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凡梦，鄢冉，刘恣妍，夏灿玮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100875)

城市化是从相对无人为干扰的自然生境向人类活动占主导的城市生境的过渡(Salaetal.，2000；Lowryetal.，2013)。随着全球工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其特点是：人造景观，尤其是建筑物和硬化的道路，取代自然景观(Salaetal.，2000)。城市化进程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多而加快，将有更多土地被改造以满足人类需求(Luck，2007)。城市化进程中，植被结构和组成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行人、车辆、噪音污染、饲养宠物和家畜)的干扰，已影响到野生动物的生存(Schlesingeretal.，2008；Parris & Schneider，2009)。生物多样性在城市化程度高且人口密集的地区趋于减少(Clergeau，2006；Huangetal.，2010)。但少数野生动物能够适应城市生境，对人工景观和人为干扰表现出更大的耐受性，甚至种群数量大幅增加，成为城市生境的优势物种(Clergeau，2006)。对这些物种的研究有助于了解野生动物对城市生境的适应机制(Slabbekoorn & Ripmeester，2008；Lowryetal.，2013)。

相比栖息于自然生境的同类或近缘种，适应城市生境的物种在形态、行为、生理、遗传上都会有相应的变化(Slabbekoorn & Ripmeester，2008；Cardoso，2014)。其中，行为调节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促进野生动物与人类共存的直接因素(Lowryetal.，2013；Soletal.，2013)。在面对捕食风险时，动物会采取反捕食策略以延续个体的生存，如，逃逸、伪装、物理防御、化学防御、选择天敌较少的生境栖息、避开天敌活动的时段(Cooper & Blumstein，2015)。其中，逃逸行为是鸟类最常用的反捕食策略(蒋一婷，丁长青，2014；方小斌等，2017)。逃逸行为降低了动物被捕食的风险，但在移动过程中增加了能量的消耗，并减少了觅食和休憩的时间(Dowling & Bonier，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