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殿龙

【摘 要】在中央苏区歌谣中，体现男女两性关系的歌谣占有较大比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细读这类歌谣可以发现：身体与伦理恰恰是解读中央苏区现实社会中两性关系的关键因素。首先，身体洁净借助中共政权支持成为男女两性的共同追求，成为与反动男性、落后女性进行区分的标准，更成为影响两性关系以及妇女解放的重要原因。其次，基于身体洁净之标准以及自身政治需要，中共极力推动女性解放，倡导男女平等，进而使得女性在婚恋问题上坚持自由原则，并对男性提出新的情感诉求，这势必造成两性关系重构。最后，中央苏区女性在服从中共政治革命前提下开始了推翻旧伦理的实践，然而这一过程中革命与家庭伦理如何兼顾又成为一个难题，这关乎男性对两性关系问题的担忧，更关乎中共政权和军队的稳定。最终，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维模式在中央苏区新伦理中得到了保留。

【关键词】中央苏区歌谣;两性关系;身体;伦理;妇女解放

在当前有关中央苏区或整个苏区的歌谣研究中，很多论述重在对其进行内容上的分类，政治教育功能、革命文化理念、社会风貌变迁的阐发以及音乐和传播学上的考察等。这些丰硕成果开拓了中央苏区歌谣研究的路径，印证了中央苏区歌谣的历史价值。当然，对中央苏区歌谣的研究工作还远未结束，今天如果细读中央苏区的歌谣，我们还会发现某些潜在的可供研究的视角，比如两性关系密集显现于情歌类型的歌谣中。中央苏区歌谣本就“来自客家山歌、赣南民歌”，而“情歌是客家山歌的核心内容，仍在传唱和有文字记载的山歌当中，客家情歌占了绝对的比例优势”，如此说来，对中央苏区歌谣中占有如此比重的涉及两性关系之歌谣的研究理应引起重视。同时，因为苏区歌谣“基本上都是由工农群众自己創作，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也是一份重要的红色歌谣口传档案”，尤其是情歌类型的歌谣，其历史真实性、原汁原味感更浓，史料价值也就更高。鉴于此，本文力图从身体与伦理角度，透过中央苏区歌谣中反映的两性关系洞悉中央苏区社会中的现实两性关系。

一、身体标准之设立及对两性关系的影响

中央苏区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带，这里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民歌、山歌非常流行。中共就地取材，广泛征集、利用歌谣进行政治宣传，“控诉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歌颂党和红军的丰功伟绩，倾诉男女之间的爱情”，配合党的要求，保卫苏维埃政权。中央苏区的歌谣大多来源于群众，又在群众中传颂吟唱，这些带有鲜明阶级性和战斗性的作品虽然“难免存在粗糙之弊，算不得阳春白雪，但由于其直接产生于战争年代的风云岁月，发端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民众与红军官兵之中，因此强烈地体现了时代的特征与人民性，强烈地表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感情、愿望和要求”。在这些感情中，身体焦虑即是典型——

有钱呀讨得呀大小婆，咱们穷人一个也没有，思想起来好不难受，哎哎哟哟思想起来好不难受。

地主逼郎做苦工，郎找出路去广东。家中老婆都逼走，竹筒吹火两头空。

很明显，身体焦虑或曰“性”的焦虑在上述歌谣中体现为穷人不占有性资源，而有钱人却讨得“大小婆”，这种“性”的不公平、“性”的阶层分化让穷人“难受”。然而，这种难受可能并非止于无法占有性资源，即便占有性资源，他们身体仍然是焦虑的，“性”仍然是不幸的——

