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静，文卫平

(1.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2. 湖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4；3. 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

20世纪中期是爱尔兰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环。前有文艺复兴时期为国家前途命运书写的文学巨匠，后有经济腾飞时代应运而生的新兴作家，而生长在过渡期的约翰·麦加恩有“其独特的承上启下作用”[1]92，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麦加恩的作品大多是围绕故乡利特里姆郡为生活背景展开的，讲述了国家独立后，爱尔兰乡村普通人封闭狭隘的氛围下的沉重生活，并折射了麦加恩一生中的重要经历，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文学色彩和自传性书写特征。

在麦加恩及其作品研究成果中，既往视角更多集中在父子关系、父亲形象等方面。国内外学界单就其小说中继母人物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某种意义上说，继母人物是小说故事发展的主线之一，于麦加恩的书写创作有着重要意义，也是作者社会责任感的重要表征：第一，小说中的继母人物均是麦加恩生母与继母的融合，是其自传性书写的表达；第二，继母人物在父权话语体系边缘化的处境，体现了麦加恩对女性群体的同情，观照了他对爱尔兰政教一体社会的控诉；第三，继母人物主体意识的强化，象征了父权专断体系将逐步瓦解，映射了麦加恩期待爱尔兰社会有所改变的愿望。本文拟从麦加恩自身经历及20世纪爱尔兰社会形态着手，对《警局》(TheBarracks)中的伊丽莎白(Elizabeth)和《在女人中》(AmongstWomen)中的罗斯(Rose)进行解读。

一、生母与继母的融合

约翰·麦加恩九岁半时，母亲患病去世。在她弥留之际，自小与母亲感情深厚的麦加恩在父亲的安排下，同弟弟妹妹一起搬去父亲任职的警局同住。母亲孤独离世在年少的麦加恩心里埋下了痛苦的种子，让他陷入了一种“复杂性哀伤”(Complicated Grief)[2]15中：他痛苦且自责，对母亲的“哀思”也贯穿了他的作品。十九岁那年，父亲再婚，麦加恩却认为此事“与自己没有关系”[3]207, 且继母从一开始就不太喜欢这个长子。因此，他与继母之间并无感情可言，甚至逐渐“对立”[3]207。他对母亲与继母截然不同的情感在小说中得以体现，且在塑造两位继母人物时，麦加恩将亲生母亲与继母的性情及人生经历融入其中，具有自传性书写特征。

《警局》(1963)是约翰·麦加恩第一部得以发行的小说，是他青少年时成长环境——单调、幽闭的地方警局——的真实写照。麦加恩以生母与继母为原型创造出了富有想象力又情感细腻的伊丽莎白·里根(Elizabeth Reegan)，小说着重描述了她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生活及心理状态。伊丽莎白这一人物与麦加恩的母亲在教育背景、个人经历和婚姻关系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此外，作为女性，她们都在中年时期罹患乳腺癌，遭受了手术的创伤，因身体上的痛楚和女性特征的丧失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评论家麦卡锡(Dermot McCarthy)认为麦加恩在塑造伊丽莎白这一人物时，揣摩了母亲离世前的内心世界，且他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去体会母亲对她的丈夫，对她孩子父亲的看法[2]71。以麦加恩父亲为原型创作的里根，不仅有着父亲同样的经历和职业，还有着同样古怪的个性：善用暴力，自私自大，喜怒无常。

伊丽莎白临终时，里根没有陪伴在她的身边，而是为了攒钱，带着幼子们去沼泽地收草皮。生的欲望让她不断自我暗示：“现在正发生的与我的生活无关，我健康地活着，而不是病得要死了。”[4]220最终又被无法忽视的痛苦和疲惫拉回现实，在生命的无力感中沉沦。在小说的结尾，麦加恩刻意重复了开篇时的场景。警局的生活一如往昔，好像从未有过她这个人。这样的结局让读者不禁联想到麦加恩母亲的遭遇。在母亲生命的最后阶段，父亲却找尽了借口不再见妻子，甚至在她弥留之际，安排车辆把孩子们和家当全部接走，就连葬礼也不让他们参加。父亲做出这些有悖常理的举动，或许是因为战争给他留下的心理创伤，让他无法应对死亡。也或许是出于他内心的偏执：是妻子的原因，所以子女们才和自己不亲近[3]29，不让孩子们见证母亲生命的结束，就能让她凭空消失在他们的生活中，以维护自己在家里的绝对地位。

