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强

在兰州，黄河实在是一个不起眼的存在，夏秋季节河水浑浊，带着上游的泥沙和腐烂的树木、垃圾，平缓地经过这座城市，然后又带着这个城市的废水悄悄流走。春冬两季黄河河床降低，河面变窄，中山桥边行人都可以走进河床，捡上几块石头，然后扔进干枯萎缩的河道里，激不起半点涟漪。

虽然黄河非常不起眼，但是却是我来这座城市读书的理由之一，有山有水的城市，哪怕是浑浊的水、粗砺的山，也总是有城市该有的样子。而我的家乡，黄土高原腹地上的那个小村庄，却从古至今困在水里;没有水，山村和人一样贫瘠，所以从那个小村庄走出来的年轻人，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向水而生，哪怕生活过得再苦，总有一条河在心里静静流淌，那样的日子总是让人有奔头的。

我在这个城市里，无数次穿过黄河，七里河桥、银滩黄河大桥、雁滩黄河大桥、中山桥。我也无数次坐在南滨河路或者北滨河路边，望着黄河水悠悠东流去。但是提起黄河，我更愿意想到的是啤酒，黄河是一款啤酒。

夏天的时候，兰州的啤酒摊与牛肉面馆一样遍地开花，每个啤酒摊在夜晚来临的时候都是人声鼎沸，黄河啤酒支撑着兰州夏天的夜晚，支撑着那些渴望酒精的肠胃，也支撑着这烟火缭绕的人间。大学城里的水挂庄桥头，顺着倾倒垃圾的臭水沟，一字排开十多家啤酒摊，烤羊肉串的味道混合着酒精的味道，吸引着每一个经过的行人，也随时有行人走进其中的一个摊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羊肉串吹上几瓶。

在西北这座城，在甘肃这所二本院校，酒似乎是一门必修课，高兴了喝酒，郁闷了喝酒，没事的时候喝酒，有事忙完了喝酒。我们隨时能找到一个与这里发生关系的理由，撸起袖子坐在这里大喝一场。

那时候，我已经找到了一份报社的正式工作，虽然还在上大四，但是我每天还是要在7点之前赶到西北师范大学站，挤上已经拥挤不堪的11路公交车，顺着北滨河路一直到白塔山站，穿过中山桥到达我所在的工作单位。那家报社在8楼，那栋十多层高的楼上，开着各种各样的公司，一楼到四楼则是一家知名的酒楼，那时候我的工资也只能看一眼那个酒楼，知道它的所在。实际上，我在那个报社工作一年，也没有进过那个酒楼一次。

虽然薪水有限，但是好在已经不向家里伸手要钱，回家的时候还能给家里买些东西，剩余的钱则支撑着我在兰州的生活。住宿在学校，每天的花销只是饭钱和酒钱。在我那帮靠家里给的生活费生活的同学中间，我那微薄的薪水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可观了。所以在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总是要叫他们大醉一场，有时候在宿舍，奢侈的时候去学校东门外的烧烤摊上。

每晚，都有醉了酒的同学将酒瓶扔下宿舍楼，十几米的落差下去，啤酒瓶碎成孤独的形状，惊得楼下晚归的同学喊叫不已，宿管阿姨这时候也出来向楼上亮着灯的宿舍张望。然而孤独却是有恃无恐的，甚至是明目张胆的，在跟那些让人无所适从的岁月叫板。于是，有人在空荡荡的操场奔跑，有人在八楼的楼顶歌唱，也有人在女生宿舍楼前哭泣。

那些孤独的灵魂，需要用酒来慰藉。

低我两级的晓东是渭源人，生得瘦小，看起来有些温文尔雅，但是喝起酒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有一年快到暑假时，他在学校东门外的水挂庄臭水沟边的啤酒摊上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每天晚上工作五六个小时，每个月可以挣几百元的生活费用。有一天夜里，他打电话叫我们去喝酒，就在他工作的那个啤酒摊，我所理解的晓东的工作，最为方便之处是，叫谁来喝啤酒，都可以按成本价敞开喝，酒钱用工钱来顶。实际上也是如此，他在那里工作的两三个月时间里，酒钱似乎要比工钱多。

我们就坐在臭水沟边，羊肉串混合着臭水的味道随风飘过来，路边的车辆来来往往，荡起一层层尘土，晓东尽管用抹布擦着桌子，不一会儿还是会积下一层尘土。那是多么美好的夜晚，一张张桌子都被渴望酒精的胃坐满，小小的啤酒摊被高高低低的喧哗声填满，有人喝醉了高声歌唱，有人站在椅子上划拳，也有人站在水挂庄臭水沟边掏心挖肺地呕吐。

我能想起来的结尾，是我们相互搀扶着从水挂庄桥经过，南面的黄河水在暗夜里静静流淌，胃里的黄河却波涛汹涌。一位学长曾经说过，在兰州四年，无非是喝了四年黄河，这黄河既包括黄河水，也包括黄河这款啤酒。