八唱农民苦，苦伤心呵！自己儿女不由己。霸占强奸糟蹋呵！豪绅地主是畜生。

团匪团匪，险狠无比。烧杀抢劫，哪讲道理。工农群众被屠杀，还要污辱人家女。

几根枪，攻赤区。杀工农，抢东西。烧房屋，搬谷米。牵猪羊，奸妇女。

国民党狗不要脸，奸淫妇女又抢钿，军阀行动真讨厌。

白军团匪唔留情，烧杀抢劫真凶暴，还要轮奸姐妹们。

红军替群众诊病，白军把粮食抢尽！红军主张婚姻自由，白军捉妇女官兵轮流。

鲁涤平，坏良心，带兵来烧我家屋，见了男的杀，见了女的淫，污蔑我家是匪民。

上述歌谣在道出民众心声的同时，带有鲜明的中共政治话语色彩，斗争矛头明确，豪绅地主、白军、团匪对工农的压迫手段令人发指。其中某些显眼的词汇（如“强奸”“奸淫”“轮奸”等）让人们读后总会联想到“性”。纵然这些歌谣事先“经过审查才能出版、公之于众，封建的、淫乱的山歌绝对禁止吟唱”，但此处仍然散发出某些“淫乱”的味道，只不过这种“淫乱”赋予了反动阶级之身体。那被压缩的关于“性”的描写在赋予敌人身体时，工农合法性及其屈辱地位就建立起来了，革命也就顺理成章，而敌人的恶行通过侵犯女性被赋予了无以复加的指责，于是，身体之“性”的焦虑和受辱极有可能引起民众的反抗。不仅如此，中央苏区歌谣在赋予反动阶级男性淫乱、暴力色彩的同时，其身边与之共生的女性也大多为落后的、不洁的——

可怕是，官长们，把饷项，一口吞。打麻将，抱娼眠。

国民党该遭败，牛皮做皮带，流氓当长官，婊子做太太。

正月里来梅花香，官长们天天打麻将，花姑娘房里上台酒，够我们兄弟三年粮。二月里来兰草花儿开，官长们搂着个姨太太，一双丝袜子七八块，弟兄们穿的破草鞋。

白军兄弟们，你们快觉悟……官长几月不发钱，抽烟零用无半文，三餐稀粥掺沙吞。士兵日夜要站岗，官长喝酒玩女人。

六月共产十九夜，满城地主都惊怕，军队一下大暴动，剿共委员也着吓，躲进表姐床脚下。

“娼”“婊子”“花姑娘”“姨太太”等一系列带有“身体不洁”意味的名词描绘出一群寄生在反动男性身体之上的落后女性群体。更甚者，最后一段歌谣中“躲进表姐床脚下”语义含混，此处的“表姐”究竟指的是“娼妓”，还是暗指“剿共”委员的乱伦行为？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无论反动男性还是落后女性，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那就是“身体之不洁”：反动男性淫乱、暴力，落后女性不思进取、沉沦腐化。再加上中共此时已经认定“地主资产阶级正在利用娼妓等种种罪恶去欺骗和愚昧工人和劳动者”，由此一来，身体洁净与否、放纵与否便成为划分敌友的标准之一。继而，身体洁净、性贞洁理所应当成为苏区男性与女性的共同追求，成为他们互相劝导对方行为检点、维护革命荣誉的有力武器——

二劝同志们是花朝，唔好赌来唔好嫖。赌嫖场中强似贼，贼中场上杀人刀。

红军做事更新鲜，禁撇赌博鸦片烟，禁撇做贼与卖淫，改邪归正千打千。

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钱，大便找厕所，不可玩女人。

七做军鞋做双添，哎哟哥哥心莫偏。反动妇女你莫惹，老妹等你来团圆。

六送郎，路中心，我郎出门要正经。营中最怕花乱阵，贪花有碍革命军。

情哥在队伍，百姓要爱护，贪女色爱金钱，没有好名誉，哎呀我的哥我的哥。

以上歌谣所表述的内容，既是女性对男性的要求，更是中共对男性的纪律要求，两性之间的身体约束正好契合政治动员和纪律遵守的需要，也就是说，此处中共政权借助身体标准对男性进行了规范。同样的，作为撑起“苏区半边天”的女性也会受到类似的约束——

