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从小经常随父母到西花厅看望伯伯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但那时年龄小，就知道到处玩儿，很少听大人们谈话。等到长大些，上了中学，可以听懂一些事儿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伯伯非常忙，能见到他、与他交流的机会就少多了。伯伯、伯母与我当面交谈、关心教诲的事情，使我终生难忘。伯伯生前一直不让我们亲属对外界讲与他的关系，不许我们在外张扬，不让我们给组织上添麻烦。他还为亲属们制定了“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所以，很久以来，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家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更不清楚是怎样的一种具体情况。我们侄辈称呼周恩来为伯伯，因伯伯在周氏家族同辈中排行老七，所以我们侄辈们称邓颖超为七妈。

1969年初，我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地区插队，落户当农民。临行前，我到西花厅向伯伯和七妈辞行，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延安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土地荒贫，生产落后，农民生活非常困苦，缺粮、缺钱、缺医、缺水，简直什么都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