的历史背景有关。而留台马华作家在小说文本中对异族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华族和异族关系的相关探讨，则构成了留台马华文学异族叙事的基本风貌。随着历史背景的变迁以及异国都市生活的渐次推展，诗意栖居般的乡土温情书写也逐渐取代了悲情色彩的再现，于是，留台马华作家的异族叙事也朝向书写种族和谐愿景嬗变。

一、创伤记忆与生命悲情

留台马华作家笔下的创伤记忆与生命悲情和马来西亚漫长的被殖民史密切相关。“二战”后，马来西亚被殖民的历史终于走到尽头，然而，殖民主义的远去并不意味着殖民历史的终结。在跨国资本的重新包装下，新殖民者对前殖民地的鲸吞与掠夺，仍然是大马华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虽然留台马华作家代际有别且关注的题材各有不同，但对殖民创伤的艺术再现却成为作家们的“集体无意识”，反映了作家群对殖民创伤以及苦难叙事的强烈关注。

如果说留台马华作家对创伤记忆的再现仍然体现出较为强烈的族群意识，那么当他们状写异族女子的生命悲情之时，已然显示出作家强烈的人道主义立场以及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李永平的小说《支那人—胡姬》通过状写婆罗洲华人对达雅族妇女的歧视，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异族女子“她”的生命悲情。小说里的“她”，是一个非常沉默的存在，其日常生活就是听从华族老人的指令办事，喂羊，整理家务。老人的儿子一家不间断地前来探望父亲，是想劝说父亲搬到城里和他们一起生活，但老人是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不屑于与洋人相处。劝说失败后，儿子便怪罪到“她”身上：“当她经过屋子门前时，屋子里匆匆地走出一个人来，和她打了一个照面，她不觉吃了一惊，桶里的水溅出来，泼在她自己的身上。那人向前走了两步，忽然回过头来，瞪了她一眼。”a简单的一个“瞪”字，将老人儿子脸上的愤怒和鄙夷的表情刻画得入木三分。两个人之间没有言语上的直接冲突，反映了两族在文化、语言上的巨大差距，甚至隐隐透露出作为“文明民族”的华人正扮演着“内殖民者”的可怖角色。“胡姬”的无法言说，决定了“她”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这些莫名的伤痛和耻辱。沉默，象征着土著民族妇女在华族（优势民族）面前话语权的丧失，处于失语状态的“她”无法言说、表达自我，本身就是生命中极大的悲情。“内殖民者”华人作为殖民罪恶的转嫁者，压制着异族女子“她”对生命自主权的声索，“她”的沉默既是生命悲情的无声展演，更是经济、文化、性别弱势地位的多重显现。

在留台马华作家的艺术世界里，异族女子的生命悲情，既来自新殖民者的严苦催逼，更与华人“内殖民者”的挤压息息相关。在西方殖民者面前，马来西亚华人在经济、文化上居于劣势地位，承受着民族压迫之苦，但如果大马华人把殖民者加诸的痛楚转嫁到土著民族身上，不也是助纣为虐的行为？因此，有关殖民罪愆的洗涤，华人也须参与其中，将之在历史大河中涤荡净尽，方能避免由受罪者向施恶者的“角色转换”。

二、书写种族和谐愿景

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种族对立与冲突的历史阶段后，马来西亚国内种族关系开始趋向缓和，各民族间的融合度也渐渐提升。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留台马华作家也渐渐体会到，种族间的对立与冲突终将成为历史，和谐共存的局面才是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景。有论者指出，“对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道德堕落现象的批判，以及相应地对乡村和谐的人地关系、质朴的生活方式的回望和守护，也随着社会转向的趋于完成而更多地成为一种怀旧式的缅想”b。当马华作家从逃离初期的兴奋与憧憬里渐趋冷静，在怀旧心理的驱使下，乡土马来西亚渐渐被留台马华作家赋予诗意栖居般的温情色彩，写作者笔下充满创伤记忆与生命悲情的异族叙事也嬗变为他们对种族和谐愿景的着力书写。