六劝女子莫贪花，败坏名声害自家。

五劝女子要改妆，男女同装又何妨。着绿穿红真鬼样，妖妖艳艳戏野郎。

六月里来劝我的妻，你在家中莫要戏，慰劳红军要热心，努力参加慰劳队。

很明显，“莫贪花”“戏野郎”等词向我们传达了男性对女性的要求：性贞洁。这成为区别良家女子和落后女子的重要标准，也成为影响男性能否安心参加革命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正如同当时国民党大肆宣传的共产党“共产公妻”造成民众恐慌一样，身体洁净、性贞洁不但是影响两性关系的重要标杆，也成为国共两党互相攻击的武器。因此，中共认可在婚姻关系以及生活作风中“身体洁净”这一原则，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身体问题上必须达成一致：男性戒嫖、真心革命，女性妆容得体、戒娼。否则就会变得如李大钊所担心的那样，严重影响“国力”“民族健康”“改革”和“现代国家”的建设。也就是说，要想保证中共革命，按照中共的意图在广大农村建设强大的政权，就必须正确处理身体之“性”，建立符合中共话语的性标准，从而严格规训“充斥着强奸、私通和勾引等原始性冲动想象”的乡村生活，建立男女在婚姻上的正确关系，“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秘密卖淫，以及一切的浪漫等行为”。

在上述话语规训下，两性关系发生变化已势所必然，而且身体标准一旦建立，就会不时发生作用，有时可能符合政权需要，当然有时也可能与政权发生冲突。

二、革命中的妇女解放与两性关系重构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革命以求平等、求解放为宗旨，具有强烈的弱势代言人色彩，而妇女无论中外，在社会生活中都长期居于弱势，是革命的天然拯救对象”，加之中共在中央苏区革命实践过程中愈发认识到“利用妇女要求解放的内在动力”推动苏维埃革命是必要的，而且中共深信“妇女解放与中国革命可以相互促进，通过动员将妇女发动起来参加革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共极力推动妇女解放，而这种推动首先来自中共政权对正确的身体观念、性观念以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理念的宣传。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宣告：“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也明确规定：“不分男女、种族、宗族，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12月中共颁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其主要内容是：确定婚姻自由，废除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根除卖淫、嫖娼行为;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一夫多妻;实行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等。非但如此，中共针对解放妇女身体也作出明确要求，“彻底铲除旧礼教的束缚，废除女子一切痛苦、废除穿耳蓄发缠足束胸等封建残余”。由此一来，中央苏区女性的身体面貌、精神风貌势必会发生改变——

八劝女子要改装，剪短头发穿军装。女子要争平等权，参加红军理应当，免得苦情日子长。八应男子我分详，女人改到男人装。我今直走革命路，争取自由有主张，参加红军到前方。

日头出来一片红，妇女改装是普通。帕子省得几多样，银器省得半斤重。日头出来一片红，妇女莫去好虚荣。绸缎虽然系好看，唔当粗布着一重。

妇女们挂在心，剪发的革命，不剪发的妇女认她是落后人。

我们大家来放脚！妇女来革命，集体暴动去！不穿耳，要放脚，真正好快乐！

辫子剪掉庆翻身，妇女出来当红军。但愿红军万万岁，自由结婚更开心。

日头一出满天红，好得朱德毛泽东，打倒土豪分田地，自由结婚嫁老公。

响连连来闹连连，自由结婚不要钱，妹妹年轻郎年轻，和和气气似神仙。

透过中央苏区歌谣，我们发现，中共政权在鼓励男女平等方面重在解放妇女的身体，改善妇女的生活，提高妇女的政治认识、婚恋认识、性认识，以此“号召妇女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参加革命斗争”。妇女无论在衣着、身体还是观念认识、文化水平上越来越符合中共革命的需要。也就是说，中央苏区女性新式身体姿态的生成是中共政权要求下“非常政治性”的过程和结果，同时也是女性自身利益（男女平等、自由结婚）的需要，是女性在政权审美意识下改变自己的一种需要，更是新女性与落后女性进行区分的需要。而且，中央苏区的“女性解放”“婚姻自由”观念之提倡对于男性群众来说也有很大的好处——

