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新

我不清楚父母如何做的那个决定，但清楚那个决定做得有多难。那年，喂了好几个月的年猪被父母卖了，所得的钱全交给了我。“一路给狗娃吃好喝好，坐车到尽可能远的地方，你就……一个回来算了。”父亲咬牙叮嘱我。

父亲的话像大书法家写字，留了一长溜空白。

可二十三岁的我，完全懂得那空白处的意思。

走出家门时，太阳还没升起，父母在给生产队干活。每天晚上胡摔乱打，使弟弟的状况看起来很差，可听我要带他坐火车、吃长面，仍是高兴得不得了，乖乖随我挤上了进县城的班车。

“想吃啥，只管说。”我对弟弟庄严承诺。

首先想吃的是臊子面。弟弟当然不会说臊子面，可走出县城车站，被那浓烈扑鼻的香味吸引，看见饭店里大吃二喝的顾客，弟弟便叫着嚷着要进去。

四两粮票，六角钱。给弟弟买了两碗。

弟弟爬桌上尽情享受的时候，我陪在旁边啃黑谷干饼。父母说给弟弟吃好喝好，没说给我吃好喝好。我清楚二两粮票三角钱的一碗面，对家里意味着什么，心甘情愿地啃黑谷干饼。

弟弟的吃相、弟弟的模样，引起了顾客的厌烦。端了饭碗的他们，无不躲开弟弟坐的桌子。个别刚进店门买饭的，扫一眼弟弟，嫌恶地躲了出去。很快，穿白衣的服务员过来，催我们赶快离开饭店。

等弟弟喝了最后一点儿汤水，我领他坐上了去省城的班车。

眼看到了数九寒天，弟弟穿了母亲缝补得很厚实的棉衣，被两碗热腾腾的臊子面吃得满头大汗，痴傻的样子越发不堪。在省城無尽的繁华中，痴傻的弟弟唯独看上了街边的五香猪蹄。我铭记父亲的教导，毫不吝啬地买了三只。瞅着弟弟坐在街边旁若无人地啃嚼，我真想趁机溜掉，可心肠被泪水泡得瘫软，脚下总是抬不动步子。

我又带弟弟坐上了发西安的火车。

也许肚子吃饱吃好了，也许环境太陌生，弟弟双手抓了我，睡梦当中也不放松，不像在家那样，天黑以后便大喊大叫，打门砸窗，整得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甚至在内急的时候，也憋红脸忍着，要我领他找地儿，不再随便拉在裤裆里，双手抓了四处乱抹……

我必须无视弟弟的改变，必须想办法把他扔掉。我奉命拿那么多钱出门，就是为把他扔掉的。假如无法完成任务，其他的不说，我回家后只有打光棍儿一条路了──在此之前，极个别准备跟我相亲的姑娘，只要听到弟弟是痴傻，全都踩了急刹车。

在西安，扔弟弟的机会实在不少，可我仍是下不了手。西安太大人太多，把弟弟扔下我老不放心。

找旅馆睡一夜，找饭店吃两顿，我又带他上了咸阳的班车。

一到咸阳汽车站，我立即领弟弟找了个墙旮旯，把紧抓我胳膊的手撕开，把装了馒头和烧鸡的布袋让他拿着，板着脸让他乖乖坐那儿，我去趟厕所就回来。

我逃上了回西安的车。点没到，车不走。远观墙旮旯的弟弟，开始确实很听话，乖乖坐那儿等待。后来便站起身子，四处张望，疯了似的。再后来，紧抓的布袋也不要了，边张望边抬起手臂，左一下右一下在脸上擦拭。

班车准备挪窝儿了，发动机隆隆响。我从将要关闭的车门跳下，跌跌撞撞跑过去，紧紧地将弟弟抱在怀里……

还是扔到西安吧。我找理由对自己说，又带弟弟上了班车。

痴傻透顶的弟弟，也许有心灵感应吧，重回到班车上以后，不再紧抓我胳膊，也不再叫嚷好吃好喝，而是静静坐在座位上，那般可怜，那般无辜。

在西安，我还是没扔掉弟弟。

在省城，我依然下不了狠心。

重新带弟弟往县城走，我心里打定了主意。兜里只剩五元的一张钱了。在县城车站，我领弟弟又吃了两碗臊子面，带他步行往家里走。

进村的时候天已大黑，家门开着，父母木头般立在里面。看见我，又看见我身后的弟弟，父母竟痴傻似的愣了，随后一把抱住弟弟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