伊丽莎白的人物形象，兼具麦加恩生母与继母的特征。她与麦加恩的继母一样，从未生育，快四十岁时嫁给了比自己大一截的丈夫，以后妈的身份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小说中，长子威尔(Wille)从未信任过伊丽莎白，而且她的头发开始灰白，脸上的皮肤干弛，于他而言还觉得她有些老了，不像他已故的母亲[4]10。伊丽莎白嫁给里根时，威尔的年龄和刚失去母亲的小麦加恩差不多大。于麦加恩而言，母亲的样貌停留在他九岁时的记忆里，相比之下，继母的样貌肯定更具岁月的痕迹[2]52。因此，伊丽莎白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射了他自己的继母。

伊丽莎白的人物特征表达了一种“隐藏与揭示的辩证视角，麦加恩悖论性地透过这个取代了她位置的女人来回忆母亲”。[2]52他在小说中消耗大量笔墨，着重塑造了伊丽莎白的内心世界，对现状的困惑，对从前生活的回忆，对婚姻关系的反思，对生命生活的感知。伊丽莎白的探究过程，实质是麦加恩对母亲内心的揣测。苏珊·麦加恩(麦加恩的母亲)是从贫困山区走出的优等生，曾是全家人的骄傲，却在婚姻、家庭的琐碎生活中丧失了自我，又突然面临生命的终点，她如何被绝望和困惑征服，又如何找回自我，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淡然面对死亡。麦加恩通过剖析伊丽莎白来还原了母亲当时的心理状态。

麦加恩以成年人的视角再次体验九岁时不理解的世界，更为成熟，也具有更强的判断力。伊丽莎白与里根的人物形象，也是麦加恩“俄狄浦斯情结”的体现。他对伊丽莎白生命最后阶段的想象，透过她的体验视角来观察平凡生活的意义，在充满变量、面临衰败和死亡的人生中找到永恒，实际上这是他内心情感需求的投射。通过书写解构这段回忆，满足他精神上的需求，抒发内心积郁的哀思，也是从心底与母亲告别、获得痊愈的开始。

与伊丽莎白不同，《在女人中》的女主角罗斯·莫兰(Rose Moran)主要是以麦加恩的继母为原型。在作者的描述中，她们年龄相仿，样貌平平，聪慧、圆滑而且任性[5]24;[3]206，年轻时都在大户人家工作过，见识过上流社会的生活，从心底看不上自己的出身阶级[3]206。她们都是回乡休假时，偶然邂逅了自己的丈夫并因他与众不同的气质而爱上了他(小说《在女人中》男主角莫兰是麦加恩父亲的化身)。此外，她们总以“爸爸”称呼丈夫，比起其他的昵称都更能凸显他们在家里的主权地位。

罗斯这一人物主要是继母的化身，但从整体上而言，她的性情比麦加恩记忆中的继母更“正面”[2]235。而在他的《回忆录》里，继母是与父亲同样“阴暗的”[3]247。他对罗斯进行了“美化”处理，或许是因为在他创作和发行《在女人中》时，父亲已经过世了，但继母还在(《在女人中》发行于1990年，麦加恩的继母安格尼斯·麦加恩于1998年过世)[2]235。然而，表面的“美化”遮盖不了罗斯的本质。她不顾世俗眼光“倒追”带着几个孩子的鳏夫莫兰，究其根本是虚荣心作祟。人到中年还未结婚生育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她的择偶标准，不愿意找一个和自己同样出身的男子回归贫穷的生活。但以她平凡普通的样貌，也极难靠婚姻跻身上层阶级。莫兰正好符合她的要求。她看上了莫兰俊秀的容貌和出众的气质，当过军官的莫兰与身边的其他普通农民自是不同。尤其当她知道莫兰有一辆蓝色的小车时，更为惊喜[5]30，因为车与田地相比，是奢侈品，象征着与众不同的身份和品位。婚后，为了取悦丈夫，她表面上隐忍、顺从，在孩子们面前维护丈夫，并帮助丈夫重建在家里的绝对权威，实际上她不动声色地保障了自己的利益，积聚了自己的力量，最终悄然夺取了莫兰的核心地位。因此，表面善良友好的罗斯，内在是一个爱慕虚荣，机智圆滑，精于算计的女人，这样的人物形象也影射了麦加恩对继母的看法。

