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从最早的2012年开始算起，到马上就要结束的2020年，我的一个人的年度汉语小说排行榜，已经整整进行了九个年头了。这一次，我把自己的年度排行榜，交给了由阎安先生担纲主持编务的《延河》杂志来发布。阎安先生在看过我的这个榜单之后，表现出强烈兴趣的同时，建议我不妨同时写一个类似于制榜札记式的东西，微言要义地提供一些个人进行文学和时代判断的相关语境，随同排行榜一起发布。细细思想，他的建议还是很有一些道理的。这样，也就有了我的这一篇随想式的札记。

无论如何，莫言能够在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件必须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其文化和文学意义绝对不容低估。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个文学奖项的获得，使得莫言一时间成为了被聚焦的中心，或者说成为了“众矢之的”。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正当盛年的莫言，在诺奖之后，到底能不能打破所谓的“诺奖魔咒”，能不能创作出拥有足够思想艺术含金量的小说（或者说文学）作品来。到了2020年，一部名为《晚熟的人》的短篇小说集的正式出版，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一疑问的一种强有力的回应。尽管很难说《晚熟的人》已经企及了莫言曾经的写作高度，但可圈可点处也还的确不少。最起码，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出版，不仅昭示了莫言未来小说或者说文学创作极大的可能，而且也让我们对他充满了信心。有鉴于此，我乐于打破常规，以特别推荐的方式把莫言这部《晚熟的人》纳入小说排行榜之中。

2020年的疫情肆虐，使得人类在这一年遭受了巨大的劫难。也因此，在回首这一年小说创作的时候，我们不管怎么说都不能不重温阿多诺那句“奥斯维辛之后，诗已不复存在”的警言。在亲身经历了一场类同于奥斯维辛一样的劫难之后，作家诗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才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以对人类所遭逢的各种劫难展开深入的批判沉思，也就成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命题。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衡量，这一年度的小说创作，值得肯定处当然也不少。

我们注意到，已经有一些作家，以其敏锐的触角，直接关注所谓的疫情题材了。排行榜中南翔的短篇小说《果蝠》，杨晓升的中篇小说《海棠花开》，就都是这样的作品。当然，从一种小说创作的规律来说，如同南翔和杨晓升这样的“短平快”并非其所长，更多的作家，尚需经过一个充分酝酿发酵的过程之后，才可能以小说的方式对这场劫难做出艺术性的批判沉思。这一方面，最典型不过的例证，就是去年也曾经上榜的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很大程度上，小说的成功，乃取决于阿来时隔十年之后，方才去思考表现发生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正是一个足够长的时间距离，才使得阿来的艺术目光更加理性和深邃。

也因此，不是说2020年的小说作品就没有对人类苦难的关注与沉思，而是说，进入作家们关注视野之中的那些苦难，都已经与当下时代有了或长或短的历史距离。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王尧的《民谣》，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张忌的《南货店》、薛忆沩的《“李尔王”与1979》，钟求是的《等待呼吸》、胡学文的《有生》，蒋韵的《我们的娜塔莎》，吕新的《一轮明月》，都可以被理解为这一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回望沉重的历史，须有足够的勇气，关注当下鲜活的现实生活，更需要作家有足够的艺术智慧。2020年，也出现了一批试图勘探现实生活脉象的优秀小说作品。贾平凹那部以一群城市上层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社会小说《暂坐》，迟子建意在呈示哈尔滨人活色生香烟火气的《烟火漫卷》，黑孩带有明顯日本私小说性质的《贝尔蒙特公园》，徐皓峰的《白色游泳衣》，尹学芸的《我所知道的马万春》，孙频的《我们骑鲸而去》，就都是这样的作品。自然，艾伟那篇被很多业内人士誉之为“神品”的，以勘探挖掘人性深度为其显著特色的短篇小说《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也肯定不容轻易忽视。

回首2020年，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事件，那就是身兼学者和批评家身份的小说家王尧，对新的小说革命发生的振臂一呼与强烈呼吁。在我看来，无论他的长篇小说《民谣》在多大程度上契合其新的小说革命的呼吁，一场新的小说革命的发生，恐怕也都有其内在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