我今唔讲你唔知，共产社会自由妻。总爱两人心甘愿，唔要金钱结夫妻。

实实在在话你知，共产主义没共妻，总要两人心甘愿，无有媒人也可以。

十一月来雪飞飞，无钱成得嫩娇妻，想起当先打单只，好得革命解放哩;自由结婚是蛮好，又带田来并衫衣。

靠着大树好遮阴，靠着红军好成亲，自由恋爱两相好，不要嫁妆和礼金。

歌谣具有“口头性、群众性”的特点。通过上述歌谣我们发现，因为中共的婚姻革命可以使某些男性窮人从“打单只”变成“并衫衣”，从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嫁妆金钱压制而无法与心爱之人结婚，到自由婚恋，这种现实的好处令男性颇为受益。于是，男性在歌谣中表达了自己对婚姻自由的支持，这也符合中共革命的意图，为男女平等、打破旧有婚恋观念、解放妇女、鼓励妇女革命减轻了阻力。接下来，妇女被大量动员起来投入生产、教育、文艺和军队等各种工作中，成为维持后方政权运转、后方经济生产、扩红宣传、文艺动员、教育儿童等方面的重要力量——

满山羊角开红花，苏区妇女学犁耙。手扶犁耙弯弯转，学好劳动当好家。学好劳动当好家，支援红军打天下。

油灯点火亮堂堂，亲哥英勇上前方。缴到枪炮堆如山，后方妇女会来担。

同志妹！后方工作靠你们。哎呀嘞！后方工作靠你们，赤色戒严要留心，经济动员要努力，同志妹！选举运动要完成……哎呀嘞！希望后方姊妹们，鼓动群众当红军，整师整团前方去，同志妹！扩大百万铁红军。哎呀嘞！扩大百万铁红军，红军英勇有名声，五次“围剿”快粉碎，同志妹！江西胜利先完成。

新打斗笠圆顶顶，打起斗笠去当兵，哥哥当兵登高山，妹妹当兵挑子弹。

韭菜开花一秆心，剪掉髻子当红军。头上戴起五星帽，肩扛梭镖更精神。参加红军闹革命，唔怕山高水又深。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的，身体解放后的苏区女性对男性开始提出新的情感诉求、价值要求。一方面，打草鞋和绣花枕成为新女性表达情感、支援前线的方式;另一方面，男性必须努力革命、忠心革命、努力参军、不开小差、不想家、不辜负女性，唯此才能配得上女性的感情——

三打草鞋绣花边，一根红线两手牵。可恨白鬼来进攻，对对鸳鸯被拆散。阿哥哎，快穿上，革命胜利妹心欢。

三绣一对鸳鸯枕，四绣妹子连哥心，五绣荷花蓬蓬开，六绣亲人翻了身，七绣牛郎和织女……枕头绣好送哥哥，不见妹妹见妹心。

一绣枕，绣花心，花枕绣来千万针，乡乡村村闹革命，绣对枕头送红军……八绣枕，绣牡丹，妹妹心事郎莫念，海枯石烂心不变，等你回家结良缘。

一双草鞋千万针，表白姐妹一片情，着双草鞋跑得快，赶快冲上南昌城……红军哥哥你细听，莫负后方姐妹心，冲锋追击要拼命，个个要学铁红军。个个都像东方军，才称后方姐妹心。

