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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控制(报告文学)

2021-03-30丁一鹤

北京文学 2021年3期
关键词:反诈小春诈骗

丁一鹤

反诈警察能想到的骗术,都是骗子早已得手的。很多骗子能办到的,再聪明的警察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是现实超乎人们的想象?还是电信诈骗的疯狂程度超越了人类想象的极限?谁能说清楚呢?

就像先有长矛,然后才有盾牌一样,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来看,科技进步带来的犯罪,总是比法律快一步。

2018年10月27日下午,深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副大队长顾育辉,接到一个报案电话后,火速拽上反诈民警王卓莹,开车直奔深圳高铁站。两人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报案男子的同时,也看到了他身边一位胖得脸都肿了的年轻女子。

须发花白的男子,是来自北京的国家某部委退休干部陶学文。眼神迷离、失神落魄的胖女孩,是陶学文唯一的宝贝女儿陶小春。

在拉着父女二人回七大队驻地的时候,顾育辉给大队长杨安康和副大队长王征途分别发了微信,让他们先不要下班,在单位等一下,一起听听这个案子,以便作出准确的研判。

顾育辉在留言中说:报案的陶小春是北京人,香港一所大学金融学院的在读女博士,她不但被连环诈骗了三百多万元,还被骗子控制了人身自由,如果不是被我们解救,她下一步将要去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精神病院。

顾育辉所在的深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七大队,是深圳警方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专门机构,俗称深圳反诈中心。

当天晚上,杨安康、顾育辉、王征途、王卓莹这深圳反诈的“四大金刚”,罕见地坐在一起将这个离奇的案子听到了深夜。等他们断断续续听完被害人陶小春讲述这起匪夷所思的电信网络诈骗案后,四位见多识广的反诈警察,几乎不相信自己听到的竟然是真的。

女博士陶小春用了整整四个小时,直到晚上12点才断断续续地将这个曲折的故事讲完。为了将这个离奇的诈骗过程讲述得清楚明晰,我們就按照时间顺序逐步展开故事的来龙去脉。

女博士涉嫌诈骗

2018年4月7日下午,刚刚下课的香港某大学金融学院女博士陶小春,接到一个标注为香港的电话号码,对方是广东口音的男性,自称是香港顺丰快递公司的客服人员。这个人告诉陶小春说:“陶小姐您好,我们收到一个快递邮包,是一周前你用你的身份证信息,从福建省晋江市寄出的,收件地点是香港元朗区的顺丰快递站。这是一个非法邮包,里边几百份身份证的复印件,已经被内地警方查扣。按照我们顺丰公司的业务流程,我们要告知你这个情况。”

陶小春压根儿就没有去过福建晋江,更没有寄出过任何邮包,她第一反应就矢口否认:“你们搞错了吧?我没有去过晋江,更没有快递过什么邮件,是不是别人冒用了我的身份信息?这件事跟我无关。”

来电话的顺丰工作人员半是无奈半是遗憾地说:“您所说的就不是我们的业务范围了,您如果认为是信息泄露并遭到不法分子利用,就应该立即报案。这样吧,我把扣押你邮件的晋江市公安局的电话告诉你,你找他们报案吧。报案之后您将报案的证明材料传真到我们顺丰公司,我们就可以解除你的犯罪嫌疑了。”

“你凭什么怀疑我有犯罪嫌疑?我还怀疑你是骗子呢!”陶小春当时闪过一个念头,这个顺丰工作人员是个骗子吧?

但对方的口吻非常笃定:“陶小姐,您可以怀疑我,也可以投诉我。我的名字叫李骏,我是工号是15879,我的工作电话在您手机上有显示,一会儿我把我的个人手机也留给你。但我郑重提醒你,如果你不及时报案,会对你在香港的学习和生活造成影响,你所在的学校接到内地警方的传票后,会勒令你回内地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如果您需要报案,我马上帮你转接。您要是不需要的话,我马上挂断电话,您自行处理吧。”

陶小春听完后,一时不知所措,只好同意,她想,先听听警方那边怎么说,再作决定吧。随后,陶小春的电话被转接到晋江市公安局,接听电话的是一名福建口音的男子,对方说:“您好,我是晋江市公安局值班民警郑子明,您需要什么帮助?”

陶小春叙述了顺丰业务员通知她发送的非法邮包的大致情况之后,郑子明提醒她说:“你现在从学校回到宿舍,然后我通过电话对你的报案进行笔录。”

郑子明向陶小春询问了身份证号,声称要将陶小春的身份证信息经由他的同事进行核对,以确定陶小春身份信息的合法性。核对完之后,郑子明对陶小春说:“经过我们警方核实,与您提供的身份证号码相关联的陶小春是真实存在的,在我们的公安记录中,陶小春是一起特大跨国诈骗案的嫌疑人之一。这起特大跨国诈骗案的主犯是香港籍男子王文明,涉及的诈骗犯罪嫌疑人三百多名,其中包括我们的基层警察和银行职员,还有你这样的在校大学生。诈骗案发地点在福建省晋江市,诈骗金额数千万元,目前赃款流向不明。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案件非常重视,已经从北京调派三名检察长进驻晋江市公安局,对此案进行调查。”

陶小春顿时头都晕了,自己怎么会无端卷进这样的惊天大案里来呢?

郑子明反复对陶小春强调说:“一般案件只有一名检察长负责,但这个案子是中央领导关注的重案大案,所以党中央派出三位检察长负责办案。你之所以是嫌疑人之一,是因为在王文明被逮捕时,警方从他香港九龙的家中搜查到一本以陶小春的名字开立的工商银行账户。经我们查证,该账户是2017年9月在晋江的工商银行开立的,已经被警方锁定为诈骗账户,诈骗金额为458万元人民币。你有微信吗?我把立案文书发给你看!”

随后,郑子明加了陶小春的微信,并通过微信传来一份印有陶小春身份证照片的《通缉令》。《通缉令》上注明,陶小春涉嫌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罪。

陶小春看完微信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立即澄清说:“这个晋江的账户不是我开的,我也从未去过晋江。我从2017年9月到香港上学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香港,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在香港海关可以查到我的出入境记录。”

此时,郑子明的口气顿时变得冷冰冰起来:“王文明是个老奸巨猾的骗子,他与晋江工商银行的大堂经理勾结,将当时银行的监控录像都销毁了。尽管你有不在场的证明,但也不足以洗清你的嫌疑。”

在这种情况下,陶小春只好对郑子明说:“那我马上联系父母,让他们到晋江找你们说清楚。我在香港还有学业,脱不开身。”

郑子明的口吻更加冰冷:“此案是国家一级保密案件,整个案件调查过程中还处于保密状态,你现在无权联系任何人,包括你的父母都要保密,否则就是罪加一等,泄露国家机密罪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个专案的高怀亮检察长命令你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我马上通过微信发送给你。”

郑子明将保密协议传送给陶小春之后,命令陶小春读出文件所写内容。陶小春只好按照郑子明的要求进行语音诵读。这些内容包括不向任何人透露与案件相关的任何消息,并且陶小春同意将本人所有的通讯设备,经由晋江警方进行监控,包括手机、电脑,以及所有上网数据。

在陶小春签署完保密协议之后,郑子明命令陶小春,立即去香港的移动营业厅新申请一个手机号,并且购买一部新手机,专门用于配合案件调查使用。

陶小春当天晚上赶到香港移动公司营业厅,申办了一张一卡两号的电话卡,其中一个是香港号码,一个是内地号码。

在申办了手机号之后,郑子明当晚又以案件调查的名义,询问了陶小春名下所有银行账户的号码、账户内金额,以及陶小春的家庭成员、合租室友等信息。

接下来,让陶小春大吃一惊的情况出现了。郑子明将她合租的女室友的照片发给陶小春,并追问陶小春:“你认识这个人吗?”

陶小春当时就傻掉了:“这是我室友啊,你们怎么有她照片啊?”

在这个环节中,很多读者也不明白诈骗团伙为什么会有陶小春室友的照片。这种情况有两种:首先是陶小春相关个人信息泄露,早已被诈骗团伙掌握,诈骗团伙已经获取陶小春的相关资料,包括陶小春发布在微信朋友圈的照片,以及存储在手机里的照片、身份证等信息,包括她在香港公寓酒店的合租信息。因此,读者朋友在需要给亲友或者有关合法机构发送银行卡、身份证照片等信息之后,要及时删除存储在手机里的这些照片,以防被不法分子盗取使用。其次,诈骗团伙通过黑客技术,很快就能锁定陶小春室友的身份信息,截取相关图片后即可发送给陶小春实施诈骗。比如,通过陶小春室友的名字,查询陶小春室友的身份证信息,可以轻易获取照片。包括冒充晋江警官的郑子明发给陶小春的所谓《通缉令》上,也有陶小春本人照片,都是诈骗团伙事先盗取的。

郑子明用神秘的口吻对陶小春说:“你的女室友正是我们警方调查的对象,并且与王文明所在的香港黑社会组织三合会的成员有往来。你千万不要跟她说起这件事情,为了确保你的人身安全,你必须每天四次发信息报告你的行程,时间是早上9点,下午2点、5点和晚上10点,我们会安排便衣警察24小时监视你、保护你。好了,你今天可以安心休息了。”

经过一番折腾,早已过了深夜12点。这一下午的突然变故,陶小春脑子里早已变成了糨糊,哪里还能睡得着?她辗转反侧想了一晚上都没想明白,女室友怎么会是潜伏在自己身边的黑社会呢?

