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国华

大约100年前，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初版本序言中称：“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以此呈现小说这类长期处于底层的文学类的尴尬地位，以及小说研究面临的巨大困境和重重禁忌。小說、戏曲如此，曲艺则尤甚。至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问世，曲艺始以若干具体门类的形态进入现代学术的视野，但在观念上仍纳入文学的范畴之中，对曲艺的独特性，尚缺乏重视和挖掘，论述也不够周详。

独立的曲艺史著作，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逐渐蔚为大观，产生了厚重的学术积累。诸多通史或专门史著作，层出不穷，成绩斐然。如薛宝琨的《中国的曲艺》，倪锺之的《中国曲艺史》，蔡源莉、吴文科的《中国曲艺史》，姜昆、倪锺之主编的《中国曲艺通史》，包澄洁的《清代曲艺史》等（这里仅列举曲艺史，未包括曲艺概论）。对各类专门曲种的研究成果更是不胜枚举。相对而言，上述著作专家之学的色彩更为浓郁。普及之学的属性、知识路径的探索，则须依靠进入大学教育体系，以及由此伴生的教材性质的著作。

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生成，实有赖于现代大学学制。一门学问能否进入大学课堂，与学科的确立、知识体系的形成有莫大关联。曲艺也如此。近年来，曲艺艺术家和理论家都认识到，曲艺的传承不仅要依靠技艺的传授，也要在现代大学制度指引下，实现知识的持续积累和衍生。曲艺的传承，不单单凭借传统意义上的口传心授，历史的总结、理论的探索，也往往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