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齐林

小时候，我喜欢打赤脚四处乱跑，时间久了，脚底就结出一层厚厚的茧。这层茧成了一双无形的鞋子，让我毫无顾忌地在乡间的小路上狂奔，仿佛有了这层厚厚的茧就可以刀枪不入。堂姐比我们大三岁，活泼开朗，她喜欢光着脚丫子带着我们在田野里和山林间嬉戏奔跑。我们光着脚丫子踩在柔软的泥土上，泥土上留下我们清晰的足迹。我蹲下身来，一脸好奇地打量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脚印。脚印是脚的替身，是脚的影子，彼此形影不离。我熟悉自己身上的每个部位，但对自己的脚底却不太熟悉。脚底面朝大地，背向着广阔的天际，它用最简洁的语言诉说了一个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姿态。堂姐带着我们在山上玩得精疲力尽，我们躺在树杈上眯着双眼歇息了一会儿，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在全身，仿佛是在给人按摩。经过树叶的过滤，阳光也变得温和起来。下山时已近午后，我们赤着脚从山上跑下来，看着冒着热气的柏油马路，望而生畏。堂姐试着在上面走了几步，迅速退步到马路旁的草丛里。很快，光着脚丫的堂姐带着我们在马路旁边的田埂上飞奔起来。我们穿过一条条弥漫着泥土气息的田埂，迅速回到家中。“一个女孩子，怎么整天疯来疯去的！”堂姐一进屋，大伯就瞪着双眼骂了一句。

年幼时的我们赤着脚在田野里、山林间奔跑，整个山野之间遍布我们的足迹。泥土的气息透过脚丫子传上来，让我们迅速感受到大地的体温。这种泥土与肌肤的亲密接触，带着故乡山野的气息，原始而浓烈。

上初一后，堂姐仿佛变了一个人，不再打赤脚，也很少跟我们玩。夜幕降临，当我们在门外的空地上追逐嬉戏时，她安静地跟着婶婶在昏黄的灯光下绣鞋子。盛夏时节，堂姐用平时积攒的零花钱买了一双高跟鞋。当她踩着一双高跟鞋，穿着一袭白裙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仿佛仙女下凡，我们倍感惊讶。堂姐变了，变成了一个大姑娘，浑身弥漫着女性特有的气息。她穿着一袭镶嵌着红草莓图案的裙子，面带羞涩地行走在通往学校的路上，微低着头，不时有男生回过头来朝她张望。她像一朵盛放的荷花漂浮在水面上，释放着淡淡的香气，内敛而又炽热，吸引着路人的围观。在屋内，听到笃笃响起的高跟鞋声伴着银铃般的笑声，我就知道是堂姐回来了。初三毕业后，堂姐外出打工了。刚念初一的我，成了大伯专门的读信人。

微雨的清晨，穿着绿衣的送信人踩着单车在雨雾中穿梭，清脆的铃声划破了村庄的寂静。铃声越来越近，仿佛就在枕头边响起。送信人把车停泊在湿润的院落里，一夜的风吹雨打，弥漫着清香的花朵落了一地。睡梦中我隐约听见大伯的大嗓门，夹杂着一丝收到信件的喜悦。几分钟后，不识字的大伯拿着信件疾步冲进了我的房间。母亲在窗户边的那棵梧桐树下浣洗衣服，棒槌落在湿淋淋的衣服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林林，快起来给我看看，你堂姐来信了。”大伯兴奋地把信递给我，在床沿坐了下来。给大伯读信的温馨记忆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里：雨雾弥漫的村庄，微凉的清晨，耳旁响起浣洗衣服的哗哗水声，以及鸟儿清脆婉转的鸣叫声，我盘腿坐在床上，揉着惺忪的睡眼念信，大伯抽着旱烟坐在一旁，竖起耳朵认真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这样的场景在往后的岁月里时常闪现，在时间的发酵下充满象征意味，变成了故乡的另一种精神印记。

在信封右下角的位置，我看到“常登鞋厂”四个字。村里人每每问起大伯关于堂姐在外打工的情况，他总会一脸自豪地说起常登鞋厂。堂姐在信里说常登鞋厂是一个有着近万员工的大厂，生产的鞋子远销国外。每次写信回家，堂姐总会快递来几双鞋子。大伯和大婶穿着堂姐寄回来的鞋子，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赢得乡里人的不少赞赏。