第二天一大早,郑子明打来电话告知陶小春:“昨晚三位专案检察长开会决定,将于今天中午发布追捕你的全球通缉令。我知道你是无辜的,看你可怜,先偷偷把《全球通缉令》发给你看一下,你心里也好有个准备。”

随后,郑子明將《全球通缉令》的照片通过微信传送给陶小春。

正在陶小春看着这份《全球通缉令》不知所措时,郑子明来电说:“我相信你是由于身份信息泄露,被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栽赃陷害,因此我特别向高怀亮检察长申请了优先审查权,先帮助你洗清罪责。这样你就可以在香港配合调查,不用被收押到晋江看守所来调查了。如果你愿意,我把你的电话连接到整个案件拥有最高权力的检察长高怀亮的办公室。”

陶小春忙不迭地答应下来。

郑子明将陶小春的电话连线到高怀亮办公室之后,一位年纪较长的男子接听了电话,在陶小春表明身份并且提出申请优先审查权之后,高怀亮检察长冷冷地回答说:“所有人证、物证都指向了你陶小春,我不能给你优先审查权,你本人立即飞到晋江,亲自到我办公室报到,否则国法无情!我不知道郑子明警官怎么跟你说的,我把你电话转给郑子明,让他跟你解释。”

之后,高怀亮将陶小春的电话转回给了郑子明。郑子明再次劝说陶小春:“你一定要申请到优先审查权啊,如果你被收押到晋江看守所,你在犯罪团伙300多嫌疑人中排名100多位,等待接受调查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时间。而在这几年之中,你时刻在我们的监控之中,根本无法见到父母,更谈不上拿毕业证和将来的工作。另外,我已经帮你跟高怀亮检察长说过好话了,如果你没申请到优先审查权,高怀亮检察长会认为我收受了你的贿赂,跟你内外勾结泄露办案机密,会立即将我停职。我可是好心为你,你不能坑了自己又坑我啊。我再把你电话转给高怀亮检察长,你再好好求求他吧。”

在郑子明第二次将陶小春的电话连接到高怀亮办公室之后,陶小春按照郑子明的嘱咐,介绍了自己的教育背景、家庭状况,表明自己从小在北京的机关大院长大,是根正苗红的好孩子,甚至陶小春连从小到大的经历都说得一清二楚。高怀亮再次询问陶小春名下所有银行账户的资金余额后,在陶小春苦苦哀求之下,勉强同意了给予陶小春优先审查权。

陶小春当时所使用的银行账户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内地中国银行账户,一个是香港恒生银行账户。高怀亮命令陶小春说:“优先审查权的第一步,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要将你名下所有银行账户的资金,取出来进行资产清查,清查完毕后再退给你。”

陶小春只好按照高怀亮检察长的意见办理。高怀亮先让陶小春从香港恒生银行将港币3万多元取出兑换成人民币,再去深圳的中国银行ATM机提取了全部2万元人民币,最后将所有人民币通过深圳农业银行的ATM机,以无卡存款的方式存入高怀亮提供给陶小春的一个账户。

学金融的女博士陶小春,此时并没考虑到,这个账户是个人账户,而不是对公账户。公安机关办案,怎么可能使用个人账户转款呢?

在整個存取款过程中,陶小春的电话都与高怀亮保持连线状态。在完成无卡存款之后,高怀亮给了陶小春一个电话号码,叮嘱陶小春说:“这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的电话,你自己拨打电话,核对上缴的资金数额。”

陶小春拨打电话后,自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果然说,已经冻结了陶小春提交的这笔5万元人民币,等案件审查结束后,会原路返还给陶小春。

陶小春心里的一块巨石落了地。

但是,两天后郑子明告诉陶小春,王文明落网后,指控陶小春收受了45.8万元赃款。以此为由要求陶小春交5万元担保费用,证明陶小春有能力在短时间内筹措资金,而无须因为资金短缺进行诈骗。

4月25日上午11点,郑子明打电话告诉陶小春,晋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文明诈骗案,法院来电话,要求陶小春下午2点到晋江出庭受审。陶小春一看时间,离开庭时间不足3个小时,从香港到晋江,无论乘坐任何交通工具都不可能赶到现场。

听到陶小春焦急万分,郑子明善解人意地说:“如果你实在赶不过来,我可以代你出庭,但法庭要求你交一笔5万元的开庭保证金。”

陶小春只好如数将这笔保证金打给了郑子明。

开庭一个星期以后,郑子明打来电话告诉陶小春一个好消息:“主审法官口头同意,将你的身份从犯罪嫌疑人转换为受害人,并同意签发你的资产合法公文和财力证明公文,但前提是你要交一笔8万元的资金回流担保金。法官说,只有你交了资金回流担保金,你之前上缴的所有资金,才会回流到你的账户。我们现在马上将公文快递给你。”

按照郑子明的要求,陶小春在深圳农业银行皇岗支行开立了一个账户。之后,郑子明突然告诉陶小春:“邮局已将两份文件邮寄到香港,但是在签收的时候,被王文明的团伙成员中途劫走。说明王文明诈骗团伙在香港还有很多逃逸人员,他们都是涉嫌诈骗的黑社会,我们马上发布红色通缉令通缉他们。”

在等待郑子明快递公文的过程中,郑子明告诉陶小春,在她涉案的诈骗案中有一名受害者跳楼自杀,其余受害者联名向晋江法院提起诉讼,将包括陶小春在内的犯罪嫌疑人告上法庭,要求陶小春赔偿458万元人民币。

陶小春接到郑子明的电话后无奈地说:“我的钱都打给你和高怀亮检察长了,我哪有能力赔偿这四五百万啊?你说怎么办啊?”

郑子明善解人意地说:“你要是不赔偿就要蹲监狱,人命关天啊。这样吧小妹妹,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也挺心痛你的,我的账户上还有400万元的存款,准备买房子结婚用的。为了救急,我先拿这笔钱帮你赔偿,无论如何不能让你这么好的小妹妹进监狱,那样你的一生就全被毁了。小妹妹,虽然咱们两人素昧平生,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你能不能尽快筹到剩余的58万元?这可是一条人命的钱啊!”

陶小春已经付出了30多万元,她的银行卡里早已没有钱了。当晚,陶小春给身在北京的父母打电话筹措了30万元。一周后,陶小春将58万元的赔偿款凑齐,转给了郑子明。

这个时间节点,到了2018年4月底。

如果你以为这是这起诈骗案件的终结,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个离奇的骗局,实际上刚刚开了个头。

隔空命案

2018年5月5日,陶小春接到香港入境事务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告知陶小春,你于2018年4月7日在上海给一名叫陈丽燕的女子代办了一张港澳通行证,而陈丽燕企图携带大量的伪造银行卡出境未遂,被上海市虹口公安分局查获。

打电话给陶小春的是一名女子,自称是香港入境事务处职员,并且主动告知了陶小春她的名字以及工号。陶小春立即表明,她没去过上海,也没有给任何人代办过港澳通行证,并且4月7日那天她人在香港。

但这个香港入境事务处的职员二话不说,将陶小春的电话接到了上海公安局虹口分局,要求陶小春向上海警方报案,并且要求陶小春回传一份报案证明单,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陶小春的电话被转接之后,一名自称为上海公安局虹口分局警官的男子接听了电话,并在电话中为陶小春做了笔录。

在这个过程中,郑子明发来信息给陶小春,在陶小春告知郑子明她已经向上海警方报案之后,郑子明立即告诉陶小春说:“上海警方没有王文明一案的调查权,你向上海警方透露了晋江一案的案情,已经涉嫌泄密,你再也不要跟上海警方联系了,小心上当受骗。你赶紧再办一个电话号码,专门跟我联系。”

2018年5月5日晚上,陶小春在香港的联通营业厅,再次新办了一张一卡两号的电话卡。

几天之后,陶小春接到电话,一名叫郑豪的专案组检察长告知陶小春,主审法官已经判定陶小春触犯泄密罪,但是经由他向法官求情,法官同意陶小春以“钱保”代替“人保”,保金为20万元。

陶小春此时账上早已没有钱了,郑豪提醒陶小春可以向家人筹措。陶小春只好向父母筹措了20万元打到了自己的农行账户。陶小春在网上银行查收到这笔款项之后,发现这笔钱根本无法动用,账户的余额为20万元,但是可用余额为零。

身为金融学博士的陶小春,哪里还想得清楚其中的症结?郑子明又要求陶小春再次向家人筹措16万元,打入陶小春的中国银行账户,并在5月11日,要求陶小春在深圳的招商银行开立了账户,将这16万元转入了该账户。随后,陶小春按照要求打给了郑子明提供的一个个人账户里。

5月12日,郑子明要陶小春到深圳农行皇岗支行将16万元以现金方式取出。陶小春到达农行之后,发现这个农行账户已经被冻结,陶小春连忙打电话向郑子明询问。郑子明说,这笔款已经被北京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冻结。

郑子明给了陶小春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要求陶小春拨打北京公安局电话,询问账户被冻结的原因。陶小春拨打电话之后得知,北京公安局破获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警方在犯罪分子的窝点发现了陶小春的农行卡号,为了对陶小春的农行账户进行保护,暂时将其冻结。

难怪自己农行账户打进款项却不能使用,这下又摊上官司了,陶小春当时就麻木了。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刑警总队的要求,陶小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了个人信息资料,并且每天拨打郑子明提供的北京市公安局刑警总队的电话,查询解除冻结的审核进度。

几天之后,北京市公安局刑警总队突然打来电话告诉陶小春:“我们领导已经审核同意解除你的农行冻结,但是由于银行系统遭病毒入侵,有一批数据丢失,你的卡号在丢失的数据之中,不能立即解除冻结。”

郑子明告诉陶小春说:“我正陪同高怀亮检察长前往北京,向中央专案组汇报你这个专案的情况。”

从北京返回晋江之后,郑子明对陶小春说,中央领导已经对陶小春的案件失去耐心,如果陶小春的农行账户解除冻结再拖延下去,就会将陶小春收押到北京看守所进行司法调查。

郑子明接着安慰说:“高怀亮检察长为了尽快将你的农行卡解冻,请国家银监会介入,由银监会越过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直接将你的农行卡解冻,但前提条件就是你需要交一笔30万元的担保金,以减少银监会介入的风险。”

陶小春无奈之下,編造借口向家人筹措了30万元的担保金。

在陶小春将30万元打给郑子明不久,陶小春的农行账户被北京市公安局刑警总队解除冻结。郑子明当即让陶小春将农行账户中的16万元,打到他所提供的私人账户,以进行资金比对。郑子明提醒陶小春说:“如果你这16万元资金合法,就可以进行资金回流,所有已经预交的款项就可以回到你的账户上了。但为了保证这16万元合法,还要交一笔3万元的资金回流的担保金。”

陶小春已经无法开口向家人要钱,郑子明提醒陶小春说:“这笔钱数额很小,你可以找同学筹措一下。”

2018年7月15日,陶小春找同学借了3万元人民币,并请同学打入自己的招行账户。但是,陶小春在将这3万元转入郑子明提供的私人账户时,发现自己的招行账户又莫名其妙地被冻结了。

郑子明告诉陶小春:“这件事不怪你,是我们专案组的郑宏检察长为了不影响你的资金回流,没有在第一时间向主审法官汇报你的招行账户被冻结,而主审法官在得知实情之后,将郑宏检察长撤职查办,并且收押到晋江看守所。为了尽早将郑宏检察长从看守所解救出来,你必须再交一笔30万元的担保金,作为银监会介入解除你的招行卡冻结的担保。”

