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勋

近日，四川作家成少成（原名郭子玖）的传记小说《儒风远播蜀辉煌：文翁传》（下称《文翁传》）出版，该书以史料为纲，通过合理考证、演义，呈现了一个丰富立体的文翁形象。

文翁（公元前187年—前110年），名党，字仲翁，西汉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舒城县）人，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守，他在蜀中创立官办学校，成为施行“有教无类”办学方针的第一位地方官员，他清正仁爱、举贤兴教、励精图治，深受蜀地民众拥戴，逝世于蜀中，被《汉书》列为《循吏传》第一人，闻名天下。2020年，文翁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文化名人名单。

由于年代久远，文翁其人其事多无法求证，郭子玖在接受廉政瞭望？官察室专访时表示，目前关于文翁的研究争议点不少，不少研究成果有待厘清，写《文翁传》时，自己秉持这样的态度：史学性是传记的根基，文学性是传记的颜值，思想性是传记的高度。

廉政瞭望·官察室：因为年代久远，文翁的形象碎片化地存在于各种史料中，比如《汉书》《华阳国志》等，您在创作时，在搜集史料时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郭子玖：最大的难题是史料考证。关于文翁的记载在史料中本来就稀少，加上有的记载说法不一，只能通过推理考证，取最符合现实逻辑的结论。

比如，关于文翁的出生时间，有公元前156年和公元前187年两个说法，我深入研究后，觉得取公元前187年更加符合史实。史书说文翁在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太守，这是一个定论，那么我们倒推，如果按照公元前156年的说法，汉景帝末年文翁最大也才十四五岁，之前他还有在家乡舒县任县吏的经历，显然，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

文翁石室的具体地址也存在爭议，有的学者通过考古认为石室有东、南、西三处，但我认为证据不充分，仅凭出土的几块碑文无法佐证这一事实，于是没有采用这个说法，还是遵循一贯的说法，即文翁石室的遗址就在今天石室中学的位置。

廉政瞭望·官察室：尊重史实与延伸演义，怎么平衡？

郭子玖：写事记物要在情理之中，我的态度就是，要有史学性的根基，文学性的颜值，还要达到一定的思想高度。

可能当时蜀郡比较偏远，关于当时人们生活细节的记录特别少。我研究了汉代画像砖，还有汉景帝、汉武帝相关联的时代背景，并向专家请教了当时的社会风俗等等，力求最为真实地还原文翁的生活。

演义必须建立在真实、合理的基础上。文翁是一代廉官，怎么突出他的廉，我通过一种共情的联想，演义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做县吏时儿子想要一盏琴，但苦于无钱不能满足儿子的需求，这时有人贿赂文翁，他内心是挣扎的，但出于公义与自律，他退了这些钱。

廉政瞭望·官察室：这应该才是一种真实的人性。

郭子玖：是的，清官不是天生就是清官，一定是通过种种教化、考验和磨砺，最后做出正确的选择。以前我在基层任副书记时，曾经有人到办公室给我送了10万块钱。说实话，那时候自己也正是需要钱的时候，这个人给我送了三次，我心里也有挣扎，但还是被我拒绝了，因为这钱绝对不能收。我将这种心境投射到文翁的经历中，这就是一种合理的共情吧。

他当县吏时，惠民救灾的一些措施虽然没有史料记载，但是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文翁38岁到舒县做官时，当地确实发生过大旱，文翁能通过察举升迁蜀郡太守，应该是在舒县救灾有功，取得了善治成果。我认为，这就是合理的演义。

廉政瞭望·官察室：您在书中写到了文翁任蜀郡守之后，制定了“一年而业，两年而儒，五年大成，家诗户书”的目标，他到蜀中来之前，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郭子玖：其实我们说文翁以人文化蜀，让蜀中“文化弥纯，道德弥臻”，说的是他将中原儒学带到了蜀中。

本来而言，蜀中之前也并不是文化荒漠，只不过，蜀中的文化是与中原完全不同的法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秦末汉初的战乱确实给蜀中的经济和文化造成了冲击，文翁在这个时候进入蜀郡，第一功绩是恢复经济，第二则是将儒家文化带进来，促使文化复兴和融合。

廉政瞭望·官察室：他的具体做法有哪些？

郭子玖：首先是完善都江堰水利工程，这直接关系到蜀人的生存发展问题。当时都江堰水系能灌溉到的地方不大，大致就是今崇州、温江、郫县一带，彭州等地区还经常发生大旱。文翁拿出来自己所有的积蓄，广募资金，还争取到朝廷拨款。他担心有贪官污吏从中捞油水，下令“治水钱款有限，若官吏有贪贿之举，就地立斩不赦”，并且一刻也不耽误地启动工程。他率领民众“穿湔江口”，扩大灌区1700多公顷，几乎囊括了成都平原最优质的产粮区。湔江究竟是哪条江，现在也无从考证了，有人说是现在的蒲阳河，也有人说是青白江。总而言之，文翁大力治水，使蜀郡“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廉政瞭望·官察室：不少人都知道“文翁兴学”，他创造的石室学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学校？

郭子玖：可以这样简单地概括，就是一个官员任前培训学校，学制两年。因为当时蜀地条件比较艰苦，教室只能用石头砌，所以叫石室。他还在旁边修了时习、温故两个讲堂，显然是取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的涵义。温故班相当于新生班级，时习班就是应届毕业生，可以说，文翁开创了因材施教和分段教学的先河。

这些学生学完儒家经典后，优秀者被派送到京城继续深造，回来后，德才兼备的被授予官职，其次被授予教民务农的乡官，传播礼仪和文化知识。比如文翁的学生张宽，最后成了扬州刺史，为官清廉勤政，造福了一方水土。

文翁的可贵之处就是破除了当时的阶层隔阂，让学习不再是王公贵族的特权，好学的平民子弟有了接受教育、跨越阶层的机会。招来郊县的平民子弟，文翁为他们免除了更赋徭役等等，自己出钱承担他们的学费。这是仁爱精神的体现，一时，蜀中掀起了全民习文的风气，班固在《汉书》中这样评价：“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廉政瞭望·官察室：如今，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发扬文翁的精神？

郭子玖：文翁在西汉社会转型时期，大兴办学之风，后来董仲舒提倡郡县办学，也是受到文翁的启发。文翁把治蜀理想放到了壮大国家的大格局中，将官与学、政治与文化紧密联系，并且使之耦合。一个外地人到蜀郡破除弊政，创新教育体制，他做的事情都是没有先例的，缺乏参照物，这样的壮举需要能力、魄力和魅力。文翁的改革成就了其光辉人生，同时也为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用四个词语来总结文翁的精神：仁爱、廉平、创新、勤政。

廉政瞭望·官察室：当下的官员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哪些优秀的品质？

郭子玖：我觉得文翁身上，最值得当下官员学习的有这三点。一是创新无畏的精神。文翁兴学化蜀，朝廷其实支持不大，百姓无意配合，他敢于坚持推行，身上有一股固执劲儿，正是这样，他创造了丰功伟绩。现在某些官员懒政惰政，缺的就是这种精神。二是有勇有谋的胆识。大胆推行新政策是前提，他还善于运用朝廷和社会资源，将司马相如这样的当地才俊纳入麾下，展现了他的政治才能。三是循序渐进的思想。文翁推行新学，坚持先浅后深，一步一步来，不求激进，精耕细作，用十年时间，实现了兴蜀大业。基层治理也是一样，要因地制宜，遵循客观规律，不顾规律大开大合，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今天成都的文家场、思文场、石室中学是他留给后人的遗迹，精神上的东西，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