城市里的路坚硬拥挤，很难留下足迹。一辆庞大的卡车载着沉重的货物疾驰在马路上，鸣着喇叭，肆无忌惮、横冲直撞的样子让人印象深刻。它呼啸着从我身边驶过，我瞬间就感到了自己的卑微与渺小。一条宽而长的轮胎印留在马路上，如此醒目。我走了几步，回头张望，发现马路上没有留下自己的脚印。蹲下来仔细寻觅，依旧没看到自己的鞋印。我像个孩子似的往水坑里踩了几脚，而后踩在干巴巴的马路上。借着水的神奇魔力，我看见了自己模糊的足迹。在人流密集的城市，我是一双毫不起眼的鞋子，怀揣着简历在南方的小镇上飞奔，留在地上的鞋印很快被激荡而起又落下的灰尘覆盖。我穿着一双蹩脚的鞋子，鞋子太紧了，我紧缩着脚趾在小镇上快速行走，汗流浃背。无数人从一条马路上走过，往返颠簸，路上的足迹早已面目全非。

又一个微雨的清晨，我踏上南下的火车，紧捏着一张纸，准备投奔在东莞一家塑料厂打工的堂哥。抵达东莞时已是凌晨三点，夜幕下的火车站灯火通明，人流如织。堂哥和堂嫂租住在一个狭小的出租屋里，白天他们去上班，我早早地起来乘坐3路公交车去智通人才市场寻觅工作。岭南初春的天气弥漫着一股燥热，我穿插在人群的缝隙里，四处投简历，拖着满身的疲惫归来时已是下午两点。狭小的出租屋内，我蜷缩着身体睡在紧挨着床的地鋪上。夜里，我在梦里回到熟悉的村庄。一条狗追赶着我，我慌不择路，在狗即将追赶上我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慌，一脚踹了过去。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柜子上的黑白电视机被我一脚踹到了地上。被惊醒的堂哥和堂嫂见状，立刻从床上下来问我有无受伤。堂哥围着电视柜检查了一圈，嘴里嘟哝着电视机怎么突然滑下来了，满是疑惑。关了灯，在黑夜的掩护下，我紧绷的神经舒缓开来，想起堂哥堂嫂适才关切的眼神，心底倍感愧疚。黑白电视机的屏幕裂开一条细长的缝，次日晚上堂哥带着我去二手市场重新淘了一台七成新的电视机回来。堂嫂这个带着闽南海水气息的女孩，总是半羞半笑地望着我，而后意味深长地望一眼堂哥。三个人挤在逼仄的出租房里，因了亲情的浸润，心底是温暖的。

一双脚在寻找一双心动的鞋子，一双鞋子在等待一双合适的脚。

青涩的爱恋，仿佛纯净的水。堂哥与堂嫂早在读高二时就认识了，他们通信两年，直到读大学时才相见。两年时间，一封封信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信纸上的每个字都滚烫而灼热，点燃了彼此内心的爱情。大学毕业后，相恋五年的他们相约来到东莞，而后在寮步富竹山的一个工厂里打工。堂嫂是冲破家里的层层阻力私自出来的，她家境优越，父亲在福建泉州开着一个鞋厂，收入颇丰。对于自己女儿的这段感情，堂嫂的父亲极力反对，甚至以断绝父女关系来威逼。在泉州富丽堂皇的别墅里，堂哥被赶了出来。“什么人穿什么样的鞋子，这样简单的道理还要我来教你吗？赶紧给我滚！”眼前这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堂哥未来的岳父，咬牙切齿地说道。堂哥独自一人失魂落魄地回到了东莞，堂嫂嘶哑的哭泣声回荡在他脑海里。这次受辱的经历一下子让原本阳光开朗的堂哥变得沉默寡言。几日后，我们投奔堂姐那边，匆匆把电视机贱卖给了房东。下午四点，堂哥孤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一脸悲伤。在阳光的斜射下，出租屋内细小的灰尘在房间上空沉浮着。

常登鞋厂名气很大，位于东城主山管理区。堂姐刚来这个鞋厂时做的是普工，后来调到了车间办公室。

公交车直达常登鞋厂公交站——一条公交路线能为一个鞋厂设立公交站，可见这个鞋厂的名气。振兴路因为常登鞋厂的存在变得忙碌而又喧哗，一辆辆汽车从马路上疾驰而过，南来北往，永不停息。

