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诒叔及其金石书画收藏考略

2021-03-27王璨

大学书法 2021年2期

⊙ 王璨

仲威先生编著的《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廿品》一书，201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以原大原色影印了《龙门二十品》的“最初集拓本”，为《龙门二十品》版本研究增添了一套可信的早期拓本的“标准件”[1]，也为书法界提供了难得的整幅拓本，对推动金石学和书法研究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这套《龙门二十品》拓本每件都钤有“济宁孙诒叔收藏金石文字印”和“济宁孙诒叔考藏金石”的印章，原为孙诒叔所收藏，后归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所有。仲威先生推测这套拓本的收藏路线是晚清为军机大臣孙毓汶收藏，民国时归孙诒叔，1949年后归谢国桢。[2]这套拓本未见孙毓汶收藏印，如果仅凭孙诒叔是孙毓汶后人（非直系）这一点，很难断定此套拓本是继承自孙毓汶。因此，梳理孙诒叔家世与生平，比较其与叔曾祖父孙毓汶的收藏特点，对还原这套拓本的流传情况亦有重要意义。

长治学院的孙介先教授是当今孙氏家族的长者，他熟悉济宁孙氏家族历史掌故，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经他引荐，笔者又联系上孙诒叔的孙子、孙女，看到了孙诒叔的照片、印章等遗物，并了解到更多的细节，结合网络检索，可以对孙诒叔的生平著述及收藏情况做简要整理。

一、孙诒叔的家世与生平

关于孙诒叔的生平经历，相关文献非常少，但他的家族却是清代历史上著名的官宦世家，《清史稿》称：“四世并历清要，家门之盛，北方士族无与埒焉。”[3]孙氏家族自七世祖孙扩图开始成为仕宦之家，在儒学、诗文著述之外，还有收藏书画的传统。孙扩图（1718—1788）官掖县教谕，乌程、缙云、钱塘知县，与郑板桥多有诗文书画交流，著有《一松斋集》等。孙扩图三子孙玉庭（1751—1834），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官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有《议越南国号疏》等著名奏议，著《盐法隅说》等，《清史稿》有传。孙玉庭三子孙瑞珍（？—1858），道光三年（1823）进士，官内阁大学士，历任户部、礼部、兵部尚书，著有《晚香堂随笔》《古今尺考》等，谥文定。孙瑞珍有两子：孙毓洙（珠）、孙毓汶。孙毓洙（珠）为廪贡生，例封奉直大夫、工部员外郎，是孙诒叔的曾祖父。

孙毓汶（1834—1899），字汇溪，号莱山，咸丰六年（1856）榜眼，官军机大臣，刑部、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卒谥文恪，《清史稿》有传。孙毓汶继承了一部分祖、父辈留下来的书画收藏，任职军机处以后，开始大量购藏珍贵书画。1896年以后，赋闲在家的孙毓汶收藏已丰，开始进行品评鉴赏书画的活动，在藏品和书画套上题签，有的书写收藏时间及来源或简短的品评，字迹工整秀雅。孙毓汶喜好使用收藏印，通过整理其后人捐赠的这批书画作品，梳理出此类印章多达77方。[4]孙毓汶辞官后住在北京丞相胡同的府邸直至去世，其后人定居北京，与济宁的亲戚来往较少。

司马解伯达造像记选自文物出版社《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廿品》

孙毓汶长子孙梴（1863—1908），字孟延，号梦岩，斋号兰枝馆，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官户部郎中。因仕宦不显,生平事迹史书、邑乘均未详,偶见于缪荃孙、孙宝瑄、那桐、杨钟义诸友人日记中，特别是恽毓鼎在《澄斋日记》中对孙梴家藏书画大为赞叹，记载了许多不在孙氏后人捐赠之内的珍品，如赵孟小楷《汲黯传》、钱选《浮玉山居图》、董其昌《书画合璧山水小景》等。孙梴也曾购藏张然(陶庵)山水册页(十二开)并留下题跋。孙梴以富藏清人诗文集著称，藏书印多达数十方，可与其父孙毓汶收藏书画用印相媲美。兰枝馆所藏古籍善本1990年入藏复旦大学图书馆，约有一百二十余种，凡数千卷，仅为其旧藏清集之六七分之一。[5]孙毓汶次子孙榕，著有《南唐杂事诗》一卷。

