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若明

远在公元前3500年，埃及人就发明了由图画发展而来的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在法老时代（第1—31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332年）的埃及使用了近3000年。从公元前4世纪起，埃及先后为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所统治，本土文化逐渐消亡，宗教上由古代的多神教转变为基督教，古老的象形文字逐渐被淘汰。古埃及衰亡后的15个世纪中，竟没有一个学者能识读这种图画般的象形文字。直到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译读了《罗塞塔石碑》后，才找到了一把打开古埃及文字奥秘的钥匙。从此，雕刻在石碑、神庙和陵墓墙壁上，书写在数以万计纸草纸上的古埃及文献才被正确释读，为世人研究古埃及历史及文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其实早在商博良释读成功《罗塞塔石碑》之前，欧洲的一些学者就开始为探寻失传的古埃及文字做出不懈的努力，他们是释读古埃及文字的先驱者。

2世纪到希腊化时期—随意解读

公元2世纪，侨居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蒙（Klement）主教对古埃及文字颇感兴趣。他撰有《杂论》（Stromateis）一书，其中有一节专述古埃及文字。他声称古埃及文字通用三种字体：书简体、祭司体、象形体，均属会意而非注音。

5世纪后半期，有一位生活在埃及的希腊血统学者赫拉波罗（Horapollo）写了一部叫《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的希腊文著作。他试图寻觅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途径，但是没有成功。这部著作内共有198节，每一节处理一个古埃及象形文字符号。赫拉波罗对他所收集的这些象形文字符号作了详细说明，断言每个象形符号就是一个词。由于缺乏古代语言知识，加上错误的释读方法，赫拉波罗发表了许多荒谬的意见，竟然把象形文字符号同怪诞的寓言混为一谈。例如，他把“鹅”解释为“儿孙”，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家禽非常喜爱其后代；他还把“野兔”解释为“开”，原因是兔子的眼睛总是睁开着。这种讹误，对后代的释读者，特别是中世纪一些喜欢标新立异的学者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赫拉波罗被尊为古代权威，他的见解被后人奉为圭臬，许多人以赫拉波罗的说法为依据，随心所欲地解释古埃及文字。直到公元9—11世纪，还流行着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古埃及象形文字符号的一部分是对深奥哲理的解释，另一部分则是对古代埃及宗教教义的说明。1419年，有人将赫拉波罗的《象形文字》手稿带到意大利，流传于佛罗伦萨，1505年首度在威尼斯出版，在16世纪期间曾有多种语言、版本问世。

希腊化时期到17世纪——找到突破口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利用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世俗性反对封建神学。他们开始考察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并注意探索对古典文明的产生发展有过强烈影响的古埃及文化。他们注意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很少能像古埃及文化那样，完整无缺地维系了差不多3000年之久，古埃及文化令人叹为观止的辉煌成就，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16—17世纪，一些欧洲学者旅行到埃及，搜集文物和文字资料。当时欧洲学者中涌现出一批对古埃及科普特文字感兴趣的人，他们重新研究与古希腊文字有密切关系的科普特文字，试图以科普特文字为突破口，找到一把释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

“科普特”一词源于古希腊文，意思是“埃及”。科普特文字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是古埃及文字发展的最后阶段。那个时期埃及已被罗马帝国吞并，埃及人放弃传统的多神教，改信基督教，科普特文字遂取代了传统的象形文字和祭司体文字，成为当时埃及的通用文字。科普特文字由希腊字母组成，包括24个希腊字母和7个作为补充字母的世俗体文字。它是古埃及文字发展过程中唯一写出元音的文字。从象形文字、祭司体到世俗体，都是在埃及本土文化氛围中“土生土长”起来的，而科普特文字则是埃及文字在托勒密王朝时期与希腊语相互融合而产生的，這是科普特文字与古埃及文字的主要区别。