下公交车，左弯右拐，到堂姐所在的工厂宿舍时，我们已累得满头是汗。堂姐和堂姐夫还没下班。堂姐在办公室做接待工作，堂姐夫则在厂里做保安。堂姐高挑漂亮，人也聪慧。她对于伴侣的最终选择，在工厂曾引起轩然大波。“你太傻了，他怎么配得上你？以你的条件，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追你的人那么多，你偏偏选择他，你以后会后悔的。”堂姐的同事们对此议论纷纷。面对众人的非议，堂姐沉默着微笑面对。来自香港的经理一直在追求堂姐，得知堂姐的选择后，十分沮丧，借着工作之便四处向下属发泄情绪。曾经与堂姐同在一个宿舍的湖南女孩娟，看着香港经理隔三岔五给堂姐送玫瑰花，十分羡慕。她经常对堂姐说：“英子，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嫁给他可以少奋斗十几年呢！要是我，早就答应他了。”三个月后，堂姐惊讶地看见娟和香港经理走到了一起。有一段时间，娟仿佛沉浸在蜜罐子里，面色红润，甜甜的笑容时刻荡漾在嘴角。她踩着一双红色高跟鞋婀娜多姿地出现在办公室，高跟鞋敲打地面发出的嗒嗒声落在每个人的耳朵里，分外刺耳。堂姐盯着那双鞋看了很久，那是她一直想买的一双鞋。那天周末她和娟一起去逛街，她和娟站在橱窗前，冲着这双漂亮的鞋看了很久。现在，这双一千八百多块的鞋穿到了娟的脚上。一千八百多块，相当于堂姐一个月的工资。下班的铃声响起，待办公室的人都走了，娟脱下红色的高跟鞋，递给一旁的堂姐。“英子，你穿一下，应该比我更好看。” 堂姐接过鞋子穿上，优雅地转了转身子，立刻引来娟啧啧的惊叹声。“英子，你身材高挑，瓜子脸，配上这双鞋真是太好看了。” 堂姐脱下鞋子还给娟，从短暂的沉迷中迅速回到了现实里。“要不这双鞋子送给你穿吧，英子，我叫他再买一双。”娟天真的想法逗笑了堂姐。

很快娟调到了办公室做财务助理。然而好事不长，半年后，那个口口声声说自己还未婚的香港经理的老婆，听闻他的外遇后特意从香港飞过来大闹一番。在偌大的办公室，众目睽睽之下，香港女人气势汹汹地揪着娟的头发，摁着她的头狠狠地撞在墙上。办公室里静得可怕，没人敢出手相助。“你个臭不要脸的，破鞋！”狠狠地骂了一句，出了一肚子恶气之后，女人扬长而去。一个星期后，香港经理被调离了工厂，娟也被扫地出门。晚霞满天的黄昏，娟拖着行李箱走出了这个她工作了六年的工厂。那双红色的高跟鞋被她砍成两段，扔在了厂门口的垃圾堆里。堂姐一直把她送出厂，看着她上了车，才缓缓离去。堂姐是理解娟的，与她一样只有初中文化的娟，很想早日改变自己的命运，哪怕是偏离一点点正常的轨道。送完娟回来的路上，在厂门口，堂姐又看见了那双被砍成两段的高跟鞋，在落日余晖的映射下，红色的色泽显得异常醒目。

鲜红的玫瑰铺设在情感的陷阱上，一踩踏下去，就是沉沉的黑暗。堂姐的选择是对的，她没有被欲望冲昏头脑，没有被城市的气息腐蚀，她还保持着一个农村娃固有的朴素与淡然。姐夫是个憨厚的人，他对堂姐的爱是真挚而质朴的。一个情感的陷阱，就这样被堂姐轻易地化解开来。

听说我们过来了，堂姐早早地下班，去附近的菜市场买了鱼、虾，还有新鲜的蔬菜。姐夫有着东北人的豪爽，晚上我们待在狭小的屋里喝酒时，醉得一塌糊涂，堂姐站在一旁劝我们少喝点。房间不大，靠门的那边放着一张床，前面是一台十八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右边是饭桌，阳台则成了厨房。晚上，堂姐和姐夫在床上孩子似的嬉戏，我和堂哥就在地铺上打扑克。在昏黄灯光的映射下，房间里弥漫着温馨之感。