陶小春此时又惊又怕,只好又向同学筹措了30万元,转到郑子明提供的私人账户。

在陶小春向同学筹措到这30万元之后,郑子明要求陶小春将原本使用的香港移动一卡两号电话卡销毁。这个香港电话号码,是2012年陶小春到香港读本科时候开通的,已经用了6年时间,陪伴她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学习过程。

接着,郑子明同时要求陶小春,将新手机内的亲戚、朋友、老师、同学的联系方式全部删除,拉黑所有人的微信号,并将她使用的苹果手机全部还原到出厂状态。

在这段时间里,郑子明要求陶小春在深圳广东发展银行福田支行,开立了一个新的银行账户。又让陶小春使用这个账户交一笔30万元的资金回流担保金,以进行与农行账户相关的资金回流。陶小春陆续向同学借来30万元,通过这个新账户打到郑子明提供的私人账户。

陶小春能借的钱几乎全部借遍了,她以为这一切就要结束了。但是,仅仅过了3天,2018年7月底,郑子明打来电话告诉陶小春:“上海陈丽燕诈骗案正在开庭,法院查明,你的农行和招行账户与陈丽燕企图携带出境的伪造银行卡,都有交易往来。”

陶小春不知道还有什么在等着她。接下来,自称高怀亮检察长的秘书赵匡仁打来电话,命令陶小春立即到上海参加陈丽燕一案的庭审。

陶小春哪里还敢去上海?

赵匡仁善解人意地对陶小春说:“不瞒你说,我以前在北京工作,跟你爸爸是一个单位的。在这件事上,我无论如何也要帮你。这样吧,我帮你向上海法院的主审李法官申请告假,你就不用到上海了,让他们缺席判决吧。”

感恩戴德的陶小春几天后等来了法院的判决结果,赵匡仁告诉陶小春:“能帮你的我已经帮了,但上海法院那边的判决我说了不算。现在上海法院裁定你赔偿受害者173万元,之前你已经通过郑子明交了156万元,还差17万元才够法院裁定的赔偿金额。你必须在一周内支付赔款,否则法院就会强制执行,直接追到香港去找你。”

在陶小春交齐17万赔款之后,郑子明又打来电话告诉陶小春,上海陈丽燕诈骗案件的一名受害者遭受打击后自杀了,法官裁定陶小春赔偿受害人精神损失60万元。

此时,陶小春早已无力筹措任何资金,郑子明说:“既然赵匡仁是你爸爸的老同事老部下,那我给你一个建议,请赵匡仁再帮你一次。请他找亲友帮你筹措一些钱,先帮你还上再说吧。”

陶小春只好打电话找赵匡仁求救,赵匡仁为难了好久之后,答应下来。

几天后,郑子明告诉陶小春:“赵匡仁借了55万元帮你偿还这笔罚金,但还差5万元,你无论如何都要想想办法,总不能让赵匡仁都帮你赔款吧?”

最后,陶小春将手头仅有的4.4万元,打给了赵匡仁。

接下来,郑子明告诉陶小春,上海陈丽燕诈骗案的其他受害者也向法官提出了精神赔偿申请,总赔偿金额高达130万元。郑子明善解人意地说:“我明白你已经无力进行赔偿,为了不让你坐监狱,我也向赵匡仁学习一下,找亲友帮你筹措130万元,先赔偿了受害人损失再说。”

接下来,郑子明告诉陶小春说:“我在帮助你筹款的过程中,我在新加坡的外婆和小姨帮忙筹措了100万元,有一部分资金是通过新加坡的西联汇款公司,汇到了香港尖沙咀的一家兑换公司。这是让你相信,我是真心帮助你的。你现在以我小姨侄女的身份,去这家兑换公司提取港币现金后,再经由香港本地的找换店转账给我,以便帮助你赔偿。”

最后,家人和学校只好报警,香港警方紧急查找陶小春,终于找到了陶小春后来购买的手机号码。香港警方与陶小春联系时,陶小春所有回复,都是郑子明团伙编写后让陶小春回复香港警方的。

因为已经联系上了陶小春,这次学校和父母的报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他们并不知道,陶小春早已被郑子明团伙所操控。

这时候的陶小春除了身体上的虚胖,在金钱上早已榨不出什么油水了。

从2018年9月开始,郑子明团伙加剧了对陶小春精神上的折磨虐待。具体方式是不允许陶小春睡觉、洗漱、喝水,甚至每次睡觉、洗漱、喝水、去洗手间,都要向郑子明提出申请,经过批准才可以。只要陶小春违反了任何一条,都会受到惩罚。惩罚方式最初是站在厨房里面壁思过,到后来演变为整天在客厅折返行走。

由于吃得多活动少,陶小春的身体出现了下肢水肿的现象。由于不能睡觉休息,每天都要来回走动,她的下肢水肿疼痛得非常严重,几乎难以行走。

最严重的一次,已经体重达到80多公斤的陶小春摔倒在地板上,怎么也爬不起来。无奈之下给原来的女室友打电话,此时已是凌晨时分。同住在一个小区的女室友闻讯赶来,见身体完全变形的陶小春,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无法站立,连忙拨打急救电话,将陶小春送到香港伊丽莎白医院的急诊就医。

由于陶小春什么信息都不透露,医生根据检查结果,也无法判定陶小春下肢水肿的根本病因。医生警告陶小春,她的心脏和肝肾功能,都已经出现严重问题,有些器官因为负荷过重出现离奇的衰竭迹象,医生要求陶小春住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由于陶小春精神和人身上已经失去自由,加上没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陶小春坚决拒绝住院治疗,强忍着回到租住的公寓。

郑子明团伙得知陶小春未经报告到医院看病,大为光火,并进一步强化了对陶小春的折磨和虐待。郑子明要求陶小春每做一个动作,都要拍摄视频发微信进行汇报。陶小春只要打瞌睡、起床时间超过早上6点,吃饭的时候倒掉肥油,或没有按时完成吃饭记录,都被认定是犯错误,就要写一份检讨书,而且字数不能少于2000字。

陶小春之所以这样忍受,是她的内心还有一线希望,就是郑子明团伙告诉陶小春,她之前打出去的所有资金可以回流。

但到9月5日,郑子明突然告诉陶小春,她所有应该回流的资金,都用来进行对涉案人员的死亡赔款。也就是说,陶小春原本向家人以及老师、同学筹措的资金,都无法偿还了。

这个消息,一下子把陶小春所有希望的泡影都戳破了!

怎么向家人和同学朋友交代呢?郑子明团伙让陶小春给父母的说辞是:陶小春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性网友,这个网友以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接连不断向陶小春要钱,而后在8月底突然将陶小春的QQ账号拉黑,陶小春发现自己被这个网友诈骗。

陶小春的父亲陶学文从微信里看到陶小春发来的留言,顿时蒙了。他不知道女儿在香港遇到了什么,连忙拨打陶小春的电话,但陶小春以前的电话都已经销号,微信里的语音通话,因为郑子明不同意,陶小春一直不敢接听。

连续两天时间,无论陶学文如何心急如焚地拨打电话,陶小春就是不接。

精神控制

2018年9月8日,陶学文无奈之下从北京飞到香港寻找陶小春。当晚,陶学文赶到陶小春居住的公寓酒店。郑子明得知之后暴跳如雷,逼迫陶小春对待父亲连打带骂,将父亲无情地推出门去。

可怜陶学文不明内情又万般无奈,只好在酒店公寓的楼下,望着女儿房间窗户的灯光,枯坐了一个晚上。

陶小春站在窗前望着楼下的父亲,泪水长流却又不敢迈出门去。

第二天,陶学文再次上楼来到陶小春的房间敲门,但敲门的时候陶小春死活不开门,惹得邻居们纷纷出来探望。陶学文担心敲久了会惹来警察,只好下楼到小区里转悠一下,再来敲门,但陶小春无论如何就是不开门。

陶学文在楼下整整等了一整天,陶小春以泪洗面,但郑子明团伙禁止陶小春下楼与父亲见面,如果见面,父女两人都要被监视的人员抓去坐牢。

善良的陶小春想,自己惹下的大祸不能影响父亲啊,她哪里还敢走出房门一步?

六旬的老父亲整日以泪洗面,在楼下仰着脖子望着女儿房间的窗户,就这样整整等了一周,却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女儿。

既然陶小春不说,老父亲陶学文也不知道女儿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位曾在国家部委工作多年的老干部怎么能知道,这些日子里突然肥胖不堪的女儿,到底遇到了什么?

对香港情况并不熟悉的陶学文不敢报警,最后只好眼含热泪离开了香港。

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陶小春完全崩溃了。

2018年10月12日,陶小春无法再忍受郑子明团伙的折磨和虐待,她最后歇斯底里地哀求郑子明说:“你们来人把我抓走吧!把我送进监狱吧!我受不了啦!你们要是不来,我自己去找香港警察,让他们把我抓起来,反正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了,在香港坐牢也行!”

鄭子明一听,陶小春这么折腾,这个骗局搞不好要露馅儿,他连忙制止陶小春说:“你不要私自做主,我请示一下高怀亮检察长!如果你擅自离开,我会被领导执行死刑的。”

过了一会儿,郑子明打来电话说:“高怀亮检察长命令你,马上离开香港,回你老家,到北京市公安局报到!”