孙梴之子孙照（1899—1966），原名孙肇照，为北京市第六中学语文教师，“文革”期间，其家藏的古代书画等珍贵文物遭查没，1979以后，北京市落实有关政策，将文物归还孙家。出于爱国热忱，孙照子女孙念台、孙念增、孙念坤兄妹将这批返还的文物，先后于1982年2月和6月，捐赠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捐赠的书画作品160件，拓本10件，清代旧墨380锭，包括黄公望《溪山雨意图》、倪瓒《水竹居图》、沈周《桃花书屋图》等大批珍贵传世文物，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以来所仅有。[6]1982年1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孙照子女捐献文物授奖座谈会，时文化部副部长朱穆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等均有出席。2012年12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孙照子女捐赠中国古代绘画珍品展”，出版了《名家珍品集萃——孙照子女捐赠中国古代绘画珍品》。2015年，中国文物学会主编出版了《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孙照子女卷）》。

孙毓洙（珠）长子孙楫（1827—1899），咸丰二年（1852）进士，官广东按察使、顺天府尹，留下了《桂林十二景模本》《云麾断碑题后》刻石，著有《邿亭集》。孙诒叔的祖父孙楫，比其叔孙毓汶还年长7岁，两人在清末都位居高官，并在同一年去世。此后，孙氏家族开始由官宦世家渐变为文化世家，后人在教育、科研领域多有建树。孙楫之子孙肇杰，官直隶通判，有三子：孙高荫、孙曾荫、孙祖荫（诒叔）。孙曾荫曾任陆军部主事，其次子孙承谔(1911—1991)是物理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是中国从事化学动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

孙诒叔（1889—1952），名祖荫，字诒叔，斋号珌琳琅馆、壶斋等。1918年，29岁的孙诒叔当选山东省议员，曾在北洋政府国务院、财政部任职。孙诒叔的专业研究领域是金融学，著有《各国中央银行比较论》，署名孙祖荫，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是第一集一千种之一，这是中国人自著的第一本关于中央银行的专著。该书分为两编，第一编《中央银行总论》，用了较大篇幅比较了当时各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的不同特色。从孙诒叔对各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的比较可以看出，其对各国中央银行制度的理解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他对各中央银行特色的比较分析准确到位，对各自的优缺点也都一一指明，对国人更好地理解各国中央银行制度有较高的参考价值。[7]此外，在1916年的《通商各关华洋贸易全年清册》上，有孙祖荫与江原忠、石田荣共同署名的《中华民国四年大连湾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英文对照）》；1930年《社会科学论丛》第5、6期连载了孙祖荫的《英美德法日五国中央银行现行银行券发行法的研究》一文。[8]

1933年孙诒叔离开北京，携家人回济宁老家定居。《曹县文史资料》第一辑记载：孙诒叔1939年初到1940年底曾任伪县知事，组建科室，安置人员，使伪县公署初具规模，其次是迎官接诏，春秋祭孔，祭城隍爷等，无其他重要事件。[9]日寇在沦陷区多拜求地方上有声望的知名人士帮助他们维持秩序，孙诒叔晚年曾告诉儿子孙承诒，1938年9月，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杨得志手书劝孙诒叔接受伪山东省公署的任命，担任曹县知事，为八路军解决军需，在这种情况下，孙诒叔出任伪曹县公署第一任县知事。这封手书由时任共产党鲁西南专署专员袁复荣和五分区司令员朱程代表转达并做工作，朱、袁二人均在1943年9月的曹县王厂战斗中牺牲。孙诒叔在抗战期间给抗日队伍提供过布匹和粮食，当时接收者立有借据。自孙诒叔当了伪曹县知事，日寇连遭挫败，孙诒叔被日寇怀疑，被关进日本人的监狱，半年后被地下党救出，护送回济宁。孙诒叔在日本人统治下被称作“无所作为”，不失为一种消极应对的策略，他祭祀孔子、城隍爷，却不宣传“王道乐土”，虽然不是抗日行为，却也是在沦陷区保存中华文明一脉香火的苦心之举。抗战胜利后，孙诒叔却成了国民党政府清缴敲诈的目标，被济宁当地的地痞流氓盯上，以汉奸罪敲诈孙诒叔300亩地，并反复勒索钱财，孙诒叔被迫到河南西峡的儿子家里暂避。抗战期间，孙诒叔的长子孙承诒和女婿周文宾都作为技术人员参加了抗日。1950年，孙诒叔回到济宁翰林街的家中，于1952年前后去世。孙诒叔的长子孙承诒（1916—1998），是无线电专家、机电工程师，曾任河南省南阳市电业局总工程师，后代定居河南南阳；次子孙承謇一家迁居台湾。当年杨得志将军的手书和支持抗日的借据都已化作历史的尘埃，孙诒叔曾经的功过是非也很难落实清楚了。