麦加恩在受访时自称回避自传性书写[6]20，而“第二作者”叙述者却在写作中运用了大量的自传性书写元素，作品里的人物、事件、生活空间甚至是地名，大多能在他的《回忆录》里找到原型。他以回忆为基础进行文学创作，试图通过文学虚构世界审视自己的人生，探寻生活的意义。约翰·麦加恩以自身经历为依托，塑造了两位截然不同的继母人物。在《警局》中，他多处运用伊丽莎白的“有限视角”替代叙述者的“全知视角”[7]95，让读者可以直接进入女主角的内心，深切地感受到她的痛苦，并对她产生同情，借此抒发他对生母的哀思，对父亲的怨恨，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沉思、自我情绪的表达；《在女人中》，他塑造了伪善的继母罗斯，以此揭露继母和善的外表下隐藏的真实心思，表明这个替代了母亲位置的女人并不能真正取代母亲的地位，并以罗斯衬托出父亲的善变、暴戾、自大和多变的性格。

二、 父权话语体系下的“他者”

爱尔兰宣告独立后，德瓦莱拉政府实行保守的政治统治，并于1937年推出一部新宪法，“承认天主教是大多数公民的宗教”[8]255，天主教成为国家把控民众思想的工具。由此，家庭、社会和国家——男权制的“三个机构”——在宗教的影响下形成关联，宣扬天主教“父亲为一家之主”的戒律[9]42。1950年，爱尔兰实际上已沦为神权统治，麦加恩回忆：“天主教会控制着教育、医疗、孤儿院……很难想出生活中的哪个方面不受它的影响和控制。”[10]128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形成了一种以父权为主导的集体无意识。正如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指出：“男性宣告自己是主体和自由者的同时，发明了‘他者’的概念。”[11]37爱尔兰妇女在政教社会的压制下，沦为主权话语体系下游离的“他者”。

《警局》和《在女人中》的男主人公——里根和莫兰——都是前爱尔兰共和军军官，曾为爱尔兰独立而战，眼看着自己为之奋斗过的政治蓝图落空，他们对社会心怀不满，无处安放的革命热情转化成家庭暴虐。另一方面，其本质上就是家长专制的天主教会长期控制着民众的精神生活。自19世纪末，天主教会为使圣徒形象人格化，将圣徒文学融入“男子气概话语”中，重塑其英雄以符合现代范式[12]591，并“以塑造‘正版的’爱尔兰男子气概为己任”[1]96。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家宅成了两位父亲的统治领地，宗教成了他们操控家庭成员的手段。里根和莫兰外在强势，实则内在焦虑及恐惧，他们牢牢抓住家里的核心地位以弥补丧失社会地位的失落感。

《警局》开篇就暗示出了家里的氛围：夜幕降临，伊丽莎白和孩子们开始情绪紧张，不安来源于里根快要回来了，而今晚的坏天气可能会让他心情不佳。里根还未出场就显现出他在家里的地位，以及他易波动的情绪让家人们处于如履薄冰的生存状态。空间叙事研究指出，“家”是构成人们“个性的物质性的空间框架”。[13]267里根的家，让妻子感受到的不是温暖和归属感，而是一种“幽闭恐惧”(claustrophobia)的氛围[4]56;159;160，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伊丽莎白疏离的性格。有限的生活空间，重复的日常生活，男性主导的家庭关系，以及封闭的内心世界，让她的处境变成显而易见的事实。

就连夫妻间的私密时刻也极具讽刺意味。被疾病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伊丽莎白还要安抚丈夫愤世嫉俗的情绪，而里根却将沮丧的情感转向为对她爱欲的渴望。丈夫的情感转变如此荒谬，伊丽莎白却“感激地”轻吻着他的脸[4]181。“感激”，或许是因为她长期空窗的情感需求通过亲密接触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又或许是惊喜于丈夫没有嫌弃她女性特征的丧失。但这一段描写足以说明里根夫妇之间的关系不亲密，不平等，丈夫的一丝垂怜就能给她带来极大的慰藉。