陶小春如释重负,她扔掉了所有的行李,当晚凌晨一点逃离了“全是摄像头”和“便衣警察”的香港公寓酒店。

就在她去往香港罗湖口岸途中,凌晨一点半又接到郑子明的命令,完成最后一次劳动教养。这次劳动教养的内容是,到陈杰居住的酒店,从陈杰手里拿5万港币,在找换店换成人民币后,打到郑子明指定的账户内。

陶小春只好折返回来到达陈杰居住的公寓酒店。按照郑子明的指令完成任务后,就到了第二天上午10点。就在陶小春准备去往罗湖口岸的时候,郑子明又打来电话,要求陶小春完成两次吃饭记录,每一次都强迫陶小春在餐馆里点六七个人才能吃完的飯菜,全部吃完后才能离开。郑子明告诉陶小春,她的身后不但有监控监视,而且一直有便衣跟随。

陶小春不敢抬头观察,在她的意识中,身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她。

第一次吃饭,陶小春在尖东一家餐馆吃了4个小时。还没等吃完,郑子明又要求陶小春从餐馆里打包买了一些饭菜,在尖东的街心公园吃了4个小时。

两顿饭就吃到了第二天晚上,等任务完成后,陶小春再联系郑子明时,却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没有郑子明的指令,陶小春不敢擅自行动,只好在街心公园等到了第三天凌晨。

凌晨6点,陶小春才接到郑子明的电话。郑子明命令陶小春将前一天没有吃完的东西吃完,这些剩饭剩菜,陶小春在香港街头用了将近3小时才吃完。

等到中午时分,陶小春又接到郑子明的电话,让她通过罗湖口岸过关去,到深圳坐高铁去北京。

陶小春终于来到了香港罗湖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查验证件时,发现陶小春签证已经过期。海关工作人员禁止陶小春出关,并提醒陶小春返回香港入境事务处补办学生签证,否则会接受香港警方调查,被遣返回内地也会留下不良记录,以后再来香港就难了。

事发突然,陶小春连忙请示郑子明,郑子明说:“你是因为上海陈丽燕案件,被香港列入出入境管制名单,你出关没有成功,是由于我们的限制没有解除。我们马上联系香港警方,解除你的出入境限制令。你明天到罗湖海关,就可以回深圳了。”

次日,陶小春再次来到香港罗湖口岸准备出关,却再次被香港海关工作人员拦下。在海关工作人员的提示下,陶小春最后来到香港出入境事务处,在出入境事务处办理了学生签证延期的有关手续。

第三次返回罗湖口岸,陶小春得以顺利出关,来到深圳罗湖火车站。

但陶小春却接到郑子明的命令:“北京那边的手续还没有办完,你还不能坐火车去北京,你不准住酒店,每天晚上12点前,必须在罗湖火车站售票厅门口待命,既不允许坐下,也不允许喝水,去洗手间要向我申请,等批准以后才可以。警方随时通过监控和特情人员,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

此后,每天晚上12点之后,郑子明让陶小春到深圳火车站附近和平路上的餐馆,一边给手机和充电宝充电,一边要几个人的饭菜开始吃饭。陶小春除了吃饭时间可以坐着之外,其余时间都必须站着。

在罗湖火车站等待指令的五六天时间里,郑子明团伙只允许陶小春住过一次旅店,而且是凌晨一点入住,早上6点洗个澡后就要离开酒店,到罗湖火车站待命。

在罗湖火车站停了6天之后,郑子明团伙最终允许陶小春从罗湖火车站售票厅,买一张从深圳到北京的站票。

售票员听说陶小春要买站票,用怪异的眼光盯着神情怪异的陶小春说:“高铁从深圳到北京没有站票,只有坐票,凭什么有坐票你不坐啊?”

陶小春拿不定主意,只好打电话请示郑子明,郑子明说:“你可以买一张坐票,但你上车后要从深圳一直站到武汉,过了武汉才能坐在座位上。不管你到哪里,我们的便衣刑警随时跟在你身后,只要你不服从命令,就会被立即拘捕,那你回北京也见不到父母了。”

眼看就要回到北京了,再忍忍吧。

陶小春的家住在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附近,她乘坐高铁到达北京西站后,陶小春本来可以回到近在咫尺的家,但郑子明告诉她:“你到达北京市公安局刑警总队之前,不能见任何熟人,你先在售票厅门外等待指令。”

几个小时后,郑子明最终指令陶小春到火车站内的肯德基餐厅,一边吃饭一边过夜。

陶小春到达北京的第二天,郑子明让陶小春前往北京刑警总队解除她的招商银行卡的冻结手续,并叮嘱她千万不要主动要求坐牢,郑子明正在努力找检察长帮她申请解除通缉令。

按照郑子明发来的微信定位的指引,陶小春来到北京市刑警总队。但陶小春并没注意到,郑子明所说的“北京刑警总队”门口挂着的牌子,却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

此时的陶小春哪里还分得清这些?

陶小春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门口,她泪汪汪地对门卫说:“我的招商银行卡,被你们北京刑警总队冻结了,请你们给我解除银行卡的冻结!”

接待陶小春的门卫回答说:“我们这里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不管银行卡解冻的事儿,要解冻你去银行啊。”

陶小春央求说:“那你们把我抓起来吧,我受不啦!我要坐监狱!”

门卫以为来了个神经病,奇怪地一边往外推一边对陶小春说:“你该去哪儿去哪儿吧,别在我们这里捣乱了。”

陶小春出门只好给郑子明打电话,汇报刚才发生的情况。郑子明说:“只有高怀亮检察长给北京刑警总队发去解除你银行卡的公文,你的案件才能结案。这样吧,你立即回到香港,不用在北京坐监狱。”

“既然不用坐监狱,那我要回家看看,我要跟父母报告这个好消息!”陶小春高兴地说,听到这个好消息,她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不行,绝对不允许你回家!你的劳动教养还没有完成,必须按照我的指令回香港!”郑子明的回答没有任何商议的余地。

陶小春的家就离北京西站不远,当她回到北京西站买完回深圳的车票后,望着霓虹闪烁的熟悉的北京城,想到自己终于不用坐监狱,只要回到香港完成劳动教养,噩梦就会终结了。她的心情突然好了起来,最后还是忍不住打车回到三里河的家中。

面对深夜突然敲门回家的女儿,陶小春的父母欣喜若狂又不知所措。但陶小春一言不发,独自躲到自己的房间倒头就睡。父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敢多问,只好让女儿沉沉睡去。

但令陶小春父母大吃一惊的是,第二天一早,当他们做完早饭推开女儿的房门时,女儿的房间里早已空空如也!

联想到半个月前女儿曾经说过被一个男网友诈骗,陶学文到香港看望女儿却被拒之门外,这次突然回京又不告而别。陶学文一拍脑袋说:“女儿一定出事了!赶紧报警吧!”

陶学文在香港的时候心存顾虑不敢报警,但女儿回到北京了,不能再这样不明不白地眼睁睁看着女儿突然失踪了,陶小春的父母连忙向北京警方报案。

根据陶小春父母的报案情况,考虑到陶小春很可能通过深圳海关去往香港,北京警方随即向深圳警方发出了协查通报。

2018年10月27日,当陶小春乘坐高铁在下午5点44分从深圳北站出站后,前来接站的却是深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第七大队副大队长顾育辉和民警王卓莹。

与此同时,陶学文紧急从北京飞往深圳宝安机场。在父亲的陪同下,父女两人在深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第七大队,连夜向杨安康、王征途、顾育辉、王卓莹四人讲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

尽管四位资深反诈民警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过程中,见多了各种诈骗手段,但陶小春被人身控制并遭受非人虐待的过程,还是让四位反诈警察震惊不已。为了打消陶小春的顾虑,顾育辉给陶小春观看了大量诈骗团伙伪造的《通缉令》,并让陶小春翻看了诈骗团伙进行诈骗时使用的剧本。

接着,王卓莹详细向陶小春介绍了诈骗团伙对于诈骗资金的分流图,并让陶小春听了诈骗团伙冒充警官、检察官进行诈骗时的各种录音。

就在陶小春和父亲在讲述案情的过程中,郑子明团伙仍然不断打电话给陶小春。王征途立即示意陶小春,暂时不要接听电话,以便警方循线追踪锁定诈骗窝点。

為了打消陶小春的幻想和疑虑,王征途直接打电话到晋江市公安局,让陶小春向值班干警询问刑侦队是否有个叫郑子明的警官。那边的值班民警告诉陶小春,整个晋江市公安局,既没有叫郑子明的民警,也没有什么陶小春所说的诈骗案,更没有什么三个检察长与公安局联合办案的专案组。

杨安康拉着陶学文开导陶小春说:“你冷静想一想,警官直接给当事人发送《通缉令》,在我们公安内部看来,是不是纯属笑话啊?民警都知道被通缉对象的联系方式了,你要真犯了罪,警察是不是早悄悄把你抓起来了?警察私下给犯罪嫌疑人发《通缉令》,那不是通风报信吗?”

直到这个时候,陶小春才意识到,过去半年时间里,她是被郑子明这些冒充假警察的诈骗团伙所控制。微信头像里身着警服的郑子明警官,就是一个彻头彻尾丧心病狂的死骗子。

陶小春报案后不久,香港警方向深圳警方发来协查通报,要求深圳警方帮助抓获已经回到大陆的陶小春。原因是诈骗团伙将在新加坡诈骗的赃款,转到陶小春开立的银行账户内。同时又协助诈骗团伙从陈杰那里领取了大量诈骗款,香港警方怀疑陶小春是诈骗团伙成员,已经在她所在学校进行布控,并准备扣押她即将领取的博士学位证书。

接到协查通报后,因为香港同行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整个情况并不了解,顾育辉用了整整一个晚上通过微信与香港同行进行语音沟通,掰开了揉碎了才将案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最后,香港警方答应,陶小春到香港警方做个报案材料后,解除对陶小春的诈骗嫌疑,允许她领取博士学位证书。

而查找到郑子明诈骗团伙的诈骗窝点,将这个丧心病狂的诈骗团伙一锅端掉,是杨安康他们的当务之急。

从骗子手里抢钱

尽管早在2013年6月,深圳市公安局就在广东率先设置反信息诈骗咨询专线,但却遏制不住电信网络诈骗的飞速增长。

2015年3月,深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七大队成立,对外的称呼是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侦查大队,简称反诈大队,又叫反诈中心。深圳反诈中心的核心有4位创业元老,也就是听取陶小春被骗案的大队长杨安康、副大队长王征途、顾育辉,资金拦截组长王卓莹。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接触性犯罪、近身诈骗、入室犯罪等传统犯罪一直在下降,新型犯罪案件数量不断上升,电信网络诈骗手法也在不断翻新。在深圳反诈中心,最高峰时每天会有2000多个诈骗电话的预警。也就是说,深圳市每天会有2000多名市民接到来自境内外的诈骗电话。

深圳常住人口加上流动人口超2000万,人口结构年轻,很多是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有钱但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深圳小微企业、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众多,有着典型的“小空间聚集大量年轻人”的城市特点;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深圳金融科技企业多,各个行业收入较高,有钱人遍地都是。这些因素让深圳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区。

在通过警企合作与深圳安络公司联手打造大数据反诈平台的基础上,杨安康和王征途他们一边实战,一边通过警企合作成立了电子证据的研发队伍,对新型网络犯罪的发现、预警、取证等问题进行攻关,打造警方的智能化取证平台。

