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春丹

1940年，周培源教授骑着华龙马去西南联合大学授课，人称“周大将军”。

人们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周培源的一生，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分界线，可谓三十年清华三十年北大。

有人说，孔子有弟子三千，周培源有学生三万。晚年，他更是各种巨大荣誉和崇高社会地位加身，是中国科学界的一面大旗。他的学生、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张守廉说，自己想做到的是“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但真正做到的只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而周培源自己晚年却说过一句话：“这不是我这一辈子所追求的。”

这就像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或是一个周培源研究的“斯芬克斯之谜”，不禁吸引着人们去探寻，中国科学界的一代宗师周培源，他这辈子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

“做题好比打猎”

早在上中学物理课的时候，何祚庥就听说“全世界只有12个半人真正懂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中那“半个”，就是周培源教授。

1947年秋，他从上海交通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二年级，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周培源亲自为新生讲授的理论力学。他想，从初中、高中到大学牛顿力学都念过三遍了，这还能讲出什么新东西呢？没想到周培源问他们，为什么牛顿力学要表述为三大定律，概括为两大定律可不可以呢？这是他以前从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周培源讲完后总结说：“牛顿力学并不是孤立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三大定律，一切物理理论都有它的内在逻辑。”何祚庥觉得，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境界。

周培源在清华作“狭义相对论介绍”的学术报告，座无虚席。他从同时性的相对性说起，一直讲到“钟变慢、尺缩短”，那时何祚庥还不能理解为什么钟会变慢、尺会缩短，但却感到，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世界啊。

1949年，陈耀松从安徽学院转学进清华大学土木系三年级，理论力学课老师就是周培源。那时周培源刚出国回来，一身蓝布长褂，在他眼里有点滑稽，像要上台说相声。周培源出国期间由钱伟长代课，钱伟长一身西服，领带闪光，上课顺手写出满黑板公式，而周培源的板書像野马，就几个大字。

1950年，陈耀松毕业，成为周培源的研究生。1952年院系调整后，周培源调到北大，牵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力学专业，陈耀松担任了教研室秘书。上学时他觉得周培源讲课不理解听者心理，容易的地方讲个没完，难的地方一句带过，做了教研室秘书后才理解周培源注重基础的教学方式起到的关键作用。

那时周培源社会活动很多，但对他来说，社会工作是“末等”的，备课才是第一位。虽然理论力学对他来说已经烂熟于心，但每讲一课他总要再写十余页的讲稿。周培源一再提醒“活动积极”的陈耀松要珍惜自己的年轻岁月，多花时间在读书上。

1954年，武际可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50多岁就已头发花白的教务长周培源对新生说：“学数学、学力学就要学会计算，从而躲开计算，用最简单的计算解决问题。”

上周培源的课很难，需要阅读很多资料才能听懂，但他照讲不误。他告诉学生，题做多了自然就会做了。“做题好比打猎，要自己打，不要学清朝皇帝，在西苑南苑养了鹿，由太监把鹿赶到跟前再去射。”

周培源的学生、理论物理学家胡宁回忆起周培源在西南联大时把他们带入了教科书上没有的学科最前沿，还风趣地说：“周先生的教学是帮助学生往前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尽每个人的能力跑。而现在的教学是让学生列队齐步走。”

“转变在教授里面比较迅速”

周培源1949年后在清华担任教务长期间，北京市委统战部在内部简历中对这位“清华元老派”人物的评价是：工作积极，虚心负责，对党表示钦佩，本质较单纯，转变在教授里面比较迅速。

那时何祚庥毕业分配在中宣部科学处，主持工作的科学处副处长于光远也是周培源的学生，经常去找周培源探讨物理学发展方面的问题，有时也会派何祚庥去，何祚庥一度也成了周培源的信使。

周培源多次跟他开玩笑说：“有一些学生本来成绩很好，后来忽然变成了60分主义，我就知道那准是参加了学生的进步活动了。国民党不会找我这样的人为他们开黑名单，当然我也不会去开什么黑名单，否则我一开一个准。”

何祚庥说，周培源1949年前较少过问政治，曾在课上不点名批评他：“不要去忙活动，那些活动都是浪费时间，那些‘唯心‘唯物的问题是搞不清楚的。”新中国成立后，周培源不但对共产党高度拥护，在国际场合上也总出现他仗义执言、舌战群儒的身影。学生们和周培源交流国际国内大事时，总能被他“与时代而俱进”的精神感染，背后都感叹：“我们的老师真的是大幅度地进步了。”

1951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拉开了序幕。和清华园中其他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周培源也经历了一段不容易的心路历程。

《光明日报》1952年4月发表了他自我批判的6000字长文。他检讨自己曾经“把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比作反动派的强迫人去受训”，曾经从资产阶级“国际学者”的思想出发，认为科学研究是高于一切的工作，看不起行政，鄙视行政，抗拒吸收苏联的先进经验，在思想上抵制院系调整计划。他表示，要下决心重新做人。

这次思想改造后，包括周培源在内的许多清华知识分子有了很大的转变。1952年教育部重启院系调整。清华老友们就此各奔东西。周培源随清华文理学院一起调入北大，担任教务长，他的家也从清华新林院搬到了新北大的燕南园。

