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丽

我已居京二十年，可为什么要写如此的题目呢？因为我难忘最初在京十年的生活甘苦。

上大学时，我就想着毕业一定要留京，为此还倒了三次公交车，顶着风沙到自由撰稿人古清生老师处取经，想着留不下，即便脱军装，也要居住在天子脚下。北京多好呀，有亚洲最大的图书馆，有享誉中外的人民艺术剧院，有数不清的名胜古迹、各界名人。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干大事，在北京，机会更多。我运气不错，终留下了，在一家军队医院当干事，为老干部服务。集体宿舍，住四人。爱人带着六岁的儿子来探亲，我只好住到一家价钱较便宜的宾馆。

爱人假快到了，我时不时暗示儿子该回西安上学了。一天，我下班回家，在街口看到等我的儿子，我要给他买他最爱吃的火炬冰淇淋，他却摇头说，妈妈过年时，你不要给我买新衣服，我也不吃冰淇淋，咱留着钱给宾馆，一晚上四十块呢。说着，紧紧握住我的手。就在那一刻，我决定让儿子转学到京。我租了老北京大杂院的一间石棉瓦房，进门就是一张大床，再无他物，我跟儿子进门就上床，在床上看书，在床上吃饭，也在床上做游戏。做饭在露天，炒菜时，雪花飞进锅里，当然落在菜里的还有灰尘和沙粒，但我俩吃得香喷喷的，毕竟这是在北京。

一朋友给我所在单位写书，看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跟身份不明的人住在大杂院，还要跑公共卫生间，说，我走后，你干脆带着儿子搬到招待所住吧。

有谁能在招待所长住？再说，不久就会被人发现。朋友说，他们总不至于把你娘俩赶到大街上睡吧。我想也是，即便赶，再搬回大杂院也不迟。

果然住到招待所不到三天，就被发现，令我立即搬走，我厚着脸皮，坐到营房处的办公室一番哭诉，管房的瘦高个助理员不吭声也不理我。我只好坐在他对面，看我带来的书。助理员黑着脸离开了办公室，一直到下班也没回来，走之前，说，你坐够了就把门锁好。坐了三天，一点也没进展。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给营房处长送礼。我带着儿子晚上提着两条红塔山和茅台酒到营房处长家门前，轻轻地敲一下，没动静，再敲两下。我敲不开，让儿子敲，儿子小小的手指敲几下，就喊疼，却仍坚持敲，越敲声音越大，他怕我把他送回西安。一直折腾到九点半，门终是没开。我俩提着东西再回到招待所时，大门已经关了，怎么叫都没人理。我抱着儿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住了一夜。第二天，单位领导发现后，批评我不该住到办公室。又看我可怜，说他给营房部门打了电话，但人微言轻，相必人家也不会搭理。不过，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关上门说，听说营房处长在眼科住院，你去看下他。我当晚立即买了三盒脑白金西洋参营养品，到了眼科，发现营房处长也是一个瘦高个，躺在病床上，脚一直顶到了床的铁架子上。听了我的来意，他说，孩子几岁了？我说七岁，刚上一年级。说着，我就哭了。他说把东西拿回去，房子的事，我们再研究研究。一听这官话，我心就凉了，又看他强硬的表情，只好把礼物又提回招待所，放到也没送出的烟酒旁。这时，招待所管理员限我晚饭前必须搬走，否则就要把东西扔到外面。儿子放学回来，看到我提着行李又要走时，说，妈妈，咱又要到哪去？我说大杂院。儿子抱着被褥，我提着行李。在雪地里我一边走，一边哭，又不想让儿子看到我的难过，只好不停地说，眼睛里进了东西，真难受。走在大门口，看到营房处长，还有我单位的领导正向我走来。营房处长接过我儿子手里的被褥，说，房子给你批了，在西院。

一套四居室的房间虽住了三户，但我母子高兴极了，儿子躺在房间的木地板上，不停地说，妈妈，我们不會再到大杂院去了吧。房间因为连着高干病房，二十四小时供烧水，还有个小小的花园，我觉得真过上了神仙的日子。

有了房子，立马给儿子转了户口。因我是军人，户口本的户主是儿子。儿子问我户主是啥意思，我说就是家里老大。自从当上老大，儿子比我还操心，晚上睡觉前，必定去关大门，又让我去检查煤气是否关了。当时有个朋友晚上常跟我打电话谈文学。有一阵我再也听不到他来电话，后来才发现儿子拔了电话线。我责问其故，儿子说，因为我是户主，怕爸爸不在，你犯错误呀。责任心很强的户主不但管着我打电话，家里来了男客人，他一定要等到客人走后，才睡觉。要不，就不停地当着客人的面，一会儿问我这个词怎么造句，那道算术题怎么做。长此以往，朋友们渐渐都跟我少了来往。

后来我分到了两居室，爱人也调到了北京，生活安定了。两年后，我职务调到了副团，住上了四室一厅的房间，此时，儿子已经上了高中，我已潜京十年。回顾十年岁月，虽有泪水，但更多的是对那些生命过往中给予过温暖的人们的感激。正因为有了他们，我的笔下才充满了温情。

在京二十年了，虽然我年年只要有机会，都一路南下。烟雨江南是我梦中的故乡，但那是客居，超过十天，我就不想呆了。只有在北京，走在宽阔严正的大街上，接受八面来风，我才感觉这儿才是家。

选自《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