管窥李永平异族叙事之嬗变可以通过细察其小说中“母亲”寓意的逐渐泛化来进行。《乌鸦与太阳》以及《拉子妇》里，被强奸的华人母亲与被遗弃的“拉子”母亲，是作家对创伤记忆以及生命悲情的艺术再现。华人母亲的被欺凌与达雅族母亲的被遗弃都是现实里女性“被侮辱与被伤害”的集中体现，并不因为种族、肤色的区隔而有所不同。对生活苦难的“共同承担”消除了族群身份的区别，从而使李永平的“母亲”形象有了初步“泛化”的基础。随着散寓生活的逐渐推展，李永平笔下“母亲”形象的寓意也开始泛化，直至成为“婆罗洲大地”的代名词，甚至是文化混杂母体的最好象征。《支那人—围城的母亲》里，当母亲在小镇的街上看见行乞的“老拉子”，便迅速地打开家门，从家里盛了一碗白饭，搭了些猪肉递给他。乱世之中，人人都在逃命，围城之患，更将种族的矛盾推向顶点，但是母亲竟然像往常一样，对这个已近风烛残年的“老拉子”施以同情和关爱，显现出母亲博爱的胸襟和举重若轻的气度。由此看来，哺育了宝哥的华人母亲，已经开始超越族群身份的藩篱——她既是华人的观音娘娘，更是婆罗洲大地之母，她正用她无私的关爱，哺育和庇佑着她的子民们。“母亲”形象的泛化，构建了李永平种族和谐愿景的王国，唯有突破人心和人性的围城，以及现实中种族主义的文化藩篱，才能实现婆罗洲大地上种族和谐的愿景。

在张贵兴的小说《猴杯》里，尽管华人港主余石秀家族和达雅克人阿拉拉家族之间存在着解不开的世仇，但随着曾祖父余石秀巧取豪夺的土地重归荒野、华人“黄金原罪”的漂洗净尽以及“内殖民者”的罪恶被彻底清算，而雨林深处对土著女性进行性沙伐旅的婆羅洲华文教育名宿罗老师被达雅克人痛殴一顿并逐出长屋，更是作家对“内殖民罪恶”的彻底清算，呈现了许多文化自省与批判的意指。达雅族女子亚妮妮和华人知识青年余鹏雉的相识相爱相守，完整地勾勒了张贵兴的种族和谐“乌托邦”及作家的异族叙事的嬗变轨迹。张贵兴在清算华人拓殖罪愆的基础上，深刻地表达了交织在乡土怀旧式缅想中的种族和谐愿景。在这样的情感激荡中，尽管异族女子亚妮妮的面貌有些模糊，但小说家细察人性与省思文化的良苦用心仍饱含其中，其繁复旖旎的热带雨林叙述风格也被展演到极致境界。

三、结语

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置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共生中，留台马华作家异族叙事的嬗变，不仅是作家个人对种族和谐愿景的深刻表达，而且凝聚着华人族群意识的泛化以及文化壁垒的逐渐消弭过程。留台马华作家以写作的形式返乡，隐含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归宿的真切诉求。在多乡穿梭的书写里，写作个体不断地抗拒政治疆界给他带来的种种束缚，并在跨国流动的际遇里获得了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认知。留台初期，马华作家的异族叙事再现的殖民罪恶所造成的创伤记忆与生命悲情，烛照的是大马华人内心隐晦的伤痕。随着散寓台湾生活的渐次推展，留台马华作家感知工业文明对他们的挤压，于精神困顿中返观乡土马来西亚，却获得了久违的安宁感，乡土之于他们的意义顿时转折，其异族叙事也朝向种族和谐愿景的书写嬗变。泅渡种族冲突之河，那片曾经写满悲情色彩的乡土，蓦然间呈现诗意栖居般的温情色彩，进而成为他们“对抗”工业文明的精神堡垒，逃避都市文化后的精神归宿。留台马华作家异族叙事的嬗变，既来源于大马国内种族关系发展的真切感染，也是跨国流动的现实际遇里作家对乡土温情和精神归宿的强烈渴求。

a 李永平：《拉子妇》，华新出版公司（台北）1976年版，第65页。

b 丁帆等：《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0页。

基金项目： 广西哲社规划课题青年项目“跨文化视域下桂籍海外华文作家研究”（17CZW001）；2018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新世纪广西小说城乡叙事主题研究”（2018KY0574）

作 者： 潘颂汉，文学博士，百色学院副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员，研究方向：海外华文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