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保昌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

苗族作家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主旨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探索隔代人之间的误解与交往上的鸿沟”，[1]这是美籍学者金介甫对《边城》主题的概括。时在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已被文学史家拂去岁月尘埃的遮蔽，予以“重新发现”。当时的大陆学者正围绕《边城》的思想内容展开如火如荼的讨论。否定派中，如张德林认为《边城》“格局较小，生活容量不大”“不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小说，因其“缺少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社会主题”，只有“田园牧歌式的‘人性美’和‘人类之爱’”，缺少历史依据。[2]徐葆煜也在《〈边城〉不是现实主义作品》[3]中持相似观点，认为《边城》描写的时代环境是不真实的、没有典型性意义。部分否定派，如孙昌熙、刘西普《论〈边城〉的思想倾向》认为小说描写的老船夫和其外孙女翠翠等底层人民的纯朴、善良品质是真实的；而在船总顺顺、王团总等地方权贵身上表现出来的“无私、平和的人性美”，则“是脱离现实的”。[4]由此可见，否定论者多少持有阶级论的观点。肯定派中如何益民《论沈从文的〈边城〉》肯定了小说呈现的人情美、风景美和风俗美的艺术价值。[5]王继志《论〈边城〉的真实及其思想倾向》[6]则充分肯定了小说的真实性，一方面是世外桃源般的淳朴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联系到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关于沈从文“最拿手的文体”包括“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边城》是最完善的代表作”[7]等相关论述，我们发现，海内外学者对《边城》的主题倾向和思想内容的理解，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分殊。

但是，无论是否定派，还是肯定派，在谈到《边城》的艺术成就时，却几乎无一异辞，众口称赞。赵凌河在《自然美·原始美·幻想美——沈从文小说〈边城〉琐议》中说：“《边城》是一支动人的歌，一首美丽的诗”，兼具自然美、原始美和幻想美。[8]更有代表性的论文，当属沈从文的弟子、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沈从文和他的〈边城〉》[9]，该文从作品构思、人物形象、风物描写、语言特征等多个方面，对小说作了细致的解读，认为小说描写的边城青年男女的爱情纯真美好、不落流俗，是现实的客观存在；边城风物描写，借鉴了古代山水游记的写法，多白描，很生动；小说语言文白杂糅，自成一体，“朴实而精致，流畅而清晰”。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边城》究竟表达了怎样的主题？

一

中篇小说《边城》最早分为11次，分别刊发于1934年1月1日至21日，3月12日至4月23日的《国闻周报》第11卷第1-4期，第10-16期。上海生活书店于1934年10月出了初版本，开明书店于1943年9月出了改订本。小说正文前附有《题记》。此后的再版本中，小说正文前还附有一篇《新题记》。沈从文写作《边城》时刚刚31岁，却已是大学教授，兼任《大公报》文艺版主编，是地地道道的“土绅士”[10]了。当时沈从文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追求到的张兆和女士新婚燕尔——“我看过很多地方的云，走过很多地方的桥，喝过很多地方的酒，但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华的女子”，安居于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四合院中，正是春风得意花前月下柔情蜜意之际，揆诸常理，不应该写下这些悲剧感十足的文字。如此，写作《边城》的时机和动机，都让人费解。

让人费解，就难免会让读者产生“歪曲”和“误解”。汪曾祺曾为沈从文“鸣冤叫屈”，说“他是一个受到极大不公平待遇的作家”，被人们批评为“不革命”，“脱离劳动人民”。①这就是说，在汪曾祺看来，《边城》和《长河》的写作目的在于“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却往往被人误解为一曲“不真实的牧歌”。

