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

【摘 要】五四运动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通过办工人刊物、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组织集会演讲等方式把这一科学理论传播到工人中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共成立后进一步铸牢思想基础，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时代的迫切需求，它对中国政治界、思想界，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各方面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四运动;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从东（日本）、西（欧洲）、北（俄国）三个不同渠道传入中国，经过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传播，终于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巨变，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他们在继续进行理论宣传的同时，通过办工人刊物、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组织集会演讲等方式把这一科学的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它的物质基础，产生了精神变物质的历史性飞跃，其深远而巨大的政治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进一步铸牢思想基础，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发展。本文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阐明中共是如何铸牢思想基础的，进而阐明中共思想基础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并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共思想基础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运用科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实际问题之始

五四运动后，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迅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国家学说，他们迫切需要用这个新的思想武器指导中国革命。在军阀当权、政治斗争异常复杂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他们开始用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这些先进的中国人迅速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应用到实际斗争中去。

五四运动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已不像从前那样侧重在经济学和哲学方面，而是侧重在政治学方面。1920年9月至1921年7月《新青年》刊登的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篇文章中，除李大钊写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外，其余大都涉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国家学说。此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已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流派或一种学理，而是逐渐被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即已经运用科学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抓住了构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特征的一些主要环节。尽管这些认识还不系统，结论也不完全正确，但他们无疑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开始了可贵的探索。从1920年起，他们试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中国现状和社会性质等问题，得出了这样一些新认识：首先，揭示了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恶劣影响，认为中国是同时受几个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的半殖民地，已朦胧地认识到中国人民的主要压迫者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其次，初步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看到了其既有依附帝国主义的一面，又有革命的一面，明确表示“吾党遇着资本主义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再次，正确分析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军阀统治是造成中国农民极端贫困的根源，初步区分了中国农村中存在着不同等级，认识到农民阶级是受压迫受剥削最严重的，也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

如果说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分析还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的话，那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建党思想的探讨，则又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和建党思想的探索几乎是在同一个過程中进行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办刊、撰文、通信、开会、座谈等方式，讨论了如何用列宁的建党思想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这其中起核心作用的刊物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该刊从1920年11月至1921年7月，共出版6期，以大量篇幅介绍了第三国际和俄、美、英等国共产党历史以及列宁生平和主要著作，还介绍了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日本等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现状和动向。《共产党》月刊共发表有关探索建党思想的文章38篇，有关建党的短讯52篇，占《共产党》月刊总篇幅的三分之二。从1920年到1921年以通信方式探讨建党思想较多的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张申府、董必武、李汉俊等人，保存最完整的是蔡和森与毛泽东的通信。新民学会于1920年底至1921年初，先后编印了三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共收信件50多封，其中有毛泽东往返信件38封、蔡和森往返信件14封，这些通信在探索建党思想方面有着深刻的见解。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建党思想的探讨，实际上也是对党的思想基础的最早奠基。他们阐明了即将建立的政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他们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了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及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他们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建党学说，提出即将建立的共产党应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应为马克思主义。蔡和森在与毛泽东的通信中表明：“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马克思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马克思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毛泽东回信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这表明蔡和森、毛泽东等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对党的性质、对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这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分析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传播和融入工人运动之中

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在知识界范围内传播。五四运动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若想让这一科学理论在中国深深扎根，离不开工人阶级的力量。只有使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才有可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五四运动后他们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向工人宣传和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隆重的五一纪念活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人中的影响

从1919年起，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举办纪念五一劳动节活动。这年的5月，北京《晨报》副刊出了一个“劳动节纪念专号”，《新青年》《星期评论》《新社会》《晨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都出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新青年》的纪念专号（第7卷6号）共约400页，超过通常页数的一倍以上，刊登了各类文章20多篇，首次刊载了上海、北京、天津等十几个城市工人现状的调查报告，并附图片32张。该专号不仅有孙中山、蔡元培等知名人士的题词，而且还刊印了12位工人的亲笔题词。《新青年》为工人开辟讲坛，直接反映工人的心声，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当时上海、北京两地的纪念活动影响最大。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很早就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李大钊还参与主持了北京大学召开的五一纪念会。陈独秀参加了上海工界七个团体组织的纪念五一筹备会，到会工人、学生和教员达千人。会上，群众高呼“劳动万岁”等口号，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要求。会后，中华工业协会等七个团体发表了《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表示“我们要努力创造新的、美丽的、永久和平的人类世界，决定和你们同力合作，负担这个责任”，并要求已经获得解放的苏俄劳工给中国工人“很猛烈的援助”，“更希望你们的指导”。