由王征途带领团队研发的大数据取证平台,采取区块链技术,使数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并将数据分布存储在各个节点上,有效保障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降低了远程勘验中因人为疏忽而导致的取证规范性问题。

深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创新,得到了国家法律层面的认可。2018年9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了大数据取证手段获得的电子证据的有效性,认可了深圳反诈中心研发的哈希函数值的“唯一性”、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性”和“不可伪造性”。

在此之前的2016年7月24日,公安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深圳)研判中心挂牌成立,深圳反诈中心成为全国的反诈平台。公安部设置的同规格的反诈研判中心,全国只有6个。

读者一定着急了,介绍了这么多背景,怎么还没说到怎么抓到诈骗陶小春的骗子呢。您别急,且听我追根溯源地慢慢道来,接下来的故事才会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

我先带您参观一个神秘繁忙的场景,就是非请莫入的深圳反诈中心。

深圳反诈中心升级为国家级研判中心的同时,深圳反诈平台的办公室就占了深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一层楼,这个开放式平台占地620平方米。

如果你走进深圳反诈中心,你会听到反诈热线电话响个不停,50名接线员24小时轮班守在电话旁,随时为咨询、求助或报案的群众提供服务。按照详细统计,这个平台日均接听1800余个电话。

在反诈热线电话接听平台的玻璃幕墙隔壁,是深圳反诈中心特有的银行和电信机构办公平台。在外人看来,这里的场景特别奇怪:在平台周边靠窗的地方,打了几十个玻璃幕墙隔断,每个隔断内都有两名工作人员在办公。而每个隔断的门口,都挂着统一制作的标牌,上边标注着: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

这些银行在这里的统一名称叫“驻点银行”,主要业务是资金拦截。反诈平台24小时在线,会同驻点银行实时开展警情分析、被骗资金紧急止付和追查工作。

查询账户、冻结账户、快速止付,在这里可以瞬间完成。

只要发现诈骗迹象,警方在这个平台上可以直接和银行协作,第一时间提醒被诈骗的群众,并在源头上拦截资金,斩断诈骗的黑手。从2015年8月反诈平台启用以来,深圳警方已经快速冻结银行账户超过5万个,拦截被骗资金超过20亿元。

这种把银行开到公安局里的工作模式是全国首创。统领这些“驻点银行”的大总管就是杨安康和所有干警都喊“莹姐”的女警察王卓莹,她是深圳反诈中心的绝对“一姐”,也是广东反诈的“一姐”,她的职务是反诈中心资金查控小组组长。

王卓莹的代号很好记,不管男女老少职务高低,所有人都喊她“莹姐”。

资金查控的具体业务是:当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被诈骗事主报警、求助时,王卓莹和她带领的团队就要将诈骗涉案账户、资金款项,及时快速推送给银行等相关部门,通过银行指定专家、联络员对涉案资金流向进行快速查询,对涉案款项进行追踪和止付。

56岁的王卓莹已经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但各级领导都来跟王卓莹谈话,中心意思只有一条:“你能不能不退休?反诈需要你!深圳需要你!”

看似柔弱的王卓莹细声细气,但话语中带着坚忍不拔的刚性:“赶我走,我也不走。”

在刑侦岗位上,战斗在一线的女民警并不多,在刑侦岗位上战斗了30多年的女民警,几乎是凤毛麟角。

王卓莹就是这凤毛麟角之一。王卓莹的父母都是刑警出身,父亲曾是广东省公安厅著名的刑侦专家,而且是公安部的二级英模。从小的记忆中,她听到的父母聊天都是案情分析会。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王卓莹,下决心不再过父母那种工作和生活分不开的日子。

在省公安厅家属院长大的王卓莹,如此的家庭背景,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找一份舒适的工作并不难,安逸的生活仿佛随时在等着她。意料不到的是,王卓莹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穿上警服進入深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冲到了反盗抢一线抓歹徒、查信息、做指纹鉴定,成为一名刑侦一线的女民警。

从1984年10月当上女刑警,王卓莹在一线岗位上整整干了20年反盗抢。领导觉得让王卓莹这样一个柔弱女子天天冲在第一线,心里不落忍,加上王卓莹天生心思缜密,又是局里的情报专家,就安排王卓莹开始接触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004年的电信网络诈骗刚刚出现时,还是以发送短信、中奖的形式出现,也没有今天的网上转账。最初骗子骗来钱后通过柜员机或者网点柜台取现的方式,领取诈骗款项。

王卓莹最初的工作职责是情报收集,就是对诈骗信息进行收集、录入、分析、串并、查询。在这些工作中,到银行查账是必经的一道程序。每天早上到单位后,王卓莹拿着刑侦支队开具的公函,到各个银行去沟通,对一笔笔赃款进行追踪和冻结。

因为王卓莹长相清秀单薄,说话柔声细语,与银行沟通起来比较顺畅。那时候,她几乎每天奔走于深圳各大银行和各家分行。由于长时间来回奔波查账,王卓莹意识到,想快速获取有价值的资金数据,像这样一家一家跑,就是累断腿也办不了几个案子。如何与银行沟通,将警方的需求告知他们,让银行立即配合警方的工作,是王卓莹在十年奔波中天天考虑的问题。

十几年奔波下来,王卓莹从最初大家嘴里的“小莹妹妹”,跑成了今天的“莹姐”。

最初干资金拦截,早期的骗子转移赃款速度慢,警察抓起来也慢。以王卓莹2008年承办的一起诈骗案件为例,一名当事人在头一天被短信诈骗18万元,接到报案时间过去了一天,王卓莹立即拿着公函赶到银行,对当事人被转走的资金进行拦截,当天下午就将这笔资金拦截下来,全额返还给了当事人。这是深圳首个电信网络诈骗拦截并全额追回资金的案例,王卓莹一战成名。

要是在今天,钱款只要到了骗子账上,分分钟就会被分解到三四五六七八级甚至无数级账户上,想拦截比登天还难。

这么说吧,你的一滴水掉到一脸盆的水里,你能说清楚那一滴是你的吗?

如果这一滴水是掉到太平洋里呢?你怎么在太平洋里找到属于你的那一滴水?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案例,王卓莹竟然在事主没报案的情况下,就发现了一笔赃款并成功拦截。有一次,王卓莹上午8点赶到工商银行,协助东北一家公安机关查控一个涉嫌诈骗的账号。就在这个过程中,王卓莹发现有人正在不停地向这个账号转账,每笔都是5万元,每笔转账的间隔时间只有几分钟。王卓莹凭借多年办案经验,敏锐地断定这是犯罪嫌疑人通过这个账号转移资金,这个账号就是资金过路的中转站。王卓莹立即告诉银行的朋友,立即冻结这个账户,只准转入不能转出,并同时查找到所有的上游资金账户。

按照当时的办案规矩,王卓莹当时没有拿冻结账户里最新款项的公函,银行是可以不听王卓莹意见的。但多年交道打下来,银行工作人员早已认定,只要“莹姐”认定某个账户有问题,那是一定不会错的。因此银行工作人员尽管心里直打鼓,还是积极配合王卓莹的工作,冻结了这240万元。

王卓莹心里何尝不打鼓啊?如果贸然冻结了正常账户,而且还是高达240万元的巨款,人家一旦告过来,吃不了兜着走啊!

王卓莹就这么耐心地盯了3个多小时,直到盯着这240万元从深圳一个新开的农业银行账户,转移到深圳一个工商银行账户,又一笔一笔转账到王卓莹正在查控的工商银行账户。到了中午12点,看到这个账户的资金再也没有出现异动,王卓莹才放心地回到了单位。

银行的要求不过分,账户冻结了,王卓莹要回公安局尽快补办一份冻结账户的公函给银行,这样银行才不会担责任。

没有事主报案,也没有警方的协查通报,就贸然冻结了240万元,怎么跟领导开口出具这份公函呢?王卓莹也打怵,她横下一条心,宁愿被领导训斥一顿,也坚信自己的判断。一直熬到下午5点钟要下班了,王卓莹终于鼓足勇气敲开领导的门,要把事情说明白。

没想到王卓莹还没开口,领导却开口了:“莹姐,我刚刚接到四川成都那边的来电,请求我们协助冻结一笔工商银行的资金,现在马上就要下班,肯定来不及了。你跟银行关系好,只有麻烦你打个电话赶紧冻结一下,不然这笔巨款很可能马上就被转移了。”

王卓莹脸上绽开了一朵神秘的花儿:“我已经把这笔钱冻结了,还查出了上游两个转移赃款的账号,你现在给成都同行回话吧。”

成都同行那边接完电话,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全国人民都知道深圳速度,你们破案的深圳速度,也这么惊人啊?”

王卓莹笑着对领导说:“再提醒一下成都同行,告诉他们咱们深圳的口号吧,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让王卓莹也预料不到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诈骗形式不断改头换面,犯罪嫌疑人获取资金的手段也越来越隐蔽,从直接取款到不断网上转账,资金流动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核心环节,与银行打交道成为反诈警察们的一项必备技能。

在十几年的反诈过程中,凭借多年来在反诈一线奋战时积累下的与银行沟通的丰富经验,王卓莹把自己熬白了头发,也熬成了反诈系统著名的资金查控专家。在广东公安系统甚至全国公安系统,只要求教反诈的资金查控问题,大多数同行脱口而出的就是“深圳莹姐”。

王卓莹之所以成为大名鼎鼎的“深圳莹姐”,凭借的就是这个快速资金查控平台。如果说反诈平台是一柄长矛,王卓莹的这个资金查控平台,就是挡在诈骗资金前面的盾牌。

王卓莹的工作,就是每天从诈骗分子的手中抢钱。

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在今天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资金拦截工作必须争分夺秒,尽可能在受骗资金被转移前拦截。每天,深圳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都会接到几十起、甚至上百起報警电话,其中有很多都是当事人资金被骗后,打来电话求助的。

今天的反诈警察接到报案后,资金查控变成了分分钟的事情。反诈热线接到资金被骗的报案后,负责人只需要几步距离就来到王卓莹的资金查控平台,王卓莹根据事主报案时留下的银行账号可以立即查控冻结。比如,涉案账号是工商银行,查控手续会立即到达工商银行的坐席,工商银行工作人员随即就会查控这个账号,并查控所有关联账户。与此同时,相关银行一起联动,无论这笔钱被分解到几级账户,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查控冻结,然后在履行完必要手续后,这笔资金再原路返回到被骗事主的账户。

这个24小时反诈热线平台,与王卓莹的资金查控平台,中间只隔了一层隔音的玻璃幕墙。查控平台里,除了数家驻点银行之外,移动、联通、电信三家电信企业,也在这里驻点办公。只要警方有资金查控和电信企业的查询需要,银行和电信企业就会第一时间快速反应。

这个平台的建立可不是那么容易,而是王卓莹一家一家谈下来的。

在多年的工作中,王卓莹获得了银行的理解信任与支持,双方也养成了默契的习惯,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工作方法。但触动王卓莹并让她作出重大改变的,恰恰是这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工作机制。

十多年前,一个深圳老板被骗走了一千多万元。深夜接到报案后,正在值班的王卓莹为了尽快冻结资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银行的保卫部门和客户中心,在没有拿到正式手续时,通过私人关系才查封了这个账户。

银行的朋友冒着风险答应帮忙之后说:“莹姐,我们信你,才敢冒这个风险的,要是别的警察,我们可不敢!”