的确，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明确表示自己的创作中饱含“对于农人与兵士”的“不可言说的温爱”，又说《边城》的理想读者是那些已经毕业或者根本没有进过学校的、认识中国字的、“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之外的人们，因为他们有现实生活的勇气，有参与现实斗争的经验，他们“有理性”，关心“中国现在社会的变动”，致力于“民族复兴大业”，这就在主观上舍弃了另外一批读者。[11]57那么，《边城》能够提供给读者什么东西呢？沈从文以惯常的既谦卑又自信的语气说，这部作品能够带给人们“一点怀古的幽情”“一次苦笑”“一个噩梦”，同时也能带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11]59《边城·题记》的文末署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记”，即1934年4月24日。这个日子正好是《边城》在《国闻周报》上连载结束的次日。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撰写《边城》期间，曾于1934年1月返回故乡探望母病，前后历时40天，这是他去乡18年后第一次返回凤凰，由沅水乘船，溯流而上，深入民间大地，重返故乡家园，与记忆中的山水、人物一一对应印证，他一路给新婚妻子张兆和写信，记下沿路见闻，后来结集为《湘行散记》和《湘行书简》出版。沅水两岸，已不复再是世外桃源，乡村萧条，民风衰颓，沈从文愤笔写道：“浦市地方屠户也那么瘦小，是谁的责任？”记忆中年轻有为、活泼健壮的年青人，如今安在哉？[12]276今不如昔，种族退化，让人失望，显然还有心头燃烧的忧愤。在泸溪县城，沈从文与《边城》女主人公“翠翠”的原型人物意外相逢。这个绒线铺店中的小女孩，名字就叫“小翠”，和当年的“翠翠”长得一模一样，她就是“翠翠”的女儿，只可惜她母亲已经死去。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本来不值得伤悼，但“翠翠”走得太早，在这个难免怀旧的人间四月天，繁花如梦，沈从文“有点忧郁，有点寂寞”，夜色中的沅江上飘荡着“快乐的橹歌”，往事依稀，已如星凤，不可追寻，“俨然彻悟”，“在历史前面，谁人能够不感惆怅？”[12]297毫无疑问，重返故乡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尚未完成的《边城》的写作，如果说先前的写作因为隔着时间和空间的遥远距离，尚能够在回忆中美化、纯化边城的生活，那么重返湘西则揭开了笼罩在生活真相之上的唯美面纱，让沈从文再一次接触到了湘西人生中真实的“哀乐”。同时，因为沈从文饱经忧患，人生阅历丰富，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也已与少年时代截然不同，对故乡的人和事也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说，历史如河流，“人类的哀乐”永在！河上人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令他感喟不已。[12]188总的看来，沈从文此次返乡，情愫兼生，既有物是人非的惆怅和感慨，又有对坚强执着生存的乡民的同情和尊敬，还有对外来经济、政治势力入侵所造成的湘西民风的渐变、国民性的改变等的愤慨。这种复杂的情感倾向，影响了《边城》的写作，造成了《边城》主题的多义性和叙事的含混性。

二

还是让我们回到《边城》的文本。《边城》一共21节，描写边城碧溪咀摆渡老船夫与他的外孙女翠翠的纯朴生活，以及当地掌水码头团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佬、二佬同时爱上翠翠所造成的悲剧故事。小说不以情节曲折取胜，在淡如水的文字中随处安插边城地域风景风俗风情的描写，叙述便摇曳生姿，风情万种。小说前三节，更是“地方志”或者山水游记散文的写法，散散淡淡，显得漫不经心，随意点染，却很自然地带出了边城的环境、人物、风俗，以及翠翠的不幸身世。老船夫驾着一只方头渡船，渡头是公家的，因此不收渡资。翠翠的母亲，即老船夫的独生女，15年前与茶峒的一个军人相好，未婚生下翠翠。当年军人出于屯戍兵的荣誉和责任服毒自杀，翠翠母亲也在生下翠翠后自杀。小说开篇时翠翠13岁，她的名字是老船夫取的，因为触目皆是碧翠的篁竹，翠翠长在自然里，长在风日里，皮肤黑黑，眼眸清亮，“为人天真活泼”，“从不发愁，从不动气”。[11]64老船夫养了一条颇通人性的黄狗，也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之一。翠翠替老船夫驾渡船时，“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没有渡客时，爷孙俩晒太阳，吹竹笛；到离渡头一里路之遥的茶峒山城买油买盐买酒，城中有屯戍兵、厘金局，城外河街上有饭店、杂货铺、花衣庄、油行盐栈、吊脚楼妓女。边城的日子昼永如年，在外人看来自然无比单纯而寂寞，里面的人却并不自知，他们乐天安命，从容散淡。