路过常登鞋厂时，堂姐特意停下脚步，指了指灯火辉煌的工厂对我说：“林林，你看，这就是常登鞋厂。”堂姐说这话时眼底满是自豪。这是一家近万人的工厂，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入驻了东莞。每逢下班的铃声响起，密集的人群潮水般涌荡过来，流向马路的各个角落，马路边寂静了一个下午的大排档、理发店、服装店、快餐店仿佛被施了法术一般，瞬时变得喧嚣起来。这个近万人的工厂养活着这片工业区的大小摊贩。次日，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我踮起脚，透过洁净的车窗，看见常登鞋厂深红色的厂房、绿油油的草坪以及在微风中摇曳的棕榈树。

一个月后，我去了桥头的一家制衣厂做储备干部。在工厂，我像一只孤零零的鞋子，向隅而坐，不敢随便走动。每到周末，堂姐总会打电话过来，叫我下班后去吃饭。桥头到东城，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厂里每个星期休息一天，星期六下午，我總会借口出去拿样品，提前一个小时下班。辗转几趟公交车，抵达常登鞋厂公交站时，窗外已是灯火辉煌。一下车，就看见堂姐熟悉的身影。堂姐亲昵地挽着我的手，问我累不累。到了宿舍，堂哥和堂姐夫正在饭桌前等我，饭桌上摆满了弥漫着家乡味道的菜肴。次日黄昏时分，吃完晚饭，我又恋恋不舍地坐上了开往桥头的公交车。转头，透过窗玻璃，我看见夜色中堂姐瘦削的身影。我通过来回的颠簸，来获取漂泊异乡时亲情给予的温暖。

半个月后，堂哥打电话告诉我，他去了江门一家公司上班。一切似乎安稳下来。年底时，堂哥忽然又辞职去了福建堂嫂那里。为了这份爱情，堂哥选择了孤注一掷。鞋的命运像极了彻夜流淌的水，浑身弥漫着漂泊的气息。一双双鞋堆积在黑漆漆的仓库里，难以再漂洋过海重见天日。由于受海外市场的冲击，次年10月24日，厂方突然宣布不再继续从事鞋业生产加工，将单方面解除与员工的合同，并为员工准备了4000余万元的经济补偿。堂姐待了七年的常登鞋厂像一头巨象般轰然倒下，溅起的尘埃模糊了人眼，让人们顿时失去了眺望远方的能力。一切发生得很突然。从秘密渠道早日得到消息的其他鞋厂，在常登正式宣布停产倒闭的当天纷纷前来抢人。许多在常登干了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的老员工都恋恋不舍地待在附近的出租屋里，抱着一丝幻想，期待着工厂的大门能重新开启，机器的轰鸣声能继续在耳边响起来。他们日复一日地等待着，靠在附近的鞋厂打一些零工度日。直到深圳一家印刷厂即将入驻常登新厂房的消息传来时，潜藏在他们心底的希望才被无情地浇灭。一双双鞋慌乱地离开常登鞋厂，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路。堂姐和堂姐夫各自从厂里拿到一些补助，回了老家。在拥挤的火车站，望着他们渐渐离去的身影，我心底空荡荡的。那些相聚在一起短暂而温暖的时光，不时在某个瞬间突然出现在脑海里，让人猝不及防。

半年后，我与已在大岭山一家鞋厂上班的堂姐重返常登鞋厂。夜幕下，曾经灯火辉煌的工业区一片漆黑，只见几盏微弱的灯火在暗夜里发出昏黄的光晕。治安岗亭里的灯灭了，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以往这里有两个治安员，常驻在岗亭里值班巡逻。堂姐久久地站立在常登鞋厂的大门口，这个曾经消耗了她青春年华的鞋厂，此刻依旧空荡荡的——深圳那家印刷厂迟迟没有入驻。恍惚中，侧耳倾听，耳边仿佛又回荡起机器的轰鸣声。厂门口不远处仍有几家店铺在硬撑着。堂姐带我走进了常登美发店。鞋厂倒闭了，这家以常登命名的小理发店依旧在这里。店主是一个年逾四十的中年女人，齐腰的长发染成了金黄色，嘴角长着一颗痣，微笑时露出醒目的鱼尾纹。见了堂姐，她亲切地喊着英子。她们仿佛多年未见的亲人一般，热情而又亲切。堂姐称呼这个女人为芳姐。堂姐跟我说，她刚进常登鞋厂的第一天，就是在这个理发店剪的发。“以前常登鞋厂还没倒闭时，我这个理发店一天能有四五百的收入，现在一天的收入还不到一百块。再撑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直接关门回老家了。”芳姐一边紧握堂姐的手，一边叹息着说。