这句本来暖心的话,让王卓莹惊出了一身冷汗,万一查错了呢?这一千万可不是好玩的。她补办完手续后,对刑侦支队领导说:“人家银行信我王卓莹,不一定信别的警察啊,这样靠私人关系办案不是个长久之计,我要退休了怎么办啊?我们必须打通银监会、人民银行和各家银行之间的联系,搭建一个资金查控平台,形成快速查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打掉反诈的资金链条。”

为了搭建这个平台,王卓莹对深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领导立下军令状,她只说了六个字:“有责任,我承担!”

领导一听王卓莹这么毅然决然,也回答得很干脆:“既然这样,我陪你去一家一家谈,一家一家签协议。”

话是这么说,让银行派驻专人到公安局驻点上班,还要授予查控冻结资金的权力,这在全国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深圳市公安局领导带着刑侦支队领导和王卓莹等人,从市政府到银监会,从银行到电信部门,一家一家地跑,一家一家地签协议。

最终,全国首家警察和银行联动的资金查控平台,就这么建立起来了。

除了银行之外,还有多家第三方支付平台,也进入到这个资金查控的序列中。

不同银行查控资金的渠道也不一样,除了有农行、建行等八家银行在反诈中心驻点,可以直接受理、现场查控外,还有司法协助专窗、客服中心、运营管理部、会计部、指定网点等方式。这都要求王卓莹的查控小组迅速反应、找到准确渠道与银行沟通,迅速查冻相关账号。

截至2020年1月,深圳反诈中心已与39家银行签订协议,通过指定人员、渠道应对突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紧急查冻账户和资金。与此同时,反诈中心还与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政法委、市公安局、市通讯管理部门、市银监会等59个相关部门形成合力,保护深圳市民的“钱袋子”。

王卓莹以过人的协调能力,在深圳建立了全国首家警银合作反诈平台。2018年公安部在深圳建立反诈研判中心后,王卓莹被公安部指定为深圳联络员,负责协助处理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案线索银行账户、电话协助查询工作。

深圳“莹姐”,也就成了全国反诈同行的“莹姐”。

王卓莹在推动警银合作机制之后,还促使银监机构出台了全国首个《电信网络诈骗涉案资金返还规定》,这在反诈实践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资金查控平台、电信机构驻点成为深圳的反诈利器。当然,这些只是深圳反诈平台的一角。深圳反诈中心还与腾讯、360等数家网络安全公司密切合作,共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因为有些合作涉及警方内部秘密,不宜在这里一一展示。

这么说吧,王卓莹一个指令下去,深圳市39家银行和19个第三方支付平台,都会立即执行。

查扣冻结完成后,王卓莹拿着一份简易的手续,由现任反诈中心主任王征途直接签发就可以了。反诈中心的签字权限,全部授予给了王征途一个人。

这种对涉案账户“先止付、后补办手续”“24小时实时响应”的工作模式,打通了深圳本地分行与外地分行的查询和冻结通道,做到了“立足深圳、覆盖全国”。

在以往的合作过程中,每单止付银行只认警方的法律文书,法律文书到了就给你做,没到就绝对不给你做,而且拿着法律文书一级一级查询账户,是很难一下子到位的。如果没有警方与银行的联动机制,被骗的钱财早已泥牛入海。

有些没有什么文学色彩的表述,却是最严谨最准确的。深圳警方提供的关于资金查控平台的文字介绍是:通过各方的力量整合,深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建立起了警银联动、警通联动、警企联动机制,承担着五大功能。由反诈中心牵头,包括深圳市人大、综治、宣传、法院、检察、法制、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银监、商业银行、通管、四大运营商、腾讯、市场监管、税务在内的69个成员单位,强化对深圳市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的协调与指挥,充分发挥组织优势、资源优势;与110接警中心和各派出所对接,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第一时间接受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报警;承担被骗资金快速止付和原路返还的工作职责,各大银行与公安机关开展涉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资金链紧急处置工作;承担着涉案电话、涉案网址、非法域名、涉案QQ、涉案微信号、涉案IP的紧急呼死、关停、封堵和拦截工作;反诈中心承担着深圳地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研判串并、组织侦查和联合打击,重点侦办跨省跨国重特大电信网络诈骗集团的侦查经营和收网打击。

形象一点说,这种合作对诈骗分子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势。

反诈平台建立起来之后,王卓莹就忙成了陀螺。因为诈骗案件的案发时间不同,报警时间也不同,接到报案后王卓莹要在第一时间做好资金拦截,所以她的手机24小时都不能关闭。有时候,即使在下班以后或者节假日,王卓莹的手机也经常响起,她都会第一时间对相关信息进行处理。

王卓莹的工作量有多大呢?简单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王卓莹带领团队每年为上万名事主,从骗子手里抢回来4亿元左右。

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为挽回事主被骗款项,上演抢钱大战。陷在资金拦截的繁复中,王卓莹有时候也会心烦心累,资金拦截工作每天都没完没了,永远都办不完,永远都会有新的案件发生。而且很多时候查下去,最终发现受害人的钱早被转走了,只查到一堆空的银行账号,那种难受滋味也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

有时候王卓莹也在默默吐槽:傻子怎么这么多啊,骗子不动脑子就能骗来钱,真是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

这话只能憋在心里,王卓莹嘴上绝对不能说出来。毕竟,那么多受害人需要她的帮助,她在烦躁的同时又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况且,各家银行的员工24小时守候在公安局的格子间里,他们给了王卓莹最大的支持。

王卓莹也明白,银行工作人员在公安局里天天绷紧神经的滋味,实在不如在银行里数钱来得痛快。

为了表达这种感激,每天晚上下班前,王卓莹都会对自己当天的工作进行一个小结。当天得到了哪家银行的支持,有哪些拦截成功的案例,她除了当场表扬之外,还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点名表扬一下某个银行,或者发一些感恩的话语,或者放些花花草草的漂亮照片。她总是说:“这既是给我自己加油打气,也是对帮助我们的银行表示感谢,告诉大家这不是公安一家的功劳,是靠大家的共同努力!”

從骗子手里抢钱的王卓莹,能帮助陶小春把钱抢回来吗?

银行卡“污水池”

宏观的层面上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情况,基本介绍清楚之后,就需要微观解剖麻雀了。您别急,这个麻雀还不是被骗的女博士陶小春,而是说说王征途。

深圳反诈中心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实践中,与多家机构的联系越来越顺畅,在合作方式方法上也更加灵活,沟通起来也更默契,逐渐建立了深圳特有的反诈同盟。

在公安部挂牌成立深圳研判中心的基础上,2018年2月3日,公安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深圳)研判中心警企合作实验室,在深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挂牌。至此,一个有十多家科技企业参与,包括了腾讯“守护者计划”“网络远程勘验和取证”和“大数据侦查”等功能的警企合作平台,正式开始挂牌运行。

一大批互联网科技企业的参与,意味着警方与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的技术力量对比,终于出现邪不压正的积极变化。

在深圳的反诈实践中,从阻击战升级到歼灭战,深圳公安队伍涌现出一批青年反诈精英,他们有的长于探索建章立制,有的精于研判跨境打击,有的擅长资金拦截,有的精通信息围堵,还有的善于接警开导安慰受害者。

2018年9月,王征途被公安部聘为反诈专家。在公安系统内,部级反诈专家只有十几个,属于凤毛麟角的人物。

2019年6月,王征途接棒杨安康,担任深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第七大队大队长兼深圳反诈中心主任。

此时,杨安康另有任命调任其他公安岗位,顾育辉调任地方政府负责法制工作。

王征途是深圳反诈中心的创业元老,从反诈热线到反诈中心,他的工作贯穿了深圳反诈迄今为止的全过程。从2015年8月起,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中,王征途负责深圳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刚开始接手组建工作时,深圳电信网络诈骗案以年均30%的速度在增长,上边要问责,王征途压力非常大,好几天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头发也掉得很厉害。

王征途是七大队副大队长,也是深圳市反电信网络诈骗办公室唯一的工作人员。除了本单位的本职工作,他每天还要忙着打电话联系、上门拜访各有关部门。反诈工作在公安是正事儿,在别的单位却是闲事儿,他一次又一次碰软钉子,情绪一度低落到极点。

望着写字板上自己亲手写的联络单位名字,军人出身的王征途跟自己较起劲儿。最终,王征途在各级领导和各个部门的支持下,把工商、税务、银行、电信运营商,以及腾讯、阿里、360等互联网公司,全部“收编”到反诈中心,在全国开启了多部门联合精准打击的新格局。

为拦截被骗资金,王征途创新地提出了“银行卡污水池”概念,通过提前预警,找到有可能会去买银行卡的人和已经开卡的嫌疑卡,精准防控、提前冻结。

王征途提出的 “银行卡污水池”,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让反诈工作一改以往只能追在犯罪分子后面跑的被动局面。

“银行卡污水池”不同于以往的“黑名单”,而是着重对一些可能因为小小个人利益而参与诈骗活动相关联的活动的人群,进行重点关注。

买卖自己的银行卡、买卖自己的电话卡、买卖自己的上网卡,这种因为贪小利而形成的“银行卡污水池”,按照现行的法律并不违反刑法,这种电信网络诈骗的关联行为却成为电信网络诈骗事实上的帮凶。