由于二女儿周如雁参了军，周家成了燕南园第一户“光荣军属”，院里孩子们常来“拥军优属”。周家有一只爱尔兰猎犬，名叫阿利。阿利瘦高细腰，有着长长的棕黄色卷毛，非常漂亮，跑得飞快。孩子们都很喜欢它，常要求跟周大爹一起去遛狗。周大爹乐于满足，但有个条件，就是要跟他一起跑，而且要跑一大圈（不少于1000米）。回来后大家往往累趴下了，不得不佩服周大爹这位当年的清华大学一英里跑冠军保持者。

1978年初春，江隆基的夫人宋超来京申诉，此时江隆基早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周培源去看她，两人都流下了眼泪。随后，周培源给时任北大党委书记周林写了一封信，附上了关于江隆基的两份材料。在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他在6月9日的一次会上向学校党委常委和其他领导散发了这两份材料。作为回应，周林则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一塔湖图两锅周”之“两锅周”出现了意见分歧。

1980年，周培源从美、加讲学回来，北大出现了一种传言，说他是“外事校长”，甚至有传言说他出国时带回一批电子表牟利。实际上，这是他受访问学者所托给他们的家人捎回的礼物。

家人和亲友劝他急流勇退，他长久地沉默着。他甚至想到了北大校长马寅初说过的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但经过思考，他终于在1980年10月给中央领导人写了辞职信，获得了批准。

告别北大之时，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訪美有感——关于高等教育的几个问题》的重头文章，文章凝结了他一生对大学教育的思考。他说，在高等学校里，“左”的危害由来已久，不仅在十年浩劫中受害最深，而且远在“文革”前就有了多次失误。“我们中的大多数虽饱尝其苦，但同时又是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的‘左的错误的拥护者，甚或是执行者。”他呼吁，要总结经验，进行坚决而稳妥的改革。

1981年秋，周家搬离住了近30年的北大燕南园56号，一个种着樱花的小院。

“缓上派”代表

虽然不再担任北大校长，但周培源的兼职越来越多，政治地位越来越高。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又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1992年在庆祝周培源90华诞时，他的终身挚友陈岱孙撰文说，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恐怕周培源自己也从没想到过社会活动家的事业会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两个阶段，他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活动，对于政治也没有表示过任何兴趣，后来为什么改变呢？陈岱孙说，这似乎是偶然的，实际上又不是偶然的。

好友金岳霖也曾半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这批教授困在一个荒岛，大概第一个死掉的是叶企孙，第二个就是我，梁思成也许能活得久一点，可身体不好，最后唯一能活下来的，大概只有‘周公了。”

晚年周培源的外事和社会活动依旧繁重，有人从台湾驾机归来他都要被请去参加接见。武际可不解地问：“你是科学家，怎么什么活动都得参加，不能推掉吗？”他有些无奈地说，政协很多人平时来开会都带着氧气袋，因为他身体还行，秘书处有事就都找他，他不去不好。

1979年10月，英国前首相、牛津大学校长麦克米伦访问北京大学，与周培源交谈。

陈耀松说，科学家有科学研究型和科学组织型两种，国内的知名科学家大多是后者，一般是早年有骄人的科研成绩，为众人所公认，而后担任了科研组织工作，但被历史推上这个位置，未必就一定是最适合的。

1973年7月，毛泽东会见杨振宁，周恩来和周培源陪同会见。毛泽东与杨振宁轻松漫谈，周培源在旁用笔记本认真记录。周培源说到以前曾教过杨振宁，现在则要向他学习，毛泽东笑问：“你现在落后了吗？”周培源也笑着说：“是很落后，后来者居上。”

周培源的忘年交奚学瑶说，周培源是一个视科学为生命的人，新中国成立前他在广义相对论和湍流领域取得了令世界各国同行们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过多的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占去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他由科学家变成了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这是国家需要的，于他个人追求的科学事业则是一种损失，更别说被那些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耽误的时光。个中苦衷，世人又有多少能够道破？“他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呢？大概还是当一个科学家，一个恂恂学者，在科学的田陇上辛勤耕作吧？”

晚年，三峡工程成为周培源最关注的事。他全身心投入了这场世纪大讨论，并成为“缓上派”的代表人物和领袖。他始终坚持着不同于主流派的主张，在医院里还在给中央领导写信，甚至不顾自己的心脏病与人拍桌子争论。

1993年11月23日晚，他吃完了饭，和往常一样来到客厅里，和坐在轮椅上的老伴一起说笑看电视。电视上出现了一位他熟悉的科学家，谈的是三峡问题，他听后变得沉默，上楼回了自己卧室。

第二天早晨，他像平常一样，起床后在阳台上打了一套太极拳，做了一套早操，然后下楼来到老伴床前，像往常一样大声问安：“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哪儿不舒服？腰痛不痛？别怕困难，别怕疼，多活动活动，会好的……60多年我只爱过你一个人。你对我最好，我只爱你！”

周培源50岁上右耳失聪，所以说话声音很大，周家上下每天都要听他高声“谈情说爱”。就在不久前，夫妇俩刚庆祝了他们的60年钻石婚。他们相濡以沫一生的恩爱深情，让亲友们无不为之动容。

例行问候完，周培源又跟老伴聊了一会儿，几乎如数家珍地将一些老友的近况依次捋了一遍，随后说心脏有些不舒服，要回卧室休息一会儿。因他还未吃早点，家人过了一阵去请他喝牛奶。这时，91岁的周培源已静静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