伊丽莎白曾是护士，是十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的，这一职业设定也暗示了她的生命走向。从一开始猜测自己胸部的硬块不详，到术后再次复发，她很清楚死亡即将来临。有评论家将伊丽莎白的结局理解为一种“暗喻”，“在理智匮乏的环境中，生命的终结反映了她精神上的消亡。”[14]244她的内心世界和生命体悟，以自我为中心的丈夫始终没有关注过，更没有及时予以回应。从心理意义上，伊丽莎白从未真正成为丈夫家庭的一分子，而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

《在女人中》莫兰夫妇的关系也是一种失衡状态。因此，不少评论家认为“这位前共和游击战士与其家人的故事是爱尔兰独立后社会的寓言”[15]315。莫兰一家的确从几个方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形态。首先，莫兰家的石头房子就是中央集权的表征。它就像一个蛹，坚硬的外壳象征着内部空间的相对封闭，以及对外部空间的抗拒。社会转型期，民族主义热潮还未退却，封闭的保守主义思潮深深地影响了乡间民众。尤其是像莫兰一样对独立后的社会感到失望的人，固步自封地把自己和家人圈禁在一个他自认为安全的区域，进行集中控制。就连妻子回娘家也认作是一种威胁[5]68。其次，莫兰家门口有棵紫杉树(the yew tree)，每当小说中出现回家的场景，总会出现这棵树，并且莫兰死后也是葬在一棵紫杉树下，而这种树是“有毒的”[5]3。这一意象符号象征着莫兰，他代表着家的归属，也代表着他对家庭成员的控制是“有毒的”。独立战争留下的心理创伤具有“延迟性”(belatedness)[16]94，残酷的战争经历封锁在莫兰的记忆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情绪不稳定，一旦违背他的意愿，就会遭受攻击。罗斯仅因就长子卢克(Luke)的电报发表了一句看法，就遭到了他的言语暴力[5]52。此外，妇女长期遭受不平等对待，在普通家庭中已形成父权为主导的无意识。莫兰生气时，屡次用“女人”称呼罗斯[5]52;68。这一性别指示词，直接表明了莫兰的性别歧视。他不让妻子知晓他与卢克之间的矛盾原委，认为她一无所知且也没有必要告诉她，将“罗斯的性别与无知”联系在一起[17]104。女性自身也默认了这种不平等待遇。罗斯亲历了几次莫兰的言语暴力后，内心恐惧莫兰的阴暗面，只得顺从地迎合他的需求，以求保持表面的平和。有评论家认为罗斯的态度衬托了莫兰的不可理喻，且作者以“罗斯平和、谦逊和非对抗性的应对方式为基础，巧妙地批评了家长专断作风”[16]89。

麦加恩的作品表明“个人与地区的经历往往比宏大的国家历史叙事更能引发共鸣”[10]xxxvi。历史学家在记录历史时，是客观的、中立的，个人的情感与创伤是不考虑在内的，但小说家正好相反。麦加恩在访谈中谈及《在女人中》时说道：“我认为女性在当时的社会生存是非常困难的，在那样的社会，妇女的境遇是十分糟糕的。”[18]176他在小说中刻画的夫妻关系在当下的爱尔兰社会极为普遍，男女社会分工明确。罗斯和伊丽莎白在婚姻中的角色极具社会现实性，边缘化的家庭地位显现出了女性深深的无力感，是20世纪中期爱尔兰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普遍性。人物背后隐藏的是麦加恩对女性群体的深切关怀：“所有的暴力都在家里内化掉了，……如果这本小说传达了某种意义，那就是它阐释了人们有多么艰难。尤其是女性，直到近期她们在社会中还没有真正的权力，在暴力的阴影下，奋力争取生存空间，努力获取爱的机会。”[10]95