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正是利用这种自己卖掉的合法的银行卡,干着非法的勾当。等警察找上门来,卖掉自己银行卡的人两手一摊说:“不是我的责任啊,我又没诈骗。”

与此同时,诈骗团伙大量买卖银行卡,形成了犯罪链条上的“银行卡污水池”。两种“污水池”同时并存,反诈警察在没有破案之前也难以分辨。

一直以来,大量黑灰产业为犯罪分子提供银行卡、电话卡等作案工具。出售人没有直接参与电信网络诈骗,却是诈骗团伙的帮凶。现行法律上,这些人抓又不能抓,打又打不了,管又管不住,各个机构都非常头疼。

王征途这个“银行卡污水池”的概念,核心内容是通过提前预警,对有可能购买银行卡的人和已开设“嫌疑卡”的户主的功能作出限制,只保留银行柜面操作,让他们尝到买卖自己银行卡的恶果,提高犯罪嫌疑人的诈骗成本。只要有污点的银行卡就会被警方锁定,进到这个“污水池”里的钱,只能进不能出,被冻结后谁都转不走。

警方不需要人为锁定这些银行卡,只要有嫌疑,反诈平台程序通过大数据分析会自动认定并冻结这些银行卡。王征途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诈骗团伙最终“无卡可用”。

比如,北京发生过一起诈骗案,事主被骗60万元后报警,北京同行联系王征途请求协助冻结银行卡,王征途到深圳反诈平台一查,发现这个银行卡早被深圳反诈中心锁定,这笔款早就冻结在“污水池”里了。

这样的案例,可谓数不胜数。

当然,“银行卡污水池”最初试运行的时候,因为技术不成熟可能会造成“误伤”,也确实发生过“误伤”。比如深圳大数据平台曾经冻结过一张正常的银行卡,只是因为这张银行卡在频繁转账的时候,转账次数触发了事先设定的数值。银行卡主人不干了,想解冻又拿不出让公安机关认可的证据,公安机关不可能因为他而改变事先的设定,最后只好跑到法院去告王征途。

王征途對银行卡主人坦然说:“你去告吧,该承担的责任我必须担,我愿意当这个被告。”

当然,这次教训之后,深圳反诈中心专门成立了接受投诉的人员,按照程序解冻“误伤”的正常银行卡。有些异动的银行账号被误关,合法沟通之后双方都表示谅解。

除了银行卡,王征途还锁过一位深圳人大代表的手机。人大代表找到刑侦支队领导投诉,王征途连忙上门去作解释。这位人大代表搞明白缘由之后,成为反诈的坚定支持者,还帮着王征途在两会上提交议案。

为把老百姓的钱骗到手,诈骗背后往往有庞大的团队为其出谋划策,既有专门购买老百姓家庭情况、资产情况、行踪情况等信息的,也有利用公民信息量身定制话术剧本的。王征途曾经抓获一个专门为诈骗团伙编写剧本的犯罪嫌疑人,一查学历,这个人竟然是一所名校的博士。而诈骗团伙之所以能够诈骗成功,关键要素之一就是诈骗团伙掌握了受害者的信息。

怎么破解这个困局呢?

最初,王征途经常接到大量投诉骚扰短信的问题,他和同事们尝试过许多办法,封号、黑名单、暗访等手段,都收效不大。深圳市通信管理部门也想解决这个问题,却啃不动这块硬骨头。王征途就对通信管理部门的领导说:“我来帮你们啃这块骨头怎么样?但你们得配合我的工作。”

通信管理部门的领导哪有不答应的道理?王征途拿着自己找来的“鸡毛”当了令箭,他竟然把市场监管局、消委会、三大通信运营商,以及腾讯等科技企业都拉到一个会议桌前,大家坐在一起,从骚扰信息入手,分析打击骚扰信息存在哪些障碍,明确骚扰信息认定标准、依据什么条款处罚、明确执法过错责任。

几场会商的“诸葛亮会议”下来,深圳的反骚扰信息行动形成联动机制。第一步由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骚扰信息进行认定,出具鉴定书后就可开展执法行动;第二步由法院确定审判依据,解决诉讼问题;第三步,明确执法权责,谁的环节出问题谁承担相应责任。

信息骚扰的认定、打击、诉讼都畅通无阻,最后,深圳市通信管理局一位领导给王征途起了个绰号说:“这王征途就是个疯子。”

王征途之所以死死盯着骚扰信息不放,实际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骚扰短信的源头在于非法获取和买卖个人信息,这同时又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源头。只要掐断犯罪源头,下游犯罪就会大大减少。

一场以打击骚扰信息为名、实为扼制诈骗源头的行动,在深圳市轰轰烈烈地展开。王征途带队冲进诈骗窝点的机房时,从嫌疑人电脑中发现了数百万条个人信息,其中很多信息甚至详细到令人吃惊的程度。

除了诈骗链条上的资金流和信息流,在资金流中还有一条关键环节,就是老百姓被骗的钱怎么回到自己手里,这是在反诈实践中难以解决的问题。

被骗资金进了骗子的“污水池”,就像一滴水落到一杯水里,谁能分辨出哪是你那一滴水?况且这个资金池不是一个杯子,而是一条污水河。

按照正常流程,受害人报案,公安局人赃并获,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直到判决书下来,资金才有明确的归属,银行才能划款归还被骗资金。但这个司法过程时间很长,很多网络诈骗窝点藏身境外,即使及时冻结被骗资金,也无法返还给受害人。

深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每年冻住数亿元的资金,这些钱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因受骗而破碎的家庭、企业。这些钱冻结在那里,被害人拿不回来也用不了,对于银行来说也是资源损耗,而民警的权限是每六个月都得续冻一次,还要承担执法的风险,这笔钱成为大家都不想碰的“烫手山芋”。

王征途思索着,能否推动深圳法院、检察院、银行先行先试,突破刑事诉讼这个障碍,探索多赢局面?何不借鉴民事程序的不当得利做法,把涉案资金提前返还给受害群众,减轻民警执法办案压力、减少银行账户资源损耗呢?

经过深圳公安、银监和银行协会的共同努力,三方达成了《深圳市信息诈骗犯罪案件涉案账户资金应急处置合作协议》,对依法迅速冻结或止付涉案账户中尚未被转移的被骗资金进行原路返还。

王征途做法是:在警方攔截涉案资金以后,对案情属实、资金权属清晰的涉案资金,法院审结之前,公安机关主动担责,由银行实施,对涉案资金原路返还到事主账户上,最大限度解决了被骗事主的基本诉求。

王征途提出这个解决办法,在三年的运行过程中,深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拦截被骗资金15亿元、返还2亿余元,挖掘劝阻潜在被骗群众25万人次,为群众挽回损失达18亿元。

在电信网络诈骗的世界里,有无数看得见看不见的坑,你能躲一个坑,还有第二个坑,能躲第三个还有第四个、第五个。有这么多的骗子层层设伏,步步在前边挖坑,王征途只好一路跟随,一边填坑。

没办法,在反诈实践中,只有魔高一丈道高一尺。反诈警察只能跟在骗子后边亦步亦趋。

查信息流,查资金流,从“银行卡污水池”到资金原路返还,王征途琢磨出很多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打法。防与骗、进与退,反电信网络诈骗好比一场“猫与鼠”的持久战。

王征途说:“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趁着这个工作机会做点实事,不然会遗憾终身。特别是在反诈这个舞台上,就要挑起时代赋予的重担,唱好这出戏。”

2019年2月26日,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在北京举行了“2018年度全国十大反诈先进人物暨十大反诈典型案例”颁奖活动,王征途获“2018年度全国十大反诈先进人物”。

这次的评选活动是全国开展三年反电诈专项行动以来,第一次开展的全国性评奖评优工作,涉及全国公安、银保监、银行、通讯、第三方支付、知名互联网企业等行业,真正体现了全民反诈、全员参与的打击治理电诈工作新格局。

无论是杨安康牵头建立的反诈平台,王卓莹从骗子手里抢钱,还是王征途从“银行卡污水池”到被骗资金原路返还的组合拳,都是让骗子们逼出来的办法。

跨境追击

梳理完杨安康牵头联手网络公司打造的深圳反诈平台,介绍完王卓莹在公安局里开银行,搞清楚王征途的“银行卡污水池”。现在,我们可以回到陶小春报案之后,深圳警方如何抓捕郑子明犯罪团伙了。

其实,细心的读者读到这里,差不多已经搞清楚深圳警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手段,锁定郑子明诈骗团伙了。

在王征途的“银行卡污水池”里打破砂锅问到底,在王卓莹掌握的各个银行中查找现金的流向痕迹,在杨安康打造的长矛反诈平台里查找到诈骗团伙的窝点所在地,郑子明犯罪团伙的狐狸尾巴,无论如何也就藏不住了。

因为陶小春一案诈骗金额巨大、性质极为恶劣,深圳警方接到报警后,深圳市公安局立即组织深圳刑侦支队,罗湖、宝安分局刑警大队等单位开展侦查工作。经前期侦查,王征途他们很快通过大数据分析,串并了郑子明犯罪团伙在深圳、珠海等地犯下的45宗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合计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

陶小春并不是郑子明诈骗团伙中唯一的被害人,只是被害得最令人唏嘘感叹的那个人。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中,精神控制是常用的手段,但如此变着花样丧心病狂地戏弄被害人,极为罕见令人发指。

深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根据线索展开侦查,在串并了多起诈骗案件后,因为案情重大,他们立即上报到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省厅刑侦局接报后,迅速组织深圳、珠海两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联合开展侦查工作。警方很快查清了郑子明案犯罪集团的犯罪事实和55名相关涉案人员的真实身份。最后,深圳警方锁定郑子明犯罪团伙全部躲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打出国门跨境追击,与诈骗团伙惊险博弈,将电信网络诈骗分子从境外抓捕后带回来审判,不仅需要多个部门联合发力,更考验每一个办案民警的侦查智慧。

因为涉及境外,案件的侦破也颇为曲折,深圳警方三批人员先后抵达巴厘岛进行抓捕工作。

这个时候,轮到副大队长顾育辉带队冲锋在前了。

巴厘岛在中国是知名度很高的著名旅游岛,也是印度尼西亚33个一级行政区之一。巴厘岛是个火山岛,岛上大部分为山地,全岛山脉纵横,地势东高西低,岛上的最高峰阿贡火山海拔3142米。巴厘岛是印度尼西亚唯一信奉印度教的地区,主要通行的语言是印尼语和英语。