上述情况表明，1920年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已经开始突破知识分子的范围，逐渐深入工人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之中。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通过组织工人、集会、向民众演讲、写文章等方式，实际上已进行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初步尝试。

（二）通过办工人刊物系统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8月创办的《劳动界》是国内第一个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以工人为宣传对象，语言生动，内容丰富，版式活泼，开辟了演说、时事、调查、通讯、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读者投稿、小说、趣闻等专栏，深入浅出地向工人传播革命道理。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都参与了编辑、写稿和发行。《劳动界》创刊号上登载了李汉俊写的《为什么要印这个报？》一文，阐明了该刊的宗旨：“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该刊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和具体事例向工人说明劳动创造世界、劳资对立、剩余价值、工人阶级的使命等道理，激励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的解放、争取自己的权益而斗争。此外，这个刊物还登载了国内外劳动界现状，特别是工人阶级反抗和罢工的消息，以激励广大工人团结起来开展有组织的斗争。

《劳动界》还重视发表工人的文章，呼吁工人将自己要说的话任意投稿到该社来。在该刊共出版的24册（1920年8月15日至1921年1月22日）中，工人的稿件就有30篇左右。《劳动界》散发到其他城市，为各地提供了借鉴。北京的李大钊等人创办了《劳动音》周刊，1921年7月又创办了《工人周刊》。这两个刊物很注重用具体事实和典型事件反映工人的悲惨生活，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被誉为“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此外，山东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于1921年5月组织了劳动周刊社，出版了《济南劳动周刊》。总之，各地的工人刊物基本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向工人宣传、灌输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和主要方式之一。

（三）建立工人夜校和工会以开展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1921年元旦創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创办的第一所工人学校。入学者全是工人及其子弟，由邓中夏主持校务。办学经费主要由北京大学学生会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捐助，李大钊是主要捐助者之一。该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学校备有《劳动音》《共产党》《工人周刊》等好几种刊物。进步学生住在劳动补习学校，与工人生活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劳动。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开办了上海第一劳动补习学校。武汉小组在武昌第一纱厂、汉口英美烟草厂、汉阳兵工厂、裕华纱厂等举办了类似的识字班。济南小组也深入济南机车修理厂进行工作。毛泽东等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开办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招收附近工人学习文化。旅欧小组成员到工厂和华工居住区，帮助华工建立夜校。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办工人夜校的方式，逐渐将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提高工人的觉悟，培养工运骨干。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该工会主要由工人李中、李启汉领导，会员很快发展到370人，并出版了刊物《机器工人》，成为当时上海有影响的工会之一。机器工会成立不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领导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在共产主义小组和工会组织领导下，1921年春上海电车工人举行了同盟罢工。当年5月1日，上海劳动界举行了纪念大会。同年夏，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八九千工人又连续举行了20多天的罢工。这两次大罢工和五一纪念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上海工人阶级从新型工会的诞生和罢工斗争的胜利中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共产主义者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济南的理发工人、印刷工人，广州的理发工人和武汉的人力车工人也都在当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和领导下成立了工会。这些工会的建立，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逐渐由自在阶级向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自为阶级转变。

三、中共成立后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与工人运动的日益结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基础，而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又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深入持久地传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迈入一个新阶段——用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造的实践阶段，实现了理性认识的升华。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为增强自身理论基础，中共建立后加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努力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当时，中共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加强马列原著的翻译、研究和出版工作;第二，继续利用集会、演讲、办学、撰文等方式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影响。

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该社由当时在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的李达亲任编辑、校对兼发行工作，成立后即着手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有关书籍。《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提出：“中央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人民出版社公布了该社出版计划，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另外还准备出版共产主义丛书和其他理论书籍20种。但由于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个出版计划未能完全实现，实际只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三种书籍。