个人与社会，是20世纪中期爱尔兰文学作品共同的母题，埃德娜·奥布莱恩(Edna O’Brien)等同期作家的作品，同样更为关注“个人的主权而不是国家的苦难”[14]240。爱尔兰妇女长期遭受父权制与教会的压迫，边缘化已成社会问题，女性的困境与遭遇多见于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麦加恩的小说多以乡村地区为创作背景，对平凡的农场生活进行了大量的描写，看似反映了普通家庭的生活，实则塑造了父权话语体系社会的微小模型，以小见大地观照了20世纪中期爱尔兰转型时期压抑、沉重的社会氛围，真实地反映了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和边缘化的不幸处境。从男性的视角，刻画出男女间不对等的力量关系，并以个人或家庭的悲剧，折射出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引领读者意识到社会亟待改变。

三、主体意识的建构者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认为：“妇女所以受压迫，是因为她们是妇女。这样的性别范畴也许没有本体论意义，但是仍有巨大的政治力量。”[19]309教会与政府相互勾结，使“妇女历来受到天主教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压抑”[20]175，男性掌握着话语权，女性则沦为失语群体。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爱尔兰发生了深刻变革和迅速转变，随之，“时代精神”(zeitgeist)开始有了新面貌，“改变”也成了文学创作的“普遍情绪”[14]225-226。麦加恩技巧性地避开了宏大的历史叙事，注重个体内心世界的发展，与时代的“改变”潮流一致。他创造的两位继母人物均在男权专断社会的幽闭氛围下，挣扎着建构自我主体意识，改变现状。

对于自我身份意识，伊格尔顿指出：“人只有明确肯定地知道自己是谁，才有可能解脱束缚。”[19]320胸部的硬块逼迫伊丽莎白直面自己的人生，她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前男友韩礼德(Halliday)，最初是他唤醒了她的自我意识。他的虚无绝望和存在主义式的问题萦绕在伊丽莎白的思绪中，让她陷入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叙述者有意将回忆与现实并置，带来巨大冲击，凸显出伊丽莎白强大的自我把控能力。在死亡的阴影下，表面上她一直保持强大的镇定，而她的情绪在困惑、需要、渴望、绝望中波动，最终归于平静，面对将死的现实。

伊丽莎白的主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宗教的态度上。生活在一个天主教国家，伊丽莎白却认为她的生活在于自己，如何走向是由她的内心决定的，与别人无关。牧师几次邀请她加入当地的天主教妇女组织，她都坚定地拒绝了，丈夫最看重的吟诵《玫瑰经》仪式，她却认为它只是空洞的形式，“它的意义并不重要”[4]220。她的精神世界独立且自由，不接受外界自上而下的操控。某种意义上，伊丽莎白的态度观照了麦加恩的宗教观，尽管自小在宗教教义的熏陶中长大，麦加恩并不像母亲一般虔诚，他反感教会的虚假姿态，反感政教一体的社会形态，反感教会高人一等的姿态下把控人们精神生活的事实，他对教会的质疑在其作品、论文和访谈中都有体现。

麦卡锡认为伊丽莎白最显著的特点是：“作为思想自由的独立女性，努力维护她的尊严。在面临生与死的现实前，仍不愿屈服于内心的绝望或社会的压力和期望。”[2]61伊丽莎白在上一段恋情的影响下，获得了自我感知的能力。尽管丈夫从不思考生命和生活的大问题，但伊丽莎白却通过自我内省，找寻平凡生命的意义，在传统和宗教的禁锢下，牢牢把控住了自己的思想。她表面上是一位温顺、隐忍的传统天主教母亲形象：悉心照顾丈夫和孩子，料理家里的大小事务，而她的内心却是一个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女性个体。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努力地想要弄清楚自己的人生和生命的意义，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她对自己想法的坚守和对自我主体意识的建构得到了体现。

罗斯比伊丽莎白更果断，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善用迂回的方式表达态度。在第一次遭遇莫兰的语言暴力后，她独自回了房间，莫兰期盼她能够在床上完成《玫瑰经》的念诵，但是她以静默的方式打破了惯例来强调自己的存在。两次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抗争后，“尽管家里斗争的暗涌不会停歇，但罗斯在家里的地位再也不会被攻击和威胁了。”[5]73

