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冬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侵略者炸毁沈阳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路轨，嫁祸于中国官兵，并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东北军北大营驻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很快，日寇的铁蹄肆虐整个东北，通过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实行法西斯军事恐怖统治、摧残民族意识以及疯狂的经济掠夺等手段进行殖民统治，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且受到国际舆论谴责。1932年，国联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以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来东北进行实地调查。得知这一消息，以银行家巩天民为代表的沈阳九位知识分子，秘密组成“国联外交爱国小组”，冒死行动起来，收集日本侵华的铁证，向世界发出了中国人的呐喊。

小组成员有：著名银行家巩天民，金融家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教育家张韵泠。巩天民是“九君子”中的核心人物。

惊心动魄的行动

巩天民，1900年8月10日出生于河北省臨榆县（今秦皇岛市）。他天资聪慧，9岁入私塾，后入山海关汉英文专门学校读书，16岁时经表舅介绍，到奉天一个小钱庄当练习生。1920年起，开始从事工商业放款业务。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沈阳建立中共党组织时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从此，他开始以沈阳金融界名流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富有传奇色彩的抗日活动。

巩天民得知国联调查团要来东北的消息后，立即将刘仲明、刘仲宜、张韵泠、邵信普、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等八位爱国志士紧急召集在一起，商议如何利用这一机会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使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大家决定，集中精力收集日本侵略东北的事实材料，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欺世谎言，还确定了收集材料的原则、方法、分工。

日伪当局不仅疯狂地销毁证据，而且大肆编造假情况，这就给爱国小组收集材料的行动增加了困难。巩天民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先是做通了省政府负责文件管理的爱国分子的工作，让其在晚间下班时将日军给省政府的命令偷偷带出来，当晚进行拍照，第二天早上再悄悄放回去。然后利用自己商会负责人的身份，冒险找出伪市政府函谢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立满洲国”游行“送赏金千元”的原函，拍成照片。此外，他还与其他人一起在夜晚偷揭遗留的残缺布告，密拍机要军事据点照片等。

在巩天民的精心指挥策划下，爱国小组共收集到几百份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的书信、文件等纸质材料和实物证据。随后，他们又不分昼夜，把这些材料整理成一本图文并茂的册子。这些材料的内容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题是九一八事变是早有计划的侵略行为;第二部分主题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三省到处杀戮百姓，肆意侵犯中国主权;第三部分主题是伪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的。为方便外国人阅读，由巩天民和刘仲明、张查理负责将材料译成英文。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力。于是，小组成员在装订成册的材料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还特意为这册材料赶做了一个蓝色布包，又用红丝线绣上了“TRUTH”（真相）字样。为了防备正本被日伪抄查扣押，巩天民又复制了—个副本深埋地下。

震惊世人的呐喊

巩天民还把妻儿和亲戚也发动起来，为他站岗放哨、收藏或转移秘密材料。每次出门他都向妻子交代：“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他和刘仲明等人还在教育界和医务界发起成立“卫生会”，每人每月捐出自己工资的十分之一，资助义勇军武装抗击日军，以形成正面的证据。

1932年4月，国联调查团到达奉天，住在大和宾馆（现辽宁宾馆）。宾馆里布满了特务，群众很难接近国联调查团。如何将材料交到调查团手上，是爱国小组面临的一大难题。这时，奉天小河沿施医院院长雍维林（英国人）向爱国小组引荐了与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相熟的爱尔兰传教士倪斐德博士。在倪斐德博士的帮助下，《TRUTH》材料几经辗转终于交到了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的手上。这份材料成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军侵华行为作出定性的重要依据。

国联调查团在其报告中承认东北三省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确认伪满洲国是日本违背东北人民意愿建立的。1933年2月24日，国联召开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调查团报告。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为九一八事变正式定性，不仅拆穿了日本政府一直以来的各种不实之词，将其罪行公之于世，也在舆论和道义上获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支持。

坚强不屈的斗争

1932年10月《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在一定程度上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了被动局面。日本侵略者对此怀恨在心，经过长时间秘密侦查，最终掌握了这些整理材料人的名单，于1935年10月12日夜开始实施大逮捕。“九君子”中除张韵泠外全部被捕入狱。

13日凌晨，日伪警宪人员闯进巩天民家进行搜查。当时，写字台上有份关于抗日内容的重要材料，巩天民趁敌人不备，用胳膊肘将材料推到地下，踢到写字台下的乱纸里。他最担心的是那本由他管理收藏的“卫生会”账本，因为账本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会造成百余人被捕。当敌人问他“和家里人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时，他急中生智，从衣柜里拿出“卫生会”账本，当着敌人的面向妻子呼泽生说：“以后，柴米油盐账，让老大记下去（指他的大儿子巩国本）。”呼泽生知道家里没有生活账，这本账本一定是一件重要东西，就赶快接过来。当时，呼泽生怀抱的孩子正在发高烧，哭闹不止，巩天民马上说：“把孩子抱出去！”呼泽生把账本和孩子都包在小被里抱了出去，保住了关系到百余人安全的账本。

巩天民被拘留在伪警察厅后，遭到了严刑拷打。难友们听到他痛苦地呼喊，都默默流泪。当日本人了解到巩天民曾到过关里，遂认定他是重犯要犯。得知巩天民是著名金融家、银行家，日本人又对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提出只要他承认《TRUTH》里的材料不是真实的，就立即释放他，并给他以优厚的待遇。巩天民对此以沉默作答。日本人看巩天民软硬不吃，便把他押送到宪兵队，在胸前挂上“反满抗日犯”的牌子，开始了新一轮的疲劳审讯。虽然各种法西斯酷刑轮番上阵，但巩天民仍旧未吐一字，保护了其他爱国志士。巩天民被关押了49天后，以“思想犯”的罪名被朋友保释出狱。和巩天民一样，“九君子”中被捕的另外七人也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向侵略者妥协低头。日本人迫于“九君子”的社会威望，又实在查无凭据，最后只好将他们释放。

巩天民出狱后，认识到要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必须有一个显赫的职业作掩护。后来，他担任了志城银行董事兼总经理，一边同日伪当局巧妙周旋，保护民族资本的利益，一边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做情报、掩护、转运工作，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