绵水清，绵水浅，水深水浅我的哥，你去从军莫忘我。绵水长，绵水深，水长水深过几春，不立功劳不成亲。

周平远认为“苏区文艺首先是军队文艺，苏区文化首先体现为红军文化”，这种文化特性决定了苏区文艺带有鲜明的“体制化”“军事化”特点。上述歌谣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歌谣体现了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趋势的推动下，女性新的情感诉求逐渐建立起来，其基础是中共政权的要求，以服务战争、军事动员为中心，动员女性以及借助女性动员男性踊跃支援前线，保卫苏维埃政权（尤其是在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时，这种意图更为明显）。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苏区两性关系必然面临重构。一方面，适应革命政权的需要，男性逐渐建立起对女性的审美意识，如改妆、剪发、放足、革命等，女性也逐渐建立起对男性的感情天平，如参军、革命、立功、专情等。另一方面，基于自身利益，女性在服务革命政权的同时也势必会关注自身、关注女权，反对外部敌人的同时也极力解构压迫自身的旧伦理、旧礼教、旧男权，这势必会将部分反抗的矛头指向自己的家庭、指向男性。同样的，基于自身利益以及刚刚参军的事实，很多男性在支持苏维埃革命的同时，也不会对女性解放表示无条件同意，因为这关乎身体贞洁、家庭伦理、婚姻稳定诸如此类的男性对女性的传统情感诉求之遗留。也就是说，在女性解放的过程中，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意识在变，女性对男性的情感诉求也在变，但是男性头脑中潜在的对女性的传统情感诉求却仍然起作用。

三、革命新伦理与两性关系的维稳

中共所号召的妇女解放，在号召身体解放的同时，也号召解放妇女的思想，如鼓励妇女出门、鼓励妇女参会，“开展反对家婆禁止媳妇、老公禁止老婆参加文化教育工作的斗争”，“为妇女走出家庭准备适当的社会条件”。借助政权力量，女性不失时机地对束缚自身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了猛烈批判。她们不再像过去一样“没有人身自由，受男子的支配、受家庭的支配”，而是勇敢地走向街头，高喊“反对虐待媳妇、反对虐待童养媳”等口号，游行、演讲、宣传，与封建伦理作斗争。这既是妇女自身解放的需要，更是妇女冲破家庭禁闭的途径，同时也符合中共革命动员的要求。女性这一心路历程，中央苏区歌谣有大量记述——

婚姻本是自己事，要由父母包办制，不敢说出半句话。妇女好比一件货，被人买来做老婆，不好会受尽折磨。男女界线大得很，女子不见男人面，讲句话受尽熬煎。三从四德旧礼教，束缚妇女难伸腰，房间内好比坐牢。言语行动不自由，政治经济无地位，教育文化无女分。

第一反对旧礼教，压迫妇女守家灶。日日做了三餐饭，叫佢怎的会开窍……第五反对旧礼教，压迫妇女做定套。害佢夫妻唔愿意，还爱讲佢没家教。第六反对旧礼教，压迫妇女真正糟。家门没出户没入，许多世事看唔到。第七反对旧礼教，给你家教害得透。望你夫妻唔愿意，总系说你没修造。第九反对旧礼教，家官骂人实在恶。敢和男人来讲话，把佢捉去六角吊。第十反对旧礼教，上圩下岭唔识到。日日孤到灶下头，只识做食到下昼。

一劝妇女们，切莫恋家庭，家庭好比地狱门。礼教如枷锁，紧紧捆在身，一举一动不由人。二劝妇女们，切莫恋夫君，夫君好比看狱兵。三劝妇女们，莫恋娇儿女，儿女纠缠实累赘。

在打击旧伦理的同时，女性对离婚的要求也应时而出——

我今离婚在眼前，唔使父母来答言。总要两人情甘愿，自己一定有主见……我今离婚就起身，丢了丈夫结过人。结过丈夫十分好，日同三餐夜同眠……我今离婚变威风，自己出来选老公。百人众里敢讲话，男女平等一般同……我今离婚顶呱呱，也有上级来参加。唔怕丈夫来压迫，衣服只管自己拿。

好得红军来革命，幾千年痛苦得解放，婚姻问题讲起来，结婚离婚要自由。

上述歌谣中反映的离婚问题因何而出，中共政权的保障是根本原因。1931年底颁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在保障结婚自由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了离婚自由，“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可离婚”。此举给苏区女性吃了“定心丸”，不再害怕自己的夫家，勇敢地选择自身幸福。觉醒之后的她们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从失语状态逐渐解放出来，甚至敢向男性动粗、提出离婚。