“芳姐，你怎么还不挪挪地方？别的店铺都关门了。”堂姐问道。

“我毕竟待了二十年，对这里感情挺深的，有点舍不得。这二十年就是因为开了这家理发店，我和我老公供三个孩子上完了大学。”芳姐感慨地说。

从芳姐的美发店出来，再往前一百米是小便利店。堂姐在便利店买了两瓶矿泉水。店老板自嘲似的跟我们说：“这两瓶水就是我今天一天的收入了。去年常登没倒闭前，我这店一天的收入有两百多。”我们听了很是惊讶。“再过几天，我就把店关了。”店老板笑着说。外面漆黑一片，只看见几盏灯火在夜风中摇曳着。

人不是孤立的个体，人的命运被尘世的千丝万缕牵绊着。半年后，我从桥头跳槽到虎门的一家工厂。在前往就职的路上，我忽然接到堂姐的电话。“林林，我晚上回老家。我们仓库主管私自偷原材料卖，我们几个仓管无辜受牵连，都被炒掉了。”堂姐说。原来，堂姐和另外一个同事加班到深夜，竟意外发现了仓库主管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意外发现，仿佛一个烫手的山芋，让她们感到左右为难。正当她们纠结着要不要把这个秘密上报给老板时，仓库主管却被直接开除了。没过两天，她们也被扫地出门。她们不敢充当告密者，却一不小心被误判为为虎作伥的同谋。

在工厂，一只鞋漂洋过海到异乡，一辈子颠簸在异乡的路上。一双鞋的命运，像极了一个人的命运。在鞋厂待了近十年的堂姐，鞋的气息已经融入她的骨髓里，她对一只鞋子的命运早已烂熟于心。鞋子在路上留下脚印，脚印又迅速被弄得面目全非，却在心底划下深深的印痕。城市的路纵横交错，即使有红绿灯的指引，也很容易让人成为迷途中的羔羊。一双鞋走多了弯路，便渴望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

各奔东西后，几年间，我辗转于珠三角各地。怀揣着一张简历，奔跑在工业区尘土飞扬的路上，颠簸已成为生命的一种常态。我频繁地从一个工厂跳槽到另外一个工厂，借着短暂的离职时间躲在静静的出租屋里栽种文字的森林。工厂仿佛一双巨大的鞋子，我是里面的一粒尘埃。 2010年初秋，我辞去了虎门塑胶厂的工作，带着六千块钱积蓄隐居在靠近常登鞋厂的一个出租屋里。我关闭手机，像一滴水消失在水中，没人知道我去了哪里。我不敢向别人吐露实情，怕一说出来会成为别人冷嘲热讽的对象。工厂千篇一律的生活让我感到窒息，整个人仿佛置身于无形的牢笼之中。在狭小简陋的出租屋里，每天清晨醒来，内心总会油然涌起一股浓浓的恐慌感。离职后，我带着手提电脑来到常登鞋厂附近的工业区。工业区静悄悄的，与其他工业区的喧嚣相比，这种寂静让人感到不安。这些年，这款从二手市场淘回来的笔记本电脑一直形影不离地跟随着我，在我眼里，它不仅仅是一台电脑，而且成了一个忠实的倾听者。这台陈旧的电脑跟着我在异乡的小镇辗转颠簸着，毫无怨言，仿佛一个忠诚的伴侣，与我相依为命。我租住在一个隐蔽而又安静的小楼里。这是一个庭院，二楼住着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一楼则种满了各种盆栽，地上爬满墨绿的苔藓。晨曦时分，我从睡梦中醒来，透过窗户能闻到花香。站在庭院里，花草在晨风中摇曳起舞。我把手机关闭，一整天待在屋子里，足不出户，屋内只听见我敲打键盘时发出的啪嗒声。黄昏时分，我在屋子里写作累了，就爬到顶楼的阳台上眺望。站在楼顶，能隐约看到常登鞋厂的厂房。熟悉的厂房以及堂姐、堂姐夫曾经住过的宿舍，此刻在我眼底弥漫着怀旧的光泽，它们给了寄居异乡的我情感上的依托。