珌琳琅馆书画金石

二、孙诒叔金石书画收藏拾遗

孙诒叔定居北京期间，经营了一家古玩字画店，地点大概在琉璃厂，曾与张伯英(1871—1949)、张治平等有交往。孙氏家族自1899年孙毓汶和孙楫去世，渐趋衰落，到民国初年，在政府任职并在金融领域有一定造诣的孙诒叔成为同辈人中的翘楚，使他产生了复兴家族声望，延续家族文脉的心愿。孙诒叔兼职经营书画也是为了收藏孙氏先人字画、信札等资料，他曾计划重修孙氏家谱，但因时局动荡，未能实现，他的命运也随之逆转。据孙家后人回忆，在日军占领济宁之时，孙诒叔家遭到劫掠，后又避难他乡，孙诒叔在北京期间的收藏，逐渐零落星散。孙诒叔与书画家、收藏家李既匋交情深厚。李既匋（1888—1979），济宁人，曾任山东文史馆副馆长，山东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省博物馆研究员，省文物总店工作副经理等职，他不仅捐献过元代张舜咨《苍鹰竹梧图》等珍贵文物数十件，也曾动员济宁的孙氏家族将收藏捐赠给博物馆。孙诒叔还与济宁当时的文人王心舫、王新民（伴村）、方伯廉、袁静波、陈金言等有交往。

崇源春拍出现的《孙毓汶尺牍》钤盖有“济宁孙诒叔敬藏先人著录书画金石”印，这与孙诒叔收藏孙氏家族资料以备重修家谱的情况是相符的。据拍卖图录展示的四页尺牍来看，三件为孙毓汶所写，一件为孙诒叔的祖父孙楫所写。这本尺牍是由孙诒叔在北平期间收集的孙氏先人尺牍汇集而成，应命名为“孙诒叔（祖荫）旧藏孙氏先人尺牍”为宜。孙诒叔这方鉴藏印是1927年由著名篆刻家王福庵所刻，边款为“丁卯六月十一日，仿吴让之篆，用赵悲盦刀法为诒叔先生制收藏印，福厂。” 印章今保存在孙诒叔的孙女孙慧先手中。

壶斋审定真品

济宁孙诒叔敬藏先人著录书画金石

孙诒叔氏

一弗为张元祖造像记选自文物出版社《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廿品》

唐存才先生收藏的黄士陵早年印谱，首页所钤白文印“济宁孙诒叔考藏金石”，与《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廿品》上的一致，据“真微印网”检索，此印为周康元所刻。孙诒叔的祖父孙楫曾任广州知府，光绪十三年（1887），39岁的黄士陵曾给孙楫写过一封言辞恭敬的“求职信”[10]，然后到广州作为孙楫幕宾工作半年，为孙楫刻过多枚印章，并与孙楫幕中的李彦奎、刘庆崧相交甚深，黄士陵在为刘庆崧刻印的边款中说：“同食孙广州半年。”[11]黄士陵还曾为孙楫之子孙肇杰刻“任城孙肇杰收藏书画”白文印[12]，黄士陵这本早年印谱可能经过孙楫、孙肇杰传至孙诒叔。孙楫号“壶巢居士”，黄牧甫手札称孙楫为“壶巢大人”，并刻过“壶巢居士”“壶公”等印，孙诒叔的斋号“壶斋”，也许是继承自祖父孙楫。

比丘惠感造像记选自文物出版社《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廿品》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明刊《秦汉印统》八卷，首册副页一有题记：“子孙永保用之，贞吉。丁卯年夏五月，济水孙诒叔氏识用告后人，男承诒隋侍。”副页二右下角有题记：“甲子春得于京师厂肆，渔山孙诒叔记。”钤“孙诒叔章”朱文方印。卷一有“渔山孙诒叔收藏书籍字画印”白文方印、“承祐私印”白文方印。这部《秦汉印统》是1924年孙诒叔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籍书店购得，1927年夏天，孙诒叔与11岁的儿子孙承诒一同观看并亲笔书写了这两段题记。

