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

摘要：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密切互动，推进彼此间经济合作发展，其中投资风险和机会并存。本文通过对“带、路”沿线国家的地理位置、经济规模和发展程度进行研究，参考我国对沿线国家历年来的投资数据，深入分析影响着我国对外投资的各项因素。从而为我国更好的落实全球化经济振兴，深化促进对外投资，构建合理、良性的经济合作体系，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纪快速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

引言

为了推进经济全球化，促进经济发展，兼顾亚太自贸区的加速建设。我国于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并积极地践行“一带一路”经济振兴。在全球经济环境持续疲软的情况下，我国对外投资所取得的成果不退反增，尤其是对东南亚、中亚等地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更呈现出以明显的差异化和独特性。通过对近十年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进程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出研究结论，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所包含国家最多、合作领域最广、空间跨度最大的合作倡议，包括了欧洲大陆、亚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上的部分国家地区，均积极响应并参与了“一带一路”倡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自2013年到2020年的8年时间里，，一直表现出增长势头。至2020年底，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综合体量，已经达到了将近1400亿美元，设立的境外企业不少于一万家。仅2020年对其投资，不完全统计数据就超过225亿美元，与去年同比提高了20.62%，在同期流量占比14.71%。截止2020年底，我国直接投资期末存量超过2000亿美元，相比2019年的期末投资存量1726.28亿美元，增长了16.31%。虽然投资存量2013-2020年的8年间，增速同比一直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但其历年增速相差不大，并且一直保持一个正的平稳增长趋势。

在直接投资行业分类上，共涵盖十八个行业大类，其中重点投资行业集中在服务业、信息产业和生产制造业上。

从地理位置分布上来看，投资区域可以分为：东南亚区域、中亚地区、南亚区域、西亚区域、俄蒙、中东欧地区这六大区域。由于地理位置等综合因素，我国对东南亚地区直接投资最多，总投资了超过一千亿美元，占到了所有投资总额的60%以上，其次是西亚地区，第三是俄蒙，西亚和俄蒙的投资量相差不大，均为200亿美元左右。随着我国逐年对西亚和俄蒙的直接投资增加，一举在蒙古国持续保持着最大投资国以及第一大国际贸易伙伴的荣誉。投资量落后于西亚的中亚地区，主要是哈萨克斯坦，得益于我国于哈国的友好建交国关系，我国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量远超于其他中亚国家。而我国对南亚地区的投资，其原因主要是南亚地区国家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例如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等国。对于距离最远的中东欧地区，则直接投资最少。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推广，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领域逐年呈现出广泛化、多元化，投资结构也随着推进不断优化。

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2013至2020年的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从数据层面表现出典型的不均衡性。以东南亚规模最大，其次为中亚地区，接下来是南亚区域和西亚区域，最小的为中东欧地区。而劳动力成本则根据沿线国家的经济水平相联系，各国差别较大。而政府稳定程度、政府工作效率、市场监督质量、法制是否健全等因素都影响着我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风险程度。

而我国经济规模的逐年增长，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而逐年增长的经济规模有效的提高了我国对外投资的实力，而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日益提高的地位，又促进了我国对外投资的动力。尤其是近几年国内企业响应国家“走出去”的政策号召，积极投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随之而来的缩减地理距离费用、优化物流运输结构，突破贸易壁垒，仍然是影响我国对其投资的核心因素。

而被投资国呈现正外部性的经济规模增长，则对中国的直接经济投资有明显的吸引效应。被投资国的政治稳定，是保障投资平稳收益的关键所在。例如近几年中东地区的政局动荡，频繁的战事摩擦，都对我国在中东地区的投资产生了很大影响，陆续有投资企业撤回等。由此可见，被投资国的政局稳定，直接影响了我国对外投资的力度。

劳动力成本也是其中影响的关键因素。我国对外投资的重点行业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劳动力的成本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对外投资的收益。另外，当地的市场监管力度，也影响着投资行业的经营平稳性，给投资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从而成为至关重要的影响投资因素。

另外，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边界相邻效应尤为明显，与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也呈现增益关系。但最为明显的仍是边界相邻国家带来的投资效应。因此，受边界效应影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多倾向于对东南亚、东亚地区进行投资。因此边界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同样是影响直接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情况及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分析，得出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均离不开与以下几个因素有重要关系：被投资国家的经济整体规模、政府政权的稳定性、市場监管是否健全，法制体系是否健全、劳动力成本的高低、地理位置的远近。另外，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明显更青睐于“一带”国家。

政策建议

应该有计划性的区别对待“一带一路”国家，根据各地的政策完善程度及风险高低进行区别投资。投资风险首先考虑的是投资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劳动力成本高低。其次考虑地理距离带来的运输成本，最后考虑政府稳定性和市场监管、法制体系的健全程度。做好风险评估，强化双边交流，不断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共同发展的前提下，应该确立大国形象，不断广泛参与全球经济发展，倡导建立公平公正的经济新秩序。通过“一带一路”的不断推广，实现互助互惠的共同发展目的。最终建立完善的经济体系。

参考文献

[1]林海华林海英，张丽艳.“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贸易效应与潜力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0（12）：146-149

[2]吕越，陆毅，吴嵩博等.“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2005-2016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J]经济研究，2019（9）：187-202

[3]王桂军，张辉.“一带一路”与中国OFDI企业TFP：对发达国家投资视角[J]世界经济，2020（5）49-72

基金信息

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生态系统和创业生态系统耦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YJAZH002）和2020年度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研究--以青岛市为例”（项目编号：QDSKL2001248）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