但是，走出家庭、自由离婚的背后，却激起了男性的诸多担忧。上文已经述及，身体洁净、性贞洁是两性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中共也认可这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背后关于男性要求女性留守家中、不准随意抛头露面、担心女性“轻佻”甚至外出“伤风败俗”的焦虑就会继续纠缠两性关系。对于一些革命信念不强、文化程度不高的男性来说，不排除他们的婚恋自由观念很多都建立在“性”问题的考虑上，为保证革命后可以占有性资源，以此支持妇女解放、婚恋自由。但是结婚之后的男性大多会趋向保守，尤其是对于恋爱中或刚刚结婚后参军的男性来说，他们尤其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或恋人抛头露面，当妇女身体解放、走出家庭后，这些男性军民的担忧势必会增强，这必然会造成两性关系的紧张。对此，男性军民在歌谣中表达出了自己的心声——

七杯茶敬给我的妻，我当红军你莫啼，少擦胭脂少戴花，少在外面说笑话。

十回妹，哥启程，告别细妹并家庭，妹子在家要有志，切莫变心嫁别人，莫叫亲哥难做人。

六月里来劝我的妻，你在家中莫要戏，慰劳红军要热心，努力参加慰劳队。

如果说上述三段歌谣明示了女性在家应该守本分，要在身体贞洁问题上有原则：“切莫变心嫁别人”，“莫要戏”，不要让男性“难做人”，“少擦胭脂少戴花”，避免招惹其他男性，造成婚姻或恋情的不稳定。那么下面的歌谣就是男性暗示女性应该如何做、如何维护两性关系了——

嫩娇莲来嫩娇莲，你要安心去种田，郎在前方得胜利，公婆到底总团圆。

十八我妹嫡嫡亲，我今出去当红军。你在屋下做工作，唔敢灰心做懒人……十八我妹嫡嫡亲，爷娘面前爱小心。从来唔敢做坏事，亲哥出去可放心。

阿妹衷情哥难忘，只念家中老爹娘。既然你能担一切，我就安心上战场。

九别我妹九九长，今我参军上前方。拿枪杀敌为太平，家事担子落你身。十别我妹心连心，劝妹刚强莫挂心，消灭敌军回家转，革命成功有前程。

上述歌谣中，一种不安情绪始终萦绕在男性心头，在这种不安的情绪中，男性用无比亲昵的词汇“嫩娇莲”“嫡嫡亲”劝自己的妻子，“你要安心去种田”，而“安心”一词用得非常传神，让人浮想联翩：难道女性种田时不安心吗？有什么可以让她不安心的？与此同时，男性将“爹娘”拉出来，让代表传统伦理权威的长辈出场，告诉自己的“嫡嫡亲”，要在爹娘面前“小心”行事，一个“小心”把男性不放心女性、旧伦理观念挥之不去的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难怪，很多男性在参军后担心如何保证两性情感忠诚是十分正常的心态，这里涉及身体、伦理道德和家庭。由此，我们发现，男性在不违背中共革命理念、号召男女平等以及妇女解放的前提下，试图构建一种新伦理。在这种新伦理中，传统伦理中的父母依然在场，而且仍然具有一定的家庭权威，同时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仍然保留。只不过此处的“内”由原来的“家”置换成了“家和苏区”，从事的活动也在“相夫教子的家务”之外增加了更多的“从事苏区生产、下田，参加革命工作”等方式。这样的模式背后实则是用革命道德和家庭伦理置换了封建伦理纲常，借助革命的名义对女性人身自由施加具有正当理由的限制，以革命的名义保留部分利于男性自身需求的伦理道德。

