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和优良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实践中，逐渐把从思想上建党确立为首要原则，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全党。正是在思想建党的正确指引下，党从弱小走向强大，党领导的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早期思想宣传与党员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传播。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中译本出版;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组织创办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还利用公开发行的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其间只有三四年时间，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大多处于片段零碎状态，当时，真正能够系统读懂弄通的人只是少数。因而，为系统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党的中央局于1921年秋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编辑工作。至1922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礼拜六》《俄国共产党党纲》等十多种书，每种印数3000册。这些著作的出版，为提高幼年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培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发挥了重要影响。

同时，党还十分重视发挥各种党、团刊物的宣传教育作用。1921年8月，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劳动周刊》，作为党指导全国工运的刊物;同年底，党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出版《妇女声》半月刊，以提高妇女觉悟，培养女干部。1922年1月，党又创办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半月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创办《少年》月刊（后改为《赤光》半月刊，邓小平曾参与编辑）。这些刊物先后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文章，传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对党、团、工、妇的思想建设和对革命斗争的实际指导，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党还注重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1923年，党的三届一中全会审议通過《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对党内教育方针、教育内容和方法等作了详尽的规定。决议案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党纲党章的学习、政治形势的学习讨论，以及对社会实际的了解;各地方党组织要定期开展“政治讨论”，各党小组的学习可用专人讲解的方式进行等;规定“以上各种材料及讲演员之分配当由各地方教育委员会负责”，学习讨论情况，各地方应“每月报告中央教育委员会”，“各地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共青团各推一教育委员会合作——即可以共同报告”。这份决议案是最早关于党员教育的专门文件，首次向全党传递思想建设的重要性。

举办党校也是党在早期探索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方式的重要途径。随着党员数量的不断增长，党员教育迫在眉睫。1925年10月，党提出举办地委以下和区委以下两级党校的任务。1926年2月，中央特别会议“决定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长期党校”。此后，湘区、鄂区的党校逐步开办起来。当时在武昌设有一所高级党校，学员由各地派送。据1926年11月15日湘区报告：高级党校办在武昌，此间去了40人左右。这个时期，党校重视学以致用，提出“党校内的教育方法，应该根据国内革命运动的经验，说明共产党在许多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在党校听讲的同志，不应当与群众隔离，党校里的学生应当同时在校外工作，在同志或同志间工作”。开办党校，着实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为党的思想宣传培养了鼓动和宣传方面的人才。

思想建党原则的正式确立

幼年时期的党，尽管已经意识到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但工作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譬如政治教育做得很少，在党报上几乎很难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文字，在小组会上很少有政治报告;群众中的思想宣传常常不能深入，尤其在知识分子中，很少注意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引导。同时，新党员也越来越多，但没能做到及时必要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以上这些因素，再加上党缺乏革命经验，致使大革命最终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开始加入革命队伍，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情况下，如何搞好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是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亟待解决的最为迫切的问题。思想建党的原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明确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党的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要从理论上铲除错误思想产生的土壤，如果任其错误思想蔓延，必会削弱党的领导。针对单纯军事观点，决议提出从教育上提高官兵政治思想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针对极端民主化问题，决议指出首先从理论上铲除这种思想的根苗，毛泽东认为必须先向群众指出这种思想的危害，使其认识到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为了纠正错误思想，除了加强理论上的教育以外，还必须允许开会的人尽量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针对主观主义问题，决议提出主要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去教育党员，让他们明白政治形势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从而消除主观主义的判断，要让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总之，党内的错误思想不利于党的领导，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思想建党的主要任务。

《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为主的情况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党从政治建党转向思想建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长征铸就崇高的理想信念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长征之所以取得重大胜利，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党坚持思想建党的原则，铸就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精神。

中央紅军进行战略转移前，就开始在思想教育上进行部署和准备。1934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下发《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等。这些指令涉及红军总政治部对各军团思想政治工作及群众工作的要求，如健全行军中的政治工作，在行进的空隙中，政治指导员、政治战士与党团员进行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健全军团和师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门的组织与工作，加强对中央派来的地方工作团的领导与教育;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与群众工作的教育，发放政治课材料;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散发和张贴宣传品等。

长征过程中，党的思想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也十分丰富。长征初期，根据地丢失和连续的战斗失败，让红军指战员士气低落，甚至出现了士兵逃回原住地的现象。为解决思想问题，党中央决定在全体指战员中间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各级党组织和红军各部队广泛宣传遵义会议精神及党中央指示，让广大红军指战员明确方向，坚定长征必胜的信念。根据战场情况及时整顿组织，调整战斗骨干，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制定誓词，颁发奖章以增强荣誉感，保障战士们士气高昂。同时，进行红军与国民党“白军”的对比，从精神上鼓舞全体战士的战斗情绪。另外军以上单位成立抚恤委员会负责抚恤残疾的红军士兵，优待伤亡的红军家属，改善战士的日常生活。

长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还特别注重方式方法。除了座谈谈心的政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基层组织开办训练班等一般形式，还有突出长征特色的特殊形式。红军总政治部的《红星报》、红一军团的《战士报》、红三军团的《战士》、红四军团的《红色战场》等党报、党刊均发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作用。长征中举办的学校，如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团、通信部队和卫生学校，红二、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供给学校和步兵学校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流动站。长征中的标语也很有特色，墙壁上的标语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便于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传播，红色革命歌曲易于传唱、接受度高，能够鼓励战士和感化群众，两者均为革命动员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灵活载体。此外，红军还广泛运用漫画、戏剧、舞蹈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

长征中的思想宣传和思想教育，坚定了红军的理想信念，鼓舞了战士们的革命热情，激发了红军部队的战斗力。长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维护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统一，推动实现两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乃至于长征的最终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创立党内集中教育形式

长征结束后，中国革命中心转入延安。这一时期，党有了一个相对和缓的外部发展环境，开始总结中国革命和自身的发展经验，无论在理论总结还是在实践探索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为适应全国抗战形势、加强自身发展以及夺取全国政权的多重需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成为摆在全党面前一个突出而紧迫的问题。

遵义会议后，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然而，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清算这种错误，教条主义还紧紧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从而阻碍着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时，随着党员队伍迅速扩大，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进了党内，为党内错误思想的滋长提供了新的土壤。为此，在全党开展一次普遍而深入的整风运动，十分必要。

延安整风前夕，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并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质，为全党整风准备了有力的思想武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同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加强调查研究，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9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提出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随后，整风运动在全党逐步开展起来。1942年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在延安的近万名干部普遍参加了学习。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重点是反对主观唯心主义。自1943年10月起，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路线是非。1944年4月，毛泽东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对高级干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各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作出公正的结论。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又是一次全党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党内集中教育的先河。整风运动从根本上转变了党内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党风、文风，党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正如邓小平所说：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

毛泽东思想形成及其

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

党创建之初，毛泽东就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这个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深刻阐述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严峻的形势迫使共产党人思考：如何积蓄和发展力量？革命的重心是放在农村还是城市？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决抵制党内教条主义错误，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并从理论上阐述和论证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其代表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文章，就是这一时期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理论成果和结晶，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基本思想和原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