伊丽莎白的遭遇和疏离容易引起读者同情，但罗斯与她相反，她的影响力足以与男性并驾齐驱，只不过披着顺从的外衣，让莫兰落入外强中干的境地而不自知。她不仅把持着自己的思想，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家里的“女性同盟”[1]97。大女儿在罗斯的建议下，离开了莫兰的掌控范围，其他子女也相继离开，成为社会生活层面与莫兰平等的独立个体。莫兰的生命进入尾声时，家里已经由不得他做主了，他甚至害怕她们。桑普森(Denis Sampson)认为“罗斯是这本小说真正的精神中枢”[15]339。在父权和宗教的双重控制下，罗斯以她坚韧、乐观的性格保持了自身的个体独立性，并不动声色地在莫兰的统治王国里建立起了自己的坚定势力，悄然替代了莫兰的地位，成为大牧场的核心力量。麦加恩受访时评论：“《在女人中》也是一部关于女性如何在家长式社会为自己争取空间和权力的小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她们从莫兰手中接管了他的王国。她们会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但现在权力在她们手上了。”[18]176

经历带给伊丽莎白与罗斯独立性，她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父权专制和宗教形式进行了反抗，为改变现状而做出努力，在封闭、保守、凝滞的社会氛围下保全了自己精神上的自由，她们是父权话语体系中自我主体意识的建构者。麦卡锡认为罗斯是另一个版本的伊丽莎白，更为年长、更加强烈。笔者却认为，两位继母主体思想的建构形式和程度都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首先，伊丽莎白主要以麦加恩的母亲为原型，她的主体意识藏匿于内心，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是将想法内化的个体，她掌控的是个体的思想；而罗斯以麦加恩的继母为原型，更精于世故，懂得外化她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家里的女性群体，并领导着她们一起逐步实现“女性的自我赋权”[1]96。其次，伊丽莎白仅保持了精神上的独立，而罗斯获取的是家庭内部的实际主权。这种程度上的差异也与作品创作时代息息相关。历史学家福斯特(Robert F. Foster)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爱尔兰天主教的传统母亲形象开始遭受侵蚀”[21]40，妇女们向往家庭之外更广阔的世界，改变现状意识突显。自1970年后，“父权制与天主教会两种旧专制遭受到女权主义和世俗主义(feminism and secularism)的围攻”，并且这种对权威态度的转变，以惊人的速度融入了政治主流[21]37。《警局》发行时(1963年)，正值妇女解放运动兴起前夕，而《在女人中》发行于1990年，此时的妇女运动更加成熟，对于男女平等的诉求更为强烈。因此，相对于伊丽莎白，罗斯表达的是更具解构男性主导权，颠覆父权语序，建构女性主体秩序的能力。

20世纪中期，爱尔兰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妇女运动的推行，都影响着受传统观念禁锢着的爱尔兰女性。相对于传统“圣母玛利亚”式的妇女，当代的爱尔兰女性有着更强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伊丽莎白和罗斯正是这样的女性，她们象征着爱尔兰社会女性对自我权力的抗争和自我意识的把控能力正逐步增强。女性的崛起也预示着父权专断体系将逐步瓦解，暗示着改变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女人中》的结尾部分，莫兰去世，女儿们将对莫兰和家庭的绝对忠诚转移到罗斯身上，权力和家庭中心的转移，标志着父权体系的崩塌，这正是麦加恩内心愿望的投射。

结语

约翰·麦加恩的小说作品《警局》和《在女人中》均以20世纪中期为创作背景，此时的爱尔兰实际上已经沦为政教一体的社会，天主教成了把控人们思想的武器；另一方面，现代化转型对爱尔兰传统社会观念也带来了巨大冲击。麦加恩的作品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20世纪中期爱尔兰特殊的社会形态，是个人创伤与社会历史记忆的融合，为他个人的情感提供了一种疏解方式，也为读者解读爱尔兰社会提供了一种视角。小说中的继母人物，是麦加恩生母与继母的融合，是父权专断社会的失语群体，更是建构自我主体意识的当代爱尔兰女性代表。伊丽莎白与罗斯的人物形象，寄托了麦加恩对母亲的哀思，表达了他对继母的看法，真实地反映了乡村女性的生存状态，体现了他对女性群体命运的关怀和对以父亲为代表的父权专断作风的批判，观照了他期待社会改变的强烈愿望。约翰·麦加恩文学作品中的个人经历折射出他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对爱尔兰社会状态的深刻反思，是其强烈的道德责任感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