与此同时，1922年创办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理论刊物《新青年》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少年》，以及其他一些进步刊物如《青年周刊》《前锋》等，都陆续刊载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活动的文章。1923年11月，中共又成立了党的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专门经销与社会主义内容有关的书刊。

1922年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达到第一个高潮。当年5月5日，中共中央指导各地开展纪念马克思104周年诞辰活动，全国各地党、团组织和进步团体纷纷召开纪念会、演讲会、討论会，出版纪念专刊或发表纪念文章。上海党组织还专门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纪念册》，这是我国出版史上第一个马克思纪念册，发行了2万本。北京大学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也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北京《晨报》副刊出版了“马克思纪念专号”，刊载了数篇介绍马克思生平和学说的文章。1923年5月，在中共指导下各地又举行了纪念马克思105周年诞辰活动。《先驱》发表了《马克思诞生百零五周年纪念日敬告中国青年》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武器”，号召中国青年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同帝国主义、军阀势力展开斗争。

总之，中共建立后通过集会、演讲、撰文、办学、办刊、翻译、出版等方式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影响，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继续增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加快。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深入人心并指导了中国革命运动。这一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所拥有的强大精神武器，其巨大的政治作用和深远历史影响日益显示出来。

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客观分析，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及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党的理论准备仍显不足。从1918年李大钊发表三篇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到1922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工作完成，总共只有四五年时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太短，与工人运动结合还不深入，最早一批党员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规律的把握也远远不够。对这个问题，刘少奇分析得很透彻。他于1941年7月致孙冶方的信中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刘少奇认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中共思想基础之原因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战胜和压倒了各种思想流派成为时代主流，终于确立了它在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待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萌芽破土而出后，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其他各种思想流派逐渐日薄西山、销声匿迹，“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取代各种社会思潮派别，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通过深入分析不难发现，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内在、外在因素。

第一，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首先是近代中国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时代的迫切需求。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武器来反抗三座大山的压迫，拯救严重的民族危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不断地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他们所寻找的思想武器却没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侵略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五四运动的爆发，使苦苦探索民族出路的先进的中国人放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抛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宣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瞿秋白分析：“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恶梦。……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工人运动迫切需要先进理论指导，五四时期随着中国工人队伍壮大，工人的斗争也迅速发展，而且有了同盟性罢工，已开始由纯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发展。这时的中国工人阶级正处在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过程中，他们迫切需要有代表本阶级利益的先进科学理论为精神武器，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主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二，五四爱国运动和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努力传播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大地，破除了思想障碍，清扫了道路。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局面。虽然这个局面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启发了人们的思考，加速了先进分子探索国家出路的步伐。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显示出强大威力，使先进分子看到了改造社会的真正力量，促使他们选择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为此做了大量宣传、教育、研究工作，同时，马克思主义以其本身的科学性使其逐渐为更多的中国人所了解、所接受。

如果一种先进的理论只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圈子里，不深入广大群众之中，它永远不会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五四时期特别是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突破了少数知识精英的小圈子，开始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传播。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办刊物、写论著、译原著、集会、演讲、授课、成立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团体、办工人夜校等方式，积极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受众范围。特别是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占有突出地位。有学者统计：“李大钊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的3年中，共发表长短文章181篇，平均不到一周就发表一篇文章。”他和陈独秀教育带动了一代进步青年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最终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分析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是很短的，至今不过三年左右。可是一面因为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他面因为先驱者的努力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

第三，五四运动后相当一批進步青年通过对涌入中国的各种思想流派的对比、选择和实践，终于选择了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加入先进党组织、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指导思想。

五四运动之初，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于活跃一时的各种社会思潮难辨优劣。但是，经过激烈的百家争鸣和轰动一时的各种“新村”试验流产后，谁优谁劣很快显现出来。马克思主义在与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流派斗争中显示了其科学性和先进性，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通过论辩，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阐述了唯物史观、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基本观点，争取了更多的进步青年加入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使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优势地位进一步确立。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社会思潮的信奉者进行辩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以胡适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宣传西方的实用主义，他们企图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但是，1920年工读互助团的破产，证明了实用主义那种改良之路在中国行不通，使相当一批进步青年认识到“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于社会未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去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不可能的。那么要怎么样呢？就是：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通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论辩及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最终抛弃了改良主义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理论，他们认识到谋求救国救民之道，必须树立“根本解决”的思想。这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扫清了思想障碍。