团总顺顺，年过半百，明事理，讲义气，不爱财，正直和平，膝下两个儿子大佬、二佬都已到了成婚的年龄。两年前的端午节，大河里划龙船，捉鸭子，翠翠在码头边初遇二佬，双方皆留下“甜而美”的好印象。此后两年时间过去了，翠翠一天天长大，会红脸，欢喜看新嫁娘，欢喜听婚嫁的故事，欢喜戴野花，欢喜听唱情歌，“缠绵处她已领略得出”，欢喜坐在河边石头上，“向天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眸”。[11]89-90眼见着翠翠长成风姿绰约的少女，老船夫不自觉地非常担忧她会重蹈她母亲的老路，这种“宿命论”的思想，让老船夫非常矛盾：既想尽快“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又担心翠翠所托非人，造成同她母亲一样的悲剧。心直口快的大佬在过渡口时，同老船夫谈话，说：“老伯伯，你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这是夸翠翠长得可爱，等“再过两年”日子安定下来不用驾船到处跑了，大佬就要“每夜到这溪边来为翠翠唱歌”。这里面有些蹊跷：一是称呼老船夫为“老伯伯”，乱了辈分；二是大佬主动提出日后要“为翠翠唱歌”，似乎于唱歌很在行，这就与后文中大佬坚持要走车路——请媒人提亲，不走马路——唱歌求亲的叙述发生冲突。接下来大佬还说：“翠翠太娇了”，他担心翠翠只会听人唱情歌，却不擅长当个茶峒的普通媳妇，过日子的女人要会“照料家务”，会不会唱情歌倒显得无关紧要。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大佬的自嘲。老船夫听后，又愁又喜，大佬对翠翠是明显有些“挑剔”的，或者有些不满意，他们是否合适呢？翠翠是否愿意呢？亲身经历过丧女之痛的老船夫，在翠翠婚事上愈加不敢擅作主张。

转眼又快到端午节了，二佬过渡时请老船夫和翠翠进城看划船，说：“你翠翠像个大人了，长得很好看！”老船夫反过来称赞二佬长得好看，“像八面山的豹子，地地溪的锦鸡”，还勉励他“这世界有的是你们小伙子分上的一切，应当好好地干，日头不辜负你们，你们也莫辜负日头！”老船夫喜欢勤劳肯干的年青人。两年时间不见了，翠翠觉得二佬这个眼前的“陌生人”，“人很好，我像认得他”；老船夫对二佬是很满意的，但是，王团总家的女儿也看上了二佬，还有碾坊作陪嫁。老船夫从旁人之口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有些打退堂鼓的想法。恰好大佬托人来探口风，老船夫让他车路、马路选一样。大佬选了车路，走车路就是请人做媒；走马路就是唱情歌，媒人来了，但翠翠总不作声，老船夫自然明白她的想法，她并不喜欢大佬。过几天媒人又来了一次，依然得不到结果。老船夫心中的疙瘩，“解除不去”，“有点忧愁”，翠翠母亲的不幸命运好像又会在翠翠身上重演，她们可能会有“共通的命运”[11]114。大佬托人说亲的事，二佬也知道了；二佬跟他哥哥说清楚，自己早就爱上了翠翠，他不要碾坊，只要渡船，并且坚信翠翠也爱上了自己。在边城，有句俗话说“火是各处可烧的，水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兄弟俩商量好轮流去唱情歌，看谁能够打动翠翠的心，谁就能迎娶翠翠。这一晚，二佬月夜唱歌，翠翠“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11]122。二佬擅长唱情歌，翠翠的父亲当年也是唱歌的好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二佬长得好，边城人给他取个“岳云”的诨名。二佬还能干，爱劳动，这都是翠翠喜欢他的原因。大佬自知唱歌不敌二佬，失望中驾船离开伤心之地，在茨滩出事淹死。顺顺和二佬因为此事与老船夫有关，难免怪罪老船夫。二佬对脚夫说过，老船夫“为人弯弯曲曲，不索利”，他将大佬的死因归罪到老船夫身上，认为大佬“就是他弄死的”。浓郁的悲剧意味已经笼罩在这对注定曲折坎坷的年青人的爱情里。

