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紫涵，余 涛

(1.上海交通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030；2.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一、引言

方兴未艾的智能投顾业务或许是引领我国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但是其飞速发展的现实并不能掩盖其所面临的监管法挑战。传统的投顾业务分为投资咨询服务和资产管理服务，二者实行分类管理，采用不同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标准，因为投资咨询服务引致的风险较资产管理服务更低，故而投资咨询服务的准入门槛以及合规负担较后者也更低。而智能投顾使投资咨询服务和资产管理服务在事实上合而为一，那么到底是将传统投资顾问服务的监管规则和资产管理服务监管规则叠加适用于智能投顾，还是单独为智能投顾寻求一套独立的监管规则，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对前述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惯常路径是根据“穿透式”监管的需要，把传统投资顾问和资产管理业务中体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体制与规则适用于智能投顾。不过，根据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乐观描述，智能投顾所拥有的“智能”不但和人类“智能”一样具有独立自主性，而且能够比人类智能更强大和完美。此时再把基于有限理性而生的人类规则移植到智能投顾主体之上，势必会出现规则供应与需求不匹配的情况。这就使智能投顾监管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不适用人类中心主义的规则，那么智能投顾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便无法得到控制；如果适用人类中心主义的规则，那么智能投顾的规则需求又将得不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