我渴望通过写作闯出一条路来，但很快，我就觉察到这个想法的幼稚与可笑。三个月后，隆冬时分，我带着几十万字的散文和小说狼狈地回到了东莞寮步，借住在寮步一个高中同学的出租屋里。房间潮湿而阴冷，窗玻璃满是窟窿，寒风透过一个个窟窿在房间四处游弋。除了通知面试的电话打进来时，手机会通过声音来显示它的存在，其他时刻手机都是静悄悄的，仿佛一个失语的病人。我静静等待着，希望有通知面试的电话打进来。每次面试归来，我都时刻盯着手机，期待手机突然响起来。但手机仿佛昏死过去一般。我被一股忧伤的情绪压抑着，内心沮丧不安。无奈之下，我在QQ上问一个高中同学借五百块钱。朋友冷冷地对我说，现在五百块钱能干什么？不是不借给你，我是想问你，这些年除了文学，你还做了些什么？这句满是针刺的话让我整夜难眠。多年过去，朋友的这句话始终在我脑海里回荡着。我没有怨恨他，他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剑，一直提醒着我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午后，窗外阴沉沉的，心灰意冷的我正躺在被窝里想着即将到来的春节，电话忽然尖锐地响了起来。突然响起的电话声让寂静寒冷的房间多了一丝生机。是堂姐。自从堂姐回到湖北老家后，我已经近一年没与她联系了。“林林，你在哪里？我现在在大岭山汽车4S店做销售呢。”放下电话，我冰凉的内心似乎温暖了许多，堂姐让我明天中午去她那里一趟。

在大岭山的4s销售大厅，堂姐的照片醒目地张贴在公告表扬栏。两寸的照片上方写着“突出贡献奖”和“季度销售冠军”的字样，照片上的堂姐自然大方地笑着，笑容里能捕捉到一股强有力的自信。“走，林林，我请你去吃大餐！刚发工资，底薪加上提成有将近一万五。”堂姐亲切地挽着我的手，笑容灿烂，眼底闪烁着明媚而又温暖的光芒。原来，半年前，堂姐经人介绍来到这家店做汽车销售，刚来时面对店里众多的大学生，堂姐备受冷落，但很快她就调整过来，凭借自己良好的形象和乡村人质朴真诚的服务赢得了众多客户。堂姐采取了笨鸟先飞的方法，别的同事每天打五十个电话，她就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天打一百个电话。此外，她还把公司的宣传单复印了几百份，下班之余，就独自乘车到附近的工厂和小区发放宣传单。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堂姐成为店里的销售冠军，公布业绩的那一刻，引来众多同事的啧啧赞叹。

吃完晚饭，夜幕已经降临，堂姐把我送上公交车。上车的一刹那，堂姐塞给我一双耐克跑鞋。我正欲转身，车门咔嚓一声关上了。我紧紧地抱着鞋子，透过车窗，看见堂姐正朝我挥手。在疾驰的公交车上，微信突然响起，堂姐转过来两千块钱。这应该是堂姐刚刚拿到的季度奖励。“就当是姐借给你的，省着点花，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姐相信你是最有出息的。”盯著堂姐给我发来的信息，夜色中，我不禁双眼湿润起来。回到出租屋，已近深夜十点。昏黄的灯光下，我脱下沾满灰尘的旧鞋子，换上崭新的跑鞋，试着在屋子里跑了几步，整个人仿佛轻盈了许多。

一周后，我在东城主山一家鞋厂找到了一份文案策划的工作，写文案策划之余，还负责公司的内刊。又是鞋厂。一双双鞋子几乎串联起了我整个生命的记忆。记忆是刮下的鳞片，布满了血丝。东城，主山。转了一圈下来，我又回到原点，日子重新回到朝八晚六的状态，像一个陀螺，随着日夜轰鸣的机器飞速旋转起来。

深夜，我穿着堂姐送给我的那双耐克跑鞋，在工业区的篮球场上飞奔着，一圈紧接着一圈。夜风从耳边呼呼刮过，我沉浸在飞速奔跑的快感里，往昔漂泊的点滴足迹不时回荡在脑海中，指引着我不断前行。暗夜里，我加快了奔跑的速度，整个人几乎要飞起来。

责任编辑   刘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