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姗杉

【叠断桥】在山东曲牌体说唱音乐中较为常见，由于受地理文化、语言音韵等多种因素影响，旋律结构有了一定变化，即“色彩”变异①。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而言，该曲牌最早可能出现于清代。康熙六年（1667），蒲松龄所作小曲《新婚宴曲》②就有它的身影。冯光钰在《中国曲牌考》中认为，“民歌【叠断桥】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各地”③，刘晓静认为，“【叠断桥】流行全国，尤其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区”④，姚婕认为，“（【叠断桥】）原系北方民间小曲，曾称之《尼姑下山调》”⑤。据笔者初步统计，【叠断桥】曲牌在青海越弦、兰州鼓子、晋北道情等多个北方曲种中均有使用，且主要在北方流行。

一、【叠断桥】曲牌在山东说唱音乐中分布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地区使用【叠断桥】曲牌的曲种共7个（见图1），其中山东八角鼓和山东琴书主要流传于鲁西北、西南、东北及中部，平调和岭儿调主要流传于鲁南，俚曲主要流传于淄博，临清琴曲主要流传于聊城北部，端鼓腔主要流传于济宁及周边地区。另在日照、东营、威海地区未标注曲种，暂时可以认为当地没有成体系使用【叠断桥】曲牌的曲种。

由图1分析可知，山东中西部使用【叠断桥】的曲种较多，共5个。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在明清时期，山东北临河北、天津，南接河南、江苏，水系便利，交通发达，人员流动性大，带动了相关曲种的传播发展。而山东八角鼓、山东琴书、平调3个曲种对【叠断桥】的使用更较为频繁。

二、山东地区【叠断桥】曲牌音乐本体研究

说唱音乐随流传而变异，【叠断桥】也不例外。此曲牌流传至山东地区，因受不同的地理文化及各地演唱者语言、习俗、生活方式等的影响，在调式结构、旋律音程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一）音乐结构

【叠断桥】在山东地区，既可作为单个曲牌单独出现，也可同其他曲牌成套使用。在上述7个曲种中，山东琴书和八角鼓必须以套曲的形式出现。一般来说，山东琴书是以某几支曲牌为主体，根据需要穿插其他曲牌，而山东八角鼓则相对固定，开头使用【鼓子头】，结尾使用【尾声】，中间可穿插【叠断桥】【诗篇】【爬山虎】等曲牌（见表1）。而在其他5个曲种中，【叠断桥】在单独出现且作品中间有说白时，则会被反复使用。（见表2）

（二）唱腔分析

各曲种中使用的【叠断桥】曲牌，在词格句式、唱腔结构及衬腔方法上均保留了部分原曲基本特征⑥，即：全曲共四句唱词，基本句式为“五、五、七、十”，每个乐句各附衬腔，且多为徵调式，音阶以六七声为主，另有少量大跳音程。

当此曲牌流傳至山东时，其衬词、结构及旋律等随单曲、套曲或曲目风格、当地方言的不同出现变化，以下将选择其中具代表性的曲目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考察【叠断桥】曲牌在山东地区由北至南的流变特征。

该曲首乐句的重复吟唱，体现了曲牌中“叠”字的寓意，“断”字体现在“病”“桃”的空拍上。第一、二、四句中的拖腔，及三、四句间衬词衬腔、空拍的使用均造成了缠绵的感觉，使得句逗不明显，着重体现了“桥”字手法。该唱段整体曲调缓慢，音调委婉深沉，腔词结构关系主要以一对一、一对二为主，叙述性较强。

俚曲主要流传于山东北部地区，从曲牌特征、腔词结构及句式分析中可看出，《磨难曲》中的【叠断桥】保留了大部分原曲牌特征，仅在调式、衬词上出现变异。调式由徵转变为羽，同时增入少量跳音及当地方言衬词。

曲中第一句“泪盈盈”重复两次，体现出“叠”字特征，衬词“耶嗨”“啊哈”为山东地区特有方言，且第一乐句中运用了大篇幅衬腔，使得整体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舒缓，突出了主人公情感的低落。

临清琴曲主要流传于山东中部偏北地区，通过上述分析可看出此唱段在调式、结构上保留了原曲牌的基本特征。不同之处在于，衬词运用了当地方言，且14次使用五度以上跳音，甚至出现3次七度大跳音程。

山东八角鼓流传于山东中东部地区，从以上分析可看出该唱段仅保留了少部分原曲牌特征，在句式上更加灵活自由，衬词上多运用当地方言，并多次使用四度跳音，甚至出现七度大跳音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