可是，对于这样的要求，苏区女性是否同意呢——

红军哥哥去打仗，我在家中忙又忙，烧茶做饭妹本分，补衫做鞋妹承担。

二送我郎到厅堂，唔使我哥来思量。乐心出去做革命，家庭内外妹会当。……三送我郎出门外，叮嘱我郎一句言。我郎革命要决心，莫来思恋妹身边。

竹筒吹火火焰红，拥护朱德毛泽东。男人参军上前线，妇女下田比英雄。

壁上打钉挂灯盏，革命工作共分担。哥当红军打敌人，妹在家中搞生产。

上述前两段歌谣体现出苏区女性并没有排斥男性的要求，后两段歌谣告诉我们苏区社会已经形成一种号召、一种风气：男性参军，女性下田;男性上前线，女性守后方。然而，对于正在形成中的革命女性来说，她们在自身解放、在向男性提出情感诉求的同时，是否忽略了什么？是不是如钟日兴所言“她们主要适应了本阶级的需要而没有去适应她们作为女性的需要”，忽略了“女权”、忽略了“女性社会的构建”呢？對于男性要求的不要梳妆打扮、对于男性要求的安心下地种田的要求，解放中的女性并没有去反抗。这些革命女性在中共革命的总目标要求下，看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实则是革命范围内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是在不危及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旦超出这一范围这一前提，一旦妇女不为革命、不为生产而解放身体、男女平权的话，那么男性的焦虑就会再次回潮。而且，纵然中共要求男女平等，但一旦矫枉过正，也会引起“性混乱”，这势必引起男性更大的担忧，特别是战争年代、非常时期，这种男性的担忧甚至会危及政权。由此一来，利用新伦理来保证两性关系稳定成为男性构建新伦理时的首选。

事实证明，中共对于男性构建两性关系之新伦理的模式进行了默许，并逐渐“降低了妇女运动的调门和受重视程度”。同时，为了使“红军巩固、发展”，以使“前线的战士安心作战”，1934年4月8日颁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特别强调“保护军婚”：“红军战士之妻要求离婚须得其夫同意”，对女性自由离婚进行限制。不仅如此，当中共政权离开中央苏区进入延安后，“尽管共产党在江西有激烈的措施支持妇女权利”，然而妇女却被更多地赋予后方生产工作和儿童工作，“女性的口号不再是婚姻自由和性别平等，代之以拯救孩子、家庭兴旺以及健康长寿”;对一般人而言，“中共不再强调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对一般的婚姻也应采取息事宁人、促进家庭团结的态度”，这明显是苏区两性关系新伦理模式的进一步强化，是中共实事求是地“从稳定的角度对待婚姻、家庭”。

四、结语

中共革命不仅仅是政治革命，也关乎性别革命、身体革命。对于性别革命来说，妇女身份地位的提高、妇女解放、妇女形体变化、妇女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都可以算作性别革命;而对于身体革命来说，中共一夫一妻制的明确、卖淫嫖娼的坚决取缔明显是对“性”问题的规范，是一场深刻的身体革命。透过中央苏区歌谣可以发现，中共农村苏维埃政治实践中，两性关系和政治革命相互纠缠，在中共政权的干预下，两性关系达成了在身体方面的一致：男性戒嫖、女性戒娼，这一点也成为划分敌友的标准、进步与落后的标准。在中共政权推动苏区反封建伦理、反国民党统治的同时，中共着手推动女性解放，这种解放不仅包括衣着、形体的身体解放，也包括恋爱、婚姻等伦理观念的解放。但是这种妇女解放是为“实现更广泛和更现实的政治目标”，随着战争局势的日益严峻、随着大量男性奔赴前线，女性的解放最终还是会附属在整个革命成功的前提下进行，这也就决定了两性关系中某些传统伦理观念势必会得到一定的保留，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使得女性会被越来越多地置于后方生产的位置。这种情况在延安时期有更明显的体现。对此，韩晓莉曾言：“抗战中后期，革命形势的变化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使妇女工作的重心发生了从发动妇女斗争到组织妇女生产的转向。”

透过中央苏区的相关歌谣，在探析中央苏区两性关系的同时，也会发现后来解放区文艺及新中国文艺中反派角色生成、革命男女两性关系之写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反派的一大体现即为身体不洁、“性”之放纵，而主人公则多是自由恋爱、忠贞不渝、勤劳持家的革命男女，这种模式成为很多文艺作品创作的不二法门。如此说来，关于中央苏区歌谣中两性关系的研究，对透析中共革命文艺模式的生成机制亦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