与黄河啤酒离得最近的一次，是我站在黄河啤酒厂的院子里，而且不止一次站在那里，在为期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要去那个院子，在机器轰鸣的厂房外，搬起一罐罐铁罐装的扎啤，码放在门口的小卡车上。

那是我去报社之前的日子，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份勤工俭学的工作，就是给各大饭馆送黄河扎啤。这份工作并不轻松，但是考虑到家里的经济状况，我已经无法再张口向家里要生活费，虽然每月父亲也会偶尔打来几百元的生活费，但是这些钱显然无法支撑我在城市的生活。在经历过多次寅吃卯粮、上顿不接下顿、不知道向谁借钱的尴尬之后，我决定在暑假期间谋一份工作，哪怕是苦力活。实际上确实是苦力活，面试的老师傅看到一个大学生来应聘也有些愕然，问：“送扎啤是个力气活，都是下苦人干的，你能干吗？”我为什么不能干呢？走投无路的人有什么不能干呢？虽然我还没有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但是显然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

啤酒厂就在黄河岸边，紧邻南滨河路，黄河啤酒四个大字明晃晃挂在一栋大楼顶部，楼下就是酿酒车间，一瓶瓶啤酒从车间的小门运出来，然后被搬上货车。来来往往的大货车将原本不通畅的小院围得水泄不通，咒骂声此起彼伏。

我几乎能够看到，车间与货车之间，货车与最终的销售网点之间，乃至销售网点与消费者的食道之间，已经形成一条运输通道，这些啤酒如血液一般，被层层运输到每一个人的胃里。再看那些绿色的啤酒瓶，竟然有些血液的颜色，而我从来没有注视过这样多的啤酒，我也想象不到，这浑浊的黄河水是经过怎样的提取加工，变成那一瓶瓶让人又爱又恨的液体。车间的机器轰鸣，院里的货车络绎不绝。

我坐在面包车里，抽着一根兰州烟，默默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与我一起注视着的，还有几位师傅，我们都坐在面包车里，等待啤酒厂分配指标，然后将那一桶桶扎啤搬到车上。我们要做的，是将这些扎啤送往散布在这座城市大街小巷里的大大小小的饭馆。开车的师傅说，兰州的夏天，扎啤维系着食客与饭店之间微妙的关系，哪个饭馆要是没有冰冰的扎啤，多半是留不住食客的。所以每个饭馆里，都会立着一个或者两个扎啤机，随时供应新鲜的扎啤。

五个人，运送着兰州城内近百家餐馆的扎啤。那时候虽然瘦弱，但是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百余斤的一桶扎啤，抡起膀子就能扛上楼，其他送货的师傅也啧啧称奇，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学生干起活来不马虎。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老师傅们坐在牛肉面馆内，每人一碗牛肉炒面，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让我掏过钱，说等我工资发了再请他们吃饭。

但是我并没有来得及请那些老师傅们吃饭，在那里工作了不到半个月，原来我实习过的那家报社新闻部主任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希望我能去报社工作，是签合同正式工作而不是继续实习，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其实我在那家报社也仅仅实习了一个多月，与我一同实习的也还有其他同学，但是唯独我接到了电话。在那一刻，我感觉兰州的天空特别晴朗，黄河水也似乎不那么浑浊了。那一晚，我和同学坐在水挂庄桥边的烧烤摊上，一直喝到快天亮，然后摇摇晃晃去报社商量工作事宜。

当然，我也没能从送扎啤的公司要来一分钱的工钱，对方的理由是我工作不到一个月，公司规定干够一个月才会支付工资。我去的时候跟我一起送货的老师傅也都去送扎啤了，没有人替我说话，最后只能自认倒霉。好在我还有后路，报社的那个工作，更加体面一些，也应该会有稍微体面的收入。

相比于送扎啤的力气活，报社的工作并不轻松，初入职场的我并没有想象中的记者那样成为“无冕之王”，而是每天在寻找新闻线索的路上奔波着，偌大的兰州城，每天发生着成千上万的新闻，但是能走到我笔下的却微乎其微，它们似乎都隐匿在时光深处，并不希望被我看见被我记录。所以在报社的那一年里，很多时候我是无所事事的，在兰州的大街小巷行走，在黄河边闲坐。

南关什字有一处空地，人称万人坑，到底能不能坐下万人不好说，但是坐个千余人应该不成问题。无事的下午，我经常从单位出发，经过省政府，顺着酒泉路一路向南，一直走到庆阳路交叉口，东南角偌大的一片空地上，大大小小的啤酒摊扎着堆，肩上搭着毛巾的服务生一边招呼着桌上的客人，一边盯着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随便找一处坐下，就有服务生走过来招呼：来了嘛，喝个啥呢？于是，两杯冰冰的扎啤不一会便会送到桌上，午后的阳光透过凉棚照射下来，万人坑外的繁华似乎与此无关。

實际上，以我的工资水平，我也没法经常去“万人坑”，一杯啤酒就是我一顿午餐的费用。

偶尔，我也会在各种饭馆门口看到那些抡圆了膀子送扎啤的师傅，但是再也没有见过那几个跟我一起送扎啤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