1616年，意大利学者皮特罗？戴拉？瓦列（Pietro della Valle）走遍整个地中海地区，是年，他带着古埃及木乃伊和重要的科普特文稿返回意大利。

17世纪中期，罗马天主教会企图在信仰基督教的埃及居民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特别注重对古埃及文化的研究，许多神职人员纷纷投入到研究科普特语言文字的热潮中。罗马大学的天主教神父、博物学家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是其中佼佼者。基歇尔在东方学的研究上成果颇多，他受托翻译瓦列从埃及带回的科普特文稿，参与文稿的出版工作，并试图解释象形文字。1636年，他出版了《科普特语或埃及语的先驱》（Prodromus Coptus sive Aegyptiacus）一书，这是一系列科普特语言研究著作的开始。基歇尔大概是受先前赫拉波罗观点的影响，没有任何根据地断言每个象形文字符号都代表一个词或一个完整的意思。基歇尔按照自己的臆想，居然“翻译”了四大本厚厚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这些“译作”自然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可言。古罗马人曾从埃及运回一些上面刻有象形文字的方尖碑，有些象形文字符号刻写在一种椭圆形框里，后来才知道椭圆形框中刻写的是古埃及法老的名字。基歇尔当时认为这些椭圆形中写的是古埃及宗教和哲学的格言。例如，他凭着想象把古埃及第26王朝（约公元前664—前525年）法老阿普里斯王名（意为“阿普里斯是心爱的拉神”）读作“为了通过神圣仪式和盖尼（守神）的链子，以获得奥西里斯神的恩惠，以求取尼罗河的赐予”。

基歇尔在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同时，还将它与中国的汉字作比较。他毫无根据地断言，中国的汉字是从古埃及人那里学来的。1667年，基歇尔以拉丁文在荷兰出版《中国图说》（China Illuserata）一书（中译本2010年3月已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专辟一章探讨中国汉字的由来。基歇尔认为，《圣经》的《创世纪》中记载诺亚长子闪（Shem）的子孙曾率领埃及人来过中国，把古埃及象形文字传授给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只学到一部分古埃及象形文字，然后自己又创造了一种文字—汉字。这种看法显然是荒谬的。

盡管谬误百出，基歇尔在科普特语言文字研究方面还是有一定贡献的。他认为科普特文字表面虽为字母，而内容实际上仍是埃及古文，并设想科普特文字的早期阶段即为象形文字，其符号是用来记录音值的。当时埃及的基督教徒仍在教堂礼拜仪式中使用科普特语，基歇尔推断，科普特语可能就是古埃及人曾使用的语言，了解科普特语对象形文字的破译至关重要。早在1643年，基歇尔就写过一部科普特语法书，这部著作为后来的学者研究古埃及文字演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18世纪—正确的道路

在基歇尔之后的几百年中，欧洲学者继续对古埃及象形文字进行研究。有的人认为，象形文字只是在某种难解的宗教仪式上使用的神秘符号，根本不是文字；也有人说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从中国传到埃及的；还有人持相反见解，认为是中国人从埃及人那儿借用了文字符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到了18世纪末期，欧洲有些观察力敏锐的学者坚决摈弃这类错误思考方式，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根据文字结构和形体演变特征，开辟了一条正确释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道路。

1761年，巴黎货币与奖章收藏家巴泰勒米首先指出，古埃及象形文字铭刻上常出现一些椭圆形饰框，叫做王名圈。王名圈里的符号是古埃及人用来表示国王名字，也用来表示神的名字。若干年后，又有两位学者脱颖而出，为引导后人正确释读古埃及象形文字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位是法兰西学院古叙利亚语教授德？涅吉（J.De Guignes），他进一步发挥了巴泰勒米的观点。通过研究汉字，德？涅吉认为中文书写里以加方框方式来凸显专有名词，因而古埃及铭刻里的椭圆形饰框很可能就是用来标举国王的名字。遗憾的是，德？涅吉认为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应从中文入手，而非从科普特语入手，导致他的研究误入歧途。另一位是丹麦科普特语专家蔡伽（G e o r g Z o？g a），1783年他迁居罗马，开始研究从埃及运来的方尖碑上的象形文字铭文，获得了许多重大发现。他观察到的重要一点是，铭文该从哪个方向读起，取决于符号所朝的方向；同时，他还一再重申椭圆形框里写的是古埃及法老的名字，这些看法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众多学者的重视与承认，甚至还有人对这些真知灼见提出异议，诬之为欺世盗名之说。

整个18世纪，欧洲学者中不断有人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学者们虽然苦思冥想，释读象形文字的工作却鲜有进展。先驱者们的早期研究与探索，尽管未见成效，但为促进埃及学这门近代新兴学科的诞生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

（作者为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