第四，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扩大了它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思想基础也就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

俄国的社会背景和革命任务与中国有某些相似之处，如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经济的贫穷落后等等，这使得列宁主义易于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因为它较贴近中国现实。毛泽东曾精辟地分析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中俄两国国情有许多不同，但是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它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工农大众求解放、谋幸福，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很大程度上接受的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是按照“俄国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并直接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和中国人民改造社会的理论武器是历史的抉择，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日益为广大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在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的主旋律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五、马克思主义确立为中共思想基础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思想基础后，在中国已找到了自己的物质基础，很快发挥出巨大的精神能量，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马克思在分析德国革命时曾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在中国也是这样，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而马克思主义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研究、引进，也逐渐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和中国革命的强大精神武器。二者的紧密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其思想基础极大地推动了这一科学理论的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引发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反映在思想、政治、社会、革命性质等各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对中国思想界有极大的影响和震动。它使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抛弃了原来的旧观念，先是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进而确定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初，许多进步青年面对各种社会思潮都在思索、对比和选择，“精神上解脱了封建束缚，真像脱缰之马，张开四蹄，想驰，但究竟奔何处？……又很茫然”。1920年以前，几乎还没有人能直接指出工读互助主义的虚幻和谬误。工读互助主义试验的迅速破产，把流行于五四时期的各种空想主义的典型缺陷集中暴露出来，使早期共产主义者看到它的谬误和不现实性。他们意识到用和平渐进的方法谋求社会改造的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用小团体大联合来改造社会的实验主义道路也同样是走不通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开始普遍接受“根本改造”的观点，区分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逐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那些在各种思潮或主义间徘徊的进步青年也放弃其他思潮或主义，渐渐地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原来朦胧向往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终于转变为早期共产主义者。而原本就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则更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要想治内部的穷困，自然是非共产主义不可了。要去掉外部的侵掠，也是非用共产主义不可的”。因此，“中国不但有讲马克思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马克思主义的必要”。他们明确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一切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家，必须承担“共产社会创造的责任”，明确共产主义的目标，准备“为主义牺牲一切”。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努力学习、宣传和实践，思想觉悟很快提高，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聚积了力量。

其次，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激发了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它指导中国工农运动蓬勃开展，使中国革命的目标、革命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变更革命目标和斗争方式的新思路。自19世纪末以来，康、梁改良派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欲建立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孙中山等民主派以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为旗帜，欲建立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后，特别是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其革命的目标也随之改变，革命者要建立的已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重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必要性。他们把工人阶级视为谋求社会改造的主力军和领导力量。他们深入工人之中，办夜校、办刊物、组织工会、组织罢工游行，启发工人觉悟，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中国工人阶级中不断扩大，也使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在中国的阶级基础和物质力量。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才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使中国革命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自鸦片战争以来近80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先进政党领导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蓬勃发展。

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立即以组织工人阶级、发动领导工人运动为中心任务，随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高潮、土地革命战争高潮，坚持了抗日战争，夺取了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由于沿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行，所以革命性质、社会性质都发生了变化。五四运动后，中國革命已不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了，革命的前途已不是资本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引发的中国社会政治巨变之一。

最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继俄国化以后马克思主义又一新的发展。这种科学的理论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思想——毛泽东思想。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列宁的个别词句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革命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道路，并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特殊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萌芽于国民革命时期，初步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他们“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艰巨的事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两大目标，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这一伟大胜利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到1956年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虽然其中存在着工作过粗、要求过急、转变过快的缺陷，但总体上看，中国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已基本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和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已基本建立，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毛泽东思想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欠发达国家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抛弃了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教条主义理解和扭曲，克服了脱离生产力水平和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观念，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创造性。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话，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促使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中国社会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又以独特的革命和建设经验及教训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相继形成，一方面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进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合于中国国情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完善和创新。历史再次雄辩地说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没有先进的科学的思想指导，就不会引发彻底的社会变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