一夜大雷雨，渡船被冲走，白塔坍倒，老船夫去世，春和景明的边城世界从此不再存在；在老马兵的回忆性讲述中，翠翠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串联起来，才明白了自己的不幸命运，仿佛早就注定；二佬驾船下了辰州，到冬天也没有回来。翠翠在碧溪咀守着渡船，等着二佬，“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小说虽然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却也难以掩饰浓郁的悲剧氛围，将悲剧写得无比平静，不动声色，却又诗意盎然，正是沈从文常说的“美丽总是令人忧愁”的境界。汪曾祺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这“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13]正是沈从文40天的返乡经历，加深了这种“痛惜”之感。沈从文已然从亲身见闻和今昔对比中得知，桃源世界已经没有了，现世中美好的一切终将消失。《边城》中的翠翠，《三三》中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这些清纯如在山泉水的小女子们，毫无心机，超越功利算计，又喜欢将爱情心思深埋心间，被动等待，她们将如何面对这个不断遭遇“现代”的野蛮入侵的时代？难道说一切美丽善良，就只能被时代毁灭？

三

文学史家认为《边城》在艺术性上已跃至“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人物形象”完美圆融的境界，浑如“晶莹剔透的珠玉”[14]，但是，《边城》的叙事逻辑，却并非没有罅隙。前文已述的大佬与老船夫的对话，就颇为蹊跷。作为翠翠“前史”的父母的爱情悲剧，也并非不可避免。在《连长》《参军》等小说中，边城人们对于连长与年轻寡妇的偷情热恋，不但没有反对，反而更多宽纵，连长最后竟然搬出了军营，径直住到寡妇家里“办公”，过上了居家日子；那位“老参军”无疑也是宽纵的代表性人物，在小说中他似乎总在想方设法成全勤务兵去和情人寻欢作乐，而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并乐此不疲，体现了人性的温暖。翠翠的父母，并不一定非得有个双双自杀的悲惨结局。沈从文小说中的殉情情节，多与触犯规则、无法突破有关。即使触犯规则，边城人们也常采取变通办法。如《萧萧》中的乡村小女子萧萧，12岁嫁入婆家当童养媳时，小丈夫还只有3岁，抱在怀里逗引他玩耍；等到萧萧长大成人，被雇工花狗引诱，怀孕待产，事情败露，花狗偷偷逃跑，而按照乡间规矩，萧萧要么被沉潭，要么被发卖到远方的深山人家。由于伯伯的说情，婆家准备将萧萧发卖，借此换回一些财礼，却又在一时之间寻找不到合适的买家，事情便耽搁下来，十月过后生下一个团头大眼的儿子，哭声宏壮，惹人喜爱。从前的“罪过”也就显得若有若无，萧萧被留了下来。后来与丈夫圆房，生下第二个儿子时，婆家正忙着给萧萧的大儿子迎娶年长的童养媳，萧萧则抱着小儿子在一旁看热闹，一切“同十年前一个样子”，唢呐声声，锣鼓喧天。轮回的生命悲剧中不乏乡村的喜剧色彩，礼法规制被一片喜庆的锣鼓响器冲散得体无完肤。因此，翠翠父母的自杀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小说情节安排的需要。

