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斯秦

父亲常年漂泊异乡，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不多，父亲打我的时候却比较多。由于打得太多，要说具体挨打的次数也说不上来了，光记得那火火辣辣的滋味。

儿时家贫，起先我的父母都在一家铁合金厂工作，后来厂子突然倒闭了，又历经了一番波折，父亲只得戴上了电瓶头灯去煤矿厂打煤矿。那些年月，村里一般的人家但凡能吃上饭的哪儿会让男人去打煤矿？打煤矿是常常要死人的。

我记事以来挨的第一顿打就是带着煤渣子味儿的。过年的时候，大人们都忙着杀年猪、磨豆花、祭祖先，小娃娃们就结着伴儿街头巷尾地挨家挨户凑热闹。我那时还太小，跟不上大孩子们跑，就坐在自家门槛上用竹条编我的“咩咩羊”。大孩子们跑到旁边吴奶奶家门口喊我，吴奶奶家是开小卖部的，大我两岁的文强叫我去拿铺子上的橘子水。哪知我刚拿起来，他们便大喊道：“偷东西咯！有人偷东西咯！”

父亲从里屋跑出来，又赶忙跑回去寻摸出四毛钱作赔，方才把我领走。彼时我并不懂什么叫“偷”，我跪在大门口，父亲边打边告诉我：“你这就叫偷，我们穷但不能没得志气。”父亲的巴掌带着煤灰，痛也是痛的，但不及脸上火辣辣地烧，那是我人生头一次体会到羞耻的味道，虽说不能全然理解，但竟也模模糊糊地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等我上小学的时候，社会提供给农民的生存空间更大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涌进城市务工。我的父母也赶上了这趟谋生活的“快速列车”，而我们一家近20年的分离也就此开始了。父亲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见到的人和事也越来越新奇，他的大脑和胸怀都快速地开阔起来。我长期寄宿学校，从周一便开始盼望周末。一般是周五下午一放学，我便立马奔到校門口杂货店的座机前，拨通父亲的手机号，父亲先给我挂掉再回过来。十岁出头的我和三十岁出头的父亲有说不完的话，常常一通电话要打一两个小时。聊什么呢？什么都聊，外面的世界气象万千，聊人生、聊处世、聊未来，直到在我心里聊出一个大窟窿来。归根结底，父亲就留给我一句话，人一辈子要做大事。如若哪天这个大事做成了，我心里的窟窿便能填上了，要做不成的话，到死心里都是空落落的。

每到寒暑假，父亲就会来接我，一家人便能团聚上几十天。这样的日子却是让人又爱又恨的，父母在身边，爹疼娘爱的日子是甜的，但挨打也挨得多了。我生来是个泼皮猴儿，细致灵巧的事总做不好，写字算一个，偏偏父亲又写得一手好字且极看重写字，父亲说写的字什么样人就是什么样，在这事儿上我挨了不少好打。那时候，父亲在重庆一家铁合金厂做技术厂长，对生产和安全负全责，他盯着我的方方面面仿佛盯着那些工业材料配比一样，要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好几位。重庆的大夏天，热，且多蚊，父亲监督我练字常常在晚上，亮着灯，开着门窗。父亲说，字都练不好，能成什么事？练字，得专心，人要有意志。所以练字的时候，任由汗水流进哪只眼睛、遑论蚊子如何撕咬，我当岿然不动，动则挨打。倘若还练不好，父亲便请我去车间“工作”，厂里的各色矿石、焦炭哪样我没铲过，再用小推车推到冶金炉子前去加料。一天下来，黑得像块炭，手也磨破了，脚也起了水泡。父亲这会儿也不打我了，光是笑嘻嘻地问我，钱好挣不？

父亲常说，不打不成器，且总在打完我之后说。平常人家，父母都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一个打一个哄，可我父母偏不，每每父亲打我的时候，母亲则在一旁说打得好。有时候把我打哭了，他们又来安慰我：“放心，以后你弟挨的打肯定比你还多。”后来，我眼看着我的小弟终于长到能挨打的年纪，眼巴巴地盼着他什么时候能挨上第一顿打。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弟挨打着实比我少太多。我和我弟都认为父亲是个脾气不好的人，可母亲却对此很费解，母亲觉得父亲是世上脾气最好的人。我想了好几年才想明白这个缘由，父亲把最好的脾气都留给了母亲。