北京匡时2012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南长街五十四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专场有《汉礼器碑》拓本一册，钤有“济宁孙诒叔收藏金石文字印”“诒叔珍藏金石图记（4次）”。这本《礼器碑》拓本曾为孙诒叔收藏，后归梁启超。梁启超喜藏汉碑，在1918年致梁启勋的信札中，即提到“曾见葛家有‘千’字未损本《礼器》，拓极精。惟索直昂，不敢问津。何君若与葛有旧，不妨一问之，勿言我求也”，让梁启勋从中帮忙努力搜求，可见其爱《礼器》之深。[13]中国嘉德2017秋季拍卖会拍品有《汉礼器碑并碑阴》拓本，钤印有“济宁孙诒叔收藏金石文字印”“诒叔珍藏金石文字”“孙祖荫”。

泓盛2019秋季拍卖会上有张廷济《古玩收藏日记三则及自作〈金粟笺〉七言诗一首》，钤有“孙祖荫印”“诒叔长寿”“珌琳琅馆书画金石”三方鉴藏印，孙祖荫的名、字、号印同时使用，更足以说明收藏者为济宁孙诒叔，图录中把“珌琳琅馆”误读为清代藏书家方功惠的“碧琳琅馆”，把孙祖荫（孙诒叔）误当成同名的浙江杭州人、农业经济学教授孙祖荫（1913—1991）。

孙毓汶、孙梴父子的收藏兴趣主要是山水画和清人文集，都喜欢钤盖收藏印。从孙照子女捐献的藏品看，拓本仅有10件，所藏书画也呈现出少书法，略花卉、人物，详山水的特点，书法仅有4件，绘画有99件，其中山水画92件[14]，可见孙毓汶并不专注于书法和金石拓本的收藏。孙毓汶旧藏清拓《怀仁集王圣教序》，有“臣孙毓汶敬藏”“迟庵掌书画史兰根小印”“蓬莱第一”三方鉴藏印，《九成宫醴泉铭》拓本钤有“归于迟庵”印。孙诒叔所藏《龙门二十品》未见孙毓汶鉴藏印，很难断定曾经为孙毓汶收藏。孙诒叔并非孙毓汶直系后人，难以继承孙毓汶的收藏，从目前所见的孙诒叔收藏看，无论数量还是价值都无法与孙毓汶相比。据仲威先生研究，《龙门二十品》“最初集拓本”是同治年间传拓，孙诒叔到北京任职并开始收藏已到民国初年，关于这套拓本最初的收藏传播情况，恐怕很难确考。

三、从张伯英和孙诒叔、谢国桢的交往蠡测《龙门二十品》递藏情况

孙诒叔在北京任职期间与著名书法家和碑帖收藏家张伯英过从甚密。张伯英于1914年开始任陆军总长段祺瑞的秘书。1924年，段祺瑞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张伯英任副秘书长。孙祖荫与张伯英年龄相差十八岁，大概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张伯英是江苏铜山人，铜山等县在民国时期属山东省，与济宁的经济文化交流相当密切，两人这种同僚加同乡的关系，使他们有了更多交流的基础。孙诒叔显赫的家世背景，也使他的金石书画交流具有很高的层次。

值得注意的是，孙诒叔和谢国桢都与张伯英有交往，谢国桢曾被张伯英延聘共同编纂《黑龙江志稿》。[15]张伯英曾大量研习北碑，于《张猛龙》《龙门二十品》等方峭一派用功尤勤，且有大量临作及题跋存世。[16]张伯英在《庚午消夏录》中题跋《孙秋生造像记》道：

《龙门廿品》以《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魏灵藏》为最。此四种中尤以《孙秋生》《始平公》为最。既具书人姓名,书迹亦复浑健。吾既得《始平公》初拓,“乌”字四点不损,又得此“祖香”未泐之《孙秋生》,皆整幅未裁裱者。悬之斋壁,心神为之旷逸。[17]

《庚午消夏录》作于1930年左右，这里描述的《始平公》《孙秋生》拓本情况与孙诒叔、谢国桢递藏的《龙门二十品》“最初集拓本”非常吻合，如果是同一套拓本，这套《龙门二十品》可能先由孙诒叔收藏，1930年前后归张伯英收藏，后成为谢国桢的收藏。孙诒叔1933年即回到济宁，此后经历抗战颠沛流离，与谢国桢见面并出售藏品的机会很少，所以这套拓本可能在其离京前就已易手。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张伯英退出政坛，在北京以鬻字画和经营碑帖为生，他在题跋《郑固残碑》时回忆：“斋汉碑精本如《史晨》《孔宙》《礼器》皆绝无仅有，先后易米，时劳梦想。”张伯英除了将喜欢的碑帖卖出，也经常与朋友交换碑帖或直接转赠。[18]张伯英与孙诒叔交换藏品的可能性很大，或许是以孙氏家族的手札墨迹来交换了《龙门二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