二佬说老船夫“为人弯弯曲曲，不索利”，并非随口评论。老船夫在翠翠的爱情悲剧中充当着重要角色。翠翠喜欢二佬，老船夫并非不知道。虽然翠翠不可能像现代都市女子那样坦然地与长辈交流对异性的看法；翠翠不喜欢大佬，大佬对翠翠也有“挑剔”，这一点老船夫同样心知肚明。但是，老船夫却一直给大佬留有求爱的余地，他心中可能是在想，如果翠翠与二佬不成功，转过来能够嫁给大佬，不也是一件好事吗？老船夫这种故意留下来的“余地”和“退步”，间接地造成了大佬的悲剧。老船夫为什么对翠翠嫁给二佬没有足够的信心，一方面固然是王团总家女儿有碾坊作陪嫁的物质威胁，另一方面却也缘自他内心深藏的悲观情绪，他自认为对翠翠母亲的死负有责任，当年也明明知道翠翠母亲与屯戍兵士相好怀孕，“却不加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是像不曾听说过、不曾看到过这件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正是这种“无为而治”，这种束手无策，最终没有能够有效地阻止翠翠母亲的自杀。小说几次写到老船夫的心理，他认为翠翠太像她母亲了，担心她会有相同的命运。老船夫总是“被动的”，从未“主动”过，哪怕是面对独生女儿的生死，哪怕是面对外孙女一生的幸福或者不幸福。如果将悲剧完全归因于“命运的力量”，“只应由天去负责”，恐怕是说不过去的。老船夫与翠翠相依为命，翠翠是老船夫全部生活的意义和重心所在，但是情窦初开的翠翠却注定要去追寻自己未来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老船夫苦涩的暮年意识与翠翠迷惘的亲情缠绕，相互交织，某种程度上让老船夫又一次选择了无所作为、静观其变。由此可见，翠翠的爱情悲剧，与老船夫的“不作为”实在大有关联。这是何等可悲的蒙昧。一如《丈夫》《柏子》《萧萧》《贵生》等小说中的悲剧人生，一切仿佛命定，其实皆由人为。沈从文的人道主义情怀深藏于边城山水风俗画表相之下的命运感伤喟叹之中。

《边城》中不断被暗示的命运力量，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15]。被强化的命运感，是通过消减人为因素来完成的，边城人们的“主体性”被减弱至极低的程度。在沈从文的生命哲学中，“生命的自然代谢，岁月的变迁，大自然的变化，人生的忧伤”，都是苦难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边城人们处变不惊，视为等闲。[16]毫无疑问，边城“牧歌”的神话构造，离不开“静态的”呈现、远距离(时间与空间)的眺望。在《边城·题记》《习作选集代序》《长河·题记》等沈从文自认为最重要的几篇文论中，《边城》写作被赋予极强的“功能性价值”。在“民族文学”“农民文学”问题争论中，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冷眼旁观，以《边城》的写作作为回答，“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7]231。人事的哀乐，小说一律以“静观”“被动”的形式呈现出来，眼见着悲剧在几代人身上轮回，也无可奈何默默承受。一曲清丽的边城牧歌，其实是以美丽的毁灭作为代价的。

至于说“《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17]237，则未免有些一厢情愿。边城年青人固然不乏“正直”和“热情”，但是在“常”与“变”、“静”与“动”的对峙中迟早会败下阵来。这种人生悲剧意识，植根于楚人的血脉之中。沈从文对此有清醒的理性认知。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称沈从文为“文体家”，其个人文体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对边城人们“纯朴风情的细致描述”之后，以“反转”的“断裂”形式突然“打断前面的歌咏”，人生无常的命运感让小说叙事直扑悲剧性的结局，“一种对造化无情的迷惘油然而生”，世间好物不坚牢，美丽总是无法长存世间。[18]378这就是流淌在楚人血管里的千年孤独！文体从来就不只是表现形式，从来就不存在离开了内容的纯粹文体形式。

彩云易散琉璃碎。作为沈从文个人文体代表作的《边城》，也未尝不是最后的绝唱，唯美、纯情，如梦似幻，惆怅哀怨，一去永不回，这是一曲地道的挽歌。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就预告了将会在另一本书中描写边城人生的新变化，“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日渐失去，[11]59这本书就是后来写作的长篇小说《长河》。其创作缘起正是这次难忘的返乡经历，《〈长河〉题记》再次提到这次返乡，“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都有了极大进步”，但其内里却是“在变化中”日趋堕落，“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日益流行，传统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已经消泯。[17]235

