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曾经读到一篇文章，介绍“二战”期间一位美术老师和学生的一桩往事。这位老师和她的学生都是犹太人，当时在布拉格。德军入侵后，将他们一起带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关押。携带的行李有重量限制，这位老师宁肯取出自己的一些衣物，也不忘把一条厚厚的床单塞进行李箱。而且，她把床单染成了绿色。即使被关进集中营，她还是坚持为孩子们上课。课余，她还像以往一样教孩子们排戏、演戏。这条染成绿色的床单就是戏中的布景，是戏中的天空或草地。

这则真实的故事让我难忘。孩子天生都爱演戏，儿时，在我居住的大院里，我们一群孩子也曾经在放假的时候乐此不疲地排戏、演戏，我們也曾经拥有故事中出现的床单。只不过，我们是把床单挂在两株丁香树之间，当作演出舞台上的幕布。所有的孩子，即使那些比我年纪大的哥哥姐姐，也没有一个人将床单想象成戏中出现的天空或草地。床单都是我们从家里偷偷拿出来的，各家床单上的图案不尽相同，但没有一条床单上印有天空或草地。即使真的印上了天空或草地，以我们那时的认知水平，也不会想象得到，戏中的天空和草地该是什么样，我们只是把床单当作虚拟舞台上的幕布。

现在看来，虚拟和想象，是有距离的。这距离到底在哪里呢？读完那则真实的故事，我常会为自己儿时的见识惭愧，当时只是觉得演戏好玩，不会往深里想。都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其实，那只是说在岁月静好的日子里长大的孩子。在战争年代，那些被驱赶进集中营的孩子，绝对不是这样的心理和生存状态。同样是演戏，我们是在和平年代，四周没有刺刀和炮火;他们却时时刻刻都有被送进焚尸炉的危险（事实上，其中的很多孩子和他们的这位老师，就是被送进奥斯威辛后死亡的）。同样是演戏，我们只是觉得好玩，他们却是通过演戏，在生命的危难时刻燃起最后一点希望。

这一点，正是那位可敬的女老师的心愿。在那些日日煎熬、时时有被送进集中营的危险时刻，那位女老师正是因为怀着这样单纯美好而坚定的心愿，才会每晚带着孩子们爬到楼顶的阁楼上排戏、演戏。她会和孩子们一起把那条染成绿色的床单挂起来，或铺在地上。床单就是天空和草地，缀满星星，开满鲜花。黑暗中的绿色，燃烧起的绿色火苗，让孩子对这个残破的世界、对渺茫的未来，还抱有一线希望。那位女老师还带着孩子们在那里画画，然后，他们趴在窗前，看窗外的夜空和远方——那可不是我们现在说得泛滥而时髦的“诗和远方”，而是在战争的苦难中升腾起的对未来的最后一点希望。

每一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都会为那位女老师和那些孩子们而感动。我也曾经是一名老师，我会想，如果我面临那位女老师的处境，在被关进集中营之前的慌乱之中，我会想起把家里的床单染成绿色，塞进行李箱里，让床单成为天空或草地吗？在凛凛的刺刀之下，在狰狞的炮火之中，在沉重的压力面前，在临行的慌乱之中，我还能有这样一份到那里之后要带着孩子们排戏、演戏的心思吗？很惭愧，我恐怕做不到。

在读罗兰·巴特的《文之悦》时，读到其中“梦”的一节，看到他写的“梦是一则未开化的逸事，由完全开化的感觉构织而成”，不知为什么，我再一次想到那位女老师和她的学生们。我忽然想到，那条被染成绿色的床单，其实就是他们的梦啊，那位女老师在心中先有了那样一个“完全开化的感觉”，先织就了那个梦，然后再把那个梦传递给她的学生们，让那个梦在孩子们的心里升腾起来，让那样的梦不仅成为一则逸事，更成为感动我们的一个传奇。

包括她和孩子一起排演的戏在内的一切艺术，其实都是人类之梦。这样的梦即使再单薄、再弱小、再缥渺，也可以帮助我们与战争等一切灾难抗争，抵御生活中的不公等一切痛苦，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生活，继续抱有信心和勇气。

所以，他们可以将床单变成天空和草地;而我们童年的床单，只是演戏时的幕布。

在回忆中，我们的床单，还是床单;而他们的床单，已经成为一种梦境。

（林冬冬摘自微信公众号“夜光杯”，徐沛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