小弟要开始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决定要送小弟回老家县城念书，父亲工作的厂子地处偏远，教育资源匮乏，父亲怕耽误了小弟，便在县城买了房，母亲也跟着回来照顾。父亲便成了孤零零飘在外面的人。那时候我们最盼望过年，过年父亲就回来了，还会带上大城市里才能买到的各种零食，有各种口味的夹心脆饼、有麻麻辣辣的牛肉丝还有酒心巧克力……父亲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我们去买新衣服，给母亲选衣服尤为重要。从城头逛到城尾，几乎每家女装店都要去，母亲每试一件衣服，父亲都要细细看一遍，款式如何、颜色合不合适、面料舒不舒服……这时如果有销售员夸母亲好看，父亲便会抱着手笑：“你们销售员说话都太有‘技术含量，我们可不好诓哈。”话虽这么说，每每这时，父亲的脸上却是掩不住的得意与幸福。

父亲爱给我们买衣服，自己却很少穿新衣服。每次母亲要给父亲张罗，父亲都要佯装生气：“我又不穿，买来做啥子嘛？再好的衣服我穿到厂里，都要烧得洞洞眼眼的，我穿我的劳保服，不买！”

父亲就是这样。

我上高中的时候，父亲带着我和小弟到成都见世面，去了天府广场，看了毛主席塑像，广场好大好大，塑像好高好高，成都的人、车、路和房子好多好多。小弟说饿了，父亲便带我们去吃肯德基，那是我和小弟第一次吃肯德基。父亲点了两份咖喱牛肉饭之类的给我和小弟，我让父亲也点一份，父亲坚持说自己不饿，我便吃了一半剩下一半。父亲让我吃完，我说我吃不下了，父亲才将我剩下的饭吃干净。我工作以后，跟母亲说起这件事，母亲笑半天：“你爸回来还说嘞，看城里的娃娃都爱吃，就想带你们也吃一下。看着也没两坨肉，还贵，他自己舍不得吃，他也晓得你体贴他的。”

听说母亲年轻时也有很多追求者的，其中不乏有正式工作的老师，也有家境好的少年郎，不知怎么就跟我父亲这个黑黑瘦瘦的穷小子结了婚。我的一双父母已携手走过人生三十年，苦难将他们的爱情修建得坚固而绵长，回望过往，即使是在寒风最刮人的雪夜里，父母依然手挽着手、脚并着脚，为我们蹚出一条路来。

后来父亲打我打得少了，我们聊得也越来越少了。等父亲不再打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开始独自面对世界了。我能做什么大事呢？

大学毕业后，我快速收拾行装，乘了火车、汽车、三轮车，颇有千里奔袭的架势去往月城西昌。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比发射火箭卫星更大的事？我要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火箭！

乡里乡亲都知道凌洪的女儿在西昌发火箭，是奶奶说出去的。父亲批评奶奶，火箭卫星是国家秘密，哪儿能到处乱说？平日打电话，母亲稍微多问一句工作上的事，父亲就立马打断，问那么多干吗，要去当间谍吗？母亲有时候跟我抱怨，别人在外面都是夸自己的孩子如何有出息、如何好，就你爸有“个性”，无论别人怎么说怎么问怎么夸你，他就两句话——“不清楚”“也就那样”。我听完总是笑得肚子疼，每次发射成功，父亲都是朋友圈里第一个分享的，我可知道父亲在想什么。

过年回家，父亲也懒得跟我说太多细细碎碎的话，出门逛街也是带着母亲过二人世界，做足了一副“嫌弃”我的模样。等五天假期结束，我要返回单位的时候，他又大包小包、吃的喝的用的塞一堆，非要我带着上路。我要是嫌麻烦落下一样，他又要生气了，父亲总是这样。

天冷了，我又想起来父亲那双打人的手，不论何时都像火炉一样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