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一

以朦胧诗的浮出水面，来谈论新时期诗歌的发生，当是我们今天回望当代诗歌的某个起点。对新时期诗歌四十年的线性叙述，也是基于贯穿其间的那条隐秘线索，即重新接续“五四”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并在诗性的层面更新其语言、观念以及对现实的回应。新时期诗歌的内涵与外延，也在诗歌史的意义上得以确立。然而，“三十几年的诗歌史建立了一个体制，当代诗歌在分有这个体制，而不是分有历史。”当代诗歌的体制可能意味着某种等级的固化，“在这里文学史的权力高于诗歌的主权、诗人的声名大于诗歌、诗歌运动高于诗人的独创、现状大于历史。”这一总结指出了新时期以来诗歌在“体制化”过程中偏离本体后的困境。而能否打破这样一种渐趋固化的体制，从现代性问题入手，动态地梳理当代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或许会是另一条“重估”与阐释的路径。

除了牛汉、曾卓、公刘、邵燕祥、白桦等“归来”诗人对当代诗歌的修复性探索，由北岛、芒克、根子等人建构的“今天”时代，确实又勾起了那一代知识人的心魂与血性，当那些激昂的、抵抗的、不屈服的声音浮现，现代汉诗重新接续上了一种现代的光芒。而后在舒婷、顾城、多多等个体诗人的话语实践中，朦胧诗又呈现出了另一条路径，这一“朦胧”的隐喻，其实与“今天”派还是发生了某种错位。现在整体来看，朦胧诗仍然是一种特殊时代的过渡性文学，它可能抛出了问题，但没有在更深层次上回到诗歌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