巴厘岛上景色最美的是各个海滨浴场,这里沙细滩阔、海水湛蓝清澈,每年来此游览的各国游客络绎不绝。由于巴厘岛万种风情,景物绮丽,因此还享有多种别称,既被称作天堂之岛,又被称作神明之岛、恶魔之岛。

在天堂和神明之间,台湾诈骗团伙却选择在这个岛上当起了恶魔。

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打击难度很大,一方面在于制度不同带来的沟通成本,中国警方在境外没有执法权,很多情况需要各种沟通协调。中国警方不能出手抓人,只能配合印尼当地警方行动,证据采集、人员控制都要遵从当地法律,中国警方一时难以熟悉当地法律,办案过程中难免掣肘。另一方面,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受害人,谁都没有面对面见过骗子的真面目,更不可能知道骗子的真实姓名,在这种情况下要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住所等线索,各种信息对号入座的难度很大,但这难不倒深圳反诈警察,他们通过相关技术情报成功锁定了嫌疑人相关信息和隐藏的窝点。

顾育辉带着队伍雄心勃勃地直扑印尼巴厘岛,但到了巴厘岛才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全都租住在高档公寓或者别墅内,安保措施非常严格,外人想贴近侦查非常困难。负责侦查的民警在诈骗窝点附近转了几圈发现,巴厘岛的治安情形与国内不一样,这里的保安都是荷枪实弹,而我们的侦查员却都赤手空拳。

根据事先锁定的诈骗窝点位置,顾育辉循线追踪才发现,诈骗团伙竟然把宽带拉到海边一处孤立的小房子里。这么小的房子不可能容得下一个诈骗窝点啊,顾育辉他们不敢贸然进入,带人蹲守了好几天,才发现这个小房子连日来从没有一人来过,但所有的信号却从这里传递出去。

顾育辉纳闷了好久,最后趁着半夜带人冲进小房子。顾育辉确认了自己的判断,这个蛛网密布只有几平方的小房子里,根本不可能住人。

按照技术情报,诈骗团伙就是将一条宽带连接到这个小房子里的,数据定位到了这里就算到了終点。情报肯定不会错,但顾育辉眼见为实,房子里的确没有人,骗子们不会是钻到地下去了吧?

这点小伎俩当然难不住顾育辉,他之所以趁着半夜到小房子里去侦查,一是防备有人发现小房子里进人了;二是趁着夜色也许能发现无线数据转换器闪烁的绿灯,能够轻易找到对手的暗道机关。

无线数据转换器就是我们俗称无线上网的“猫”,只能连接电源才能工作,连接电源工作时会有红灯或者绿灯闪烁。大白天绿灯闪烁时根本没人注意,但在夜里,这绿灯的微光会像野兽的眼睛一样瘆人。

看到房子的一个角落里绿灯闪烁,顾育辉没有轻举妄动,他拿出手机一搜索,WiFi信号竟然满格,说明这所房子里隐藏着一个功率很大的“猫”,这个“猫”就是WiFi无线数据转换器。

正当同事们兴奋地要把“猫”找出来的时候,顾育辉连忙制止说:“我们现在找出来就等于打草惊蛇了,这个‘猫的功率再强,也有发射的距离限制。我们在方圆一公里范围内分头搜索,看看哪栋建筑有诈骗窝点的嫌疑后,再展开收网行动。”

但经过调查之后发现,一公里半径内并无任何异常。顾育辉果断地说:“那就再扩大方圆两公里!挖地三尺也要把这个窝点找出来!”

很快,顾育辉他们锁定了离小房子两公里之外的一处大别墅。

因为专案组的民警谁都没来过巴厘岛旅游,刚开始侦查的时候各种线索还比较模糊,在国内常用的情报支持都用不上,只能用最传统的摸排蹲守等方式。专案民警想尽各种办法,装作游客尽可能接近诈骗团伙居住的别墅,以掌握更加确切的线索。

别墅只是诈骗团伙的窝点之一,要接收到两公里外的无线数据,低矮的别墅难以办到。顾育辉抬头一指别墅边上的高楼:“我怀疑,还有一个窝点在这个楼上!”

顾育辉的怀疑,果然从王征途那里得到了情报验证。但具体窝点藏在哪个楼层的哪个房间,长矛反诈平台远程抓取不到精准数据。

为了掌握居住在高楼上的犯罪窝点的具体位置,办案民警不敢乘坐电梯,只好走消防应急通道,爬上当地多层的高楼,搜索诈骗窝点的具体位置。顾育辉没想到,他们气喘吁吁地刚从应急通道走出楼梯口,就被当地三四个持枪的保安当成窃贼围住,差点被押送到当地警察局。多亏跟顾育辉在一起的民警懂英语,急中生智说是登高上楼来看远处海景的。顾育辉他们用英语夹杂着手势,才好不容易蒙混过关。

为了锁定各个窝点的具体位置和人员,专案组民警经过一个多月的前期侦查,才将各项线索逐渐摸清楚。警方最后确定,团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都是中国台湾籍人员。

顾育辉这才搞明白,化名“郑子明”的诈骗团伙之所以自称是晋江市公安局的民警,是因为福建晋江与台湾只相隔一条浅浅的海峡。而主要参与诈骗的话务人员,主要来自与晋江近在咫尺的金门岛。而金门岛的口音与厦门和晋江的口音,几乎完全一致。

在整个侦查过程中,这个以台湾籍诈骗人员为主的诈骗团伙在巴厘岛明目张胆,而来自深圳的专案组民警在侦查过程中,因为担心打草惊蛇,却一个个小心翼翼的样子。他们经常十几个小时在犯罪窝点附近蹲守,不仅需要专注力,也需要体力。精神高度紧张,加上当地气候炎热,办案民警纷纷中暑、生病。

顾育辉给战友们打气说:“想想陶小春要是咱们自己的妹妹,就是再难,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不抓住这些可恶的家伙,我咽不下这口恶气。”

为一举打掉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广东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直接领导下,专案组通过公安部、中国驻印尼使馆等机构,与印尼警方积极协调沟通,得到了印尼警方的大力支持。

2019年4月,广东警方配合印尼警方展开收网行动,将隐藏在别墅窝点里的诈骗团伙一网打尽。这次行动共抓获了39名犯罪嫌疑人,其中34名為中国台湾籍人员。在诈骗窝点现场缴获大量用于实施诈骗的电脑、语音网关、话术剧本等作案工具。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侦破,要查到犯罪分子隐藏在海外的窝点已经难上加难,接下来要将犯罪分子从境外抓捕后一个不少地带回来,则更加不易。跨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存在诸多困难。法律制度的不同,办案程序的沟通就非常复杂,加上语言障碍,办案效率相比国内就低了很多。另外,境外不同地方的社会治安环境都不一样,办案时稍有不慎就容易有危险,诸多不利因素致使跨境抓捕工作的办案周期长。

为了尽快将这批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国,公安部立即联系外交部、民航总局和南航,单独为这架包机申请了国际航线。

4月9日傍晚,南航包机抵达巴厘岛机场。按照国际警务合作流程,现场物品与人员的移交,准确快速地进行。39名犯罪嫌疑人排着长队,在印尼警方的押送下到达包机跟前,移交给中国警方。

所有犯罪嫌疑人鸦雀无声,默默走上包机的舷梯。顾育辉和同事们靠着手机上的手电筒,一个个核对每个人的证件和身份,直到把所有嫌疑人都送上飞机。

顾育辉押解犯罪嫌疑人到达深圳宝安机场后,才从杨安康那里得到消息,就在印尼警方向中国警方移交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被挡在机场外面的台湾“驻印尼联络员”,正眼睁睁看着这个移交的场面。当台湾有关机构得知诈骗窝点被端掉的消息,派人来巴厘岛“捞人”的时候,中国方面早已将全部嫌疑人押解上包机。

台湾“驻印尼联络员”望着包机划过夜空,眼睁睁望着中国警察将39名台湾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带回中国。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望着天空长叹一声。

按照常规的写法,文章到这里该戛然而止了。但这对于说真话的报告文学写作来说还略显不够,所以我必须用狗尾续貂的方式,坦白说出电信网络诈骗的核心现状:现实生活中,我们普通人永远不是骗子的对手。我们的警察和法律,也只能追在骗子后边亦步亦趋,再牛的反诈警察顶多跟骗子打个平手,短期内灭绝电信网络诈骗,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梦想。

尽管正义常常败在邪恶的刀剑之下,但我们的警察和法律,依然不能放弃对正义的追求!尽管骗子永远不会灭绝,但电信网络诈骗这种在今天祸害人类的新型诈骗手段,一定会很快过时,一定会被科技进步所灭绝。

灭绝电信网络诈骗的,不仅仅依靠正义和法律,更不能仅靠疲于奔命的反诈警察。

骗子自古就有,徐福带着三千童男童女到海上仙山为秦始皇求仙问药,你要说徐福不是骗子,那他起码也是个大忽悠。就像小品《卖拐》里的赵本山,几句话把范伟忽悠瘸了,也是一种骗局。在我们之前所知的骗局中,诈骗都是面对面进行,科技的进步让电信网络诈骗成为非接触性的新型诈骗。

科技进步并不带有正义或者罪恶属性,就像人类发明了火药,有人愿意看满天烟花听爆竹声声,有人却制造坚船利炮用于毁灭人类。这不是科技进步的错,而是人类邪恶本性使然。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衍生新的犯罪形式。推动犯罪样式变化的力量有很多种,电信网络诈骗只是网络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具体表现形式。真正的犯罪根源还在人类自身,就如同饥饿的狼群总要以某种方式掠夺膘肥肉厚的牛羊。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邪恶永远与正义此消彼长。

科技进步在催生新型犯罪的同时,将一个又一个老旧的犯罪样式拍死在沙滩上。比如大城市里安装了探头,街上的扒手几乎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其实,扒手并没有减少,只是转换了犯罪形式而已。就像骗子不是今天才有,只是科技进步给了邪恶的刀剑出鞘的机会。

犯罪样式的变化是一种自然规律,是由我们所处时空的各种条件所决定的。野蛮部落灭掉了文明族群,虎狼之国吞并了礼仪之邦,人类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们有一万条理由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文明必然取代野蛮。但历史的周期却循环往复着一个此消彼长的悲观现实:先是罪恶摧毁文明,然后文明同化罪恶。

我们需要发问的是:今天,人类走出这个周期率了吗?

答案很悲催:没有!

责任编辑 师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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