这样看来，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出发点和主题似乎就已经十分明显了，那就是要挽留住时代潮流冲击下的边城人“正直素朴的人性美”，保持住“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标准。这无疑是一种过于浪漫主义式的主观愿望。沈从文在《长庚》中说：“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美丽的毁灭成为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隐忧。发表《边城》的次年，刘西渭将其与沈从文的《八骏图》、萧乾的《篱下集》和芦焚的《里门拾记》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沈从文的所有理想，都反映在他笔下那些“可爱的人物”身上，他们都有“一个厚道而简单的灵魂”[19]。这无疑是对沈从文在多个《题记》和《序言》等创作谈中所表达的想要建构供奉“人性”的神庙[17]228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充分肯定。

四

但是，吊诡的是，沈从文却对此种论述并不认可：《边城》得到赞美，受到鼓励，但是读者朋友，包括刘西渭先生，都没有体会到其中隐藏的感情，都不大明白其中的意义，“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20]115。客观地讲，我们在《边城》中的翠翠、大佬、二佬等年青人身上，也很难看到“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和将来“民族复兴”的力量。那么，沈从文所说“过去生命中一点点哀乐的原因”究竟是指什么呢？

答案其实就在《水云》中。这篇发表于《文学创作》1943年第4、5期的散文写道，长期以来自己一直幻想得到的“名誉，金钱和爱情，全都到了我的身边”，但是，已经得到的“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各式各样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20]110。在《边城》创作、发表9年之后，沈从文终于打开心扉，细致回忆了当年写作《边城》时的情景和心态，将阅文无数对人情世态都有深刻体味的评论家刘西渭也不曾发现的“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细说端详，那就是通过写作《边城》，沈从文事实上完成了一次心理疗伤。

这个从边城走出来的“乡下人”，经过18年漫长的奋斗，终于得到了多少人梦寐以求而未得的“名誉，金钱和爱情”，算是北京城里的成功人士了，尤其是与张兆和的成功结合，更是让沈从文时常产生一种不真实的人生虚幻之感，如此，写作《边城》就成为一种必需的心理补偿，他的爱情本来应该是如故乡边城年青人无可逃避的悲剧命运那样，大佬、二佬和翠翠等人在小说中“替他活过一回”。如此，我们就能够理解，当《边城》完稿时，沈从文如释重负的心理感受：“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完全排泄与弥补。”[20]111其用意十分明显，“乡下人”痛苦的挣扎，长久的压抑，爱情的憧憬，受伤的灵魂，在《边城》写作中得以安妥。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先前关于《边城》的各种阐释都无法令沈从文本人满意，为什么《边城》中的边城世界与作为城市对照物的其他文本中的边城世界迥异其趣，为什么翠翠与她母亲的爱情悲剧一再发生，为什么《边城》里缺少雄强、飞扬的人生。在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的所有文本中，《边城》实在是个独特的存在。那种浓郁的“秋天的感觉”“人生无常”的感喟，实在是对“现世安稳”的万千庆幸与心理补偿。

至此，沈从文的自我心理治疗取得成功，他本人也成功地由“乡下人”变为城市教授俱乐部里的一名“土绅士”，其写作同时也就完成了从“美”到“真”的转变[21]，浪漫主义的审美呈现从此让位于现实主义的功利批判。从文学史角度来看，《边城》成为“沈从文最后一位出色的产儿”，因为那个产儿的母亲已经精疲力竭。[18]378-379这正是个人写作史上的“临界点”，经由多年努力练习积累的才华，在中篇小说《边城》的写作中得以尽情挥洒，文本中体现的平衡感、饱满而不过度的情感张力、情绪的节制等，如彗星划过长空，耀眼夺目，却稍纵即逝。如果说沈从文的写作生命终止于1949年，那么其创作高峰则在15年前就已达到。

“不忍远去成绝响”，一切文学经典，都曾经过历史残酷的筛选。《边城》也不例外。

注释：

①汪曾祺：《沈从文传·汪序》，见金介甫：《沈从文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