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柳琳，丁孝智

(1.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州 510030； 2.肇庆学院 发展规划处，广东 肇庆 526061)

提要：企业家精神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内在驱动力。用2009—2017年沪深A股市场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将企业家精神、产权异质性、行业异质性等指标纳入计量模型，考察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考虑产权与行业异质性后，企业家精神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力度大于非国有企业，企业家精神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拉动力度更大，但企业家精神对国有高新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的促进力度有所削弱。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国内资源比较优势丧失和技术竞争加剧的双重挑战[1]，依靠要素、资源粗放型发展已难以为继。要实现发展动力的转变，关键靠创新[2]，技术创新是提升经济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增长的源泉[3]，以创新驱动发展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必然选择[4]。然而，在推进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我国也面临诸多困境，其中之一就是内在驱动力不足和缺乏新动能[5]。企业家精神具有创新、创业与冒险的精神特征，具备责任意识、成就意识与人力资本等企业家具有的精神特质[6]。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是创新行为的重要原因[7]；企业家精神决定技术创新的方向和运行机制，是技术创新的首要条件[8]，是推进技术创新的推动力、倡导力与实践者[9]。那么，企业家精神能否成为促进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企业家精神是如何促进技术创新的？这种促进水平是否有产权差异与行业的差异，或者是产权与行业差异共同作用又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答，为企业家精神培育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相关文献显示，当前多数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10]、企业家精神与创新[11]、企业家精神与产业集聚[12]、企业家精神与公司治理[13]、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成长[14]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机制[15]等方面，但涉及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微观层面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Schumpeter指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企业家对生产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创造了新原料、新工艺、新产品以及新市场等创新成果[16]。Miller等提出企业家能力、社会资源和创新创业机会识别对技术创新的产生与扩散速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7]。Spulber等认为企业家能力对技术创新方向与决策具有显著影响[18]。周虹指出企业家对创新设想、创新方式、创新成果有极其重要的影响[19]。潘健平等研究了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具有风险偏好适应性，同时具有较强的机会识别能力，这两方面的特征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20]。二是在宏观层面下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邵传林等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有利于推动区域技术创新，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有利于推动区域创新驱动发展[21]。也有研究认为企业家创业精神通过产生“租金”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与人力资本效应等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发展[22]。已有相关文献呈现了多个视角下，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却未能揭示企业家精神影响技术创新的详细机理，也忽略了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更未深入探索企业产权异质性与产业异质性共同作用下，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内部作用机制与效应的差异性。

基于此，将企业家精神视作为技术创新的内在驱动力，考察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深入探讨在企业产权异质性与产业异质性下，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对企业家精神构建了创新精神、人力资本积累以及责任意识3个维度的测量方式，并通过2009—2017年沪深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详细分析了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的3个维度(专利授权总量、发明专利授权总量、使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总量)的影响效应，深化了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影响内在机制的认识和理解，深入讨论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影响效应是如何受到企业产权异质与产业异质特征的影响，为理解产权异质与产业异质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差异提供了新视角。

二、研究设计

以2009—2017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考虑了时间和企业因素，这有利于得到更加客观真实的结果。

(一)数据来源与筛选

以2009—2017年沪深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企业进行了一定的筛选：(1)剔除了数据严重缺失或重要数据缺失的企业；(2)剔除了ST或PT类企业；(3)剔除了数据明显异常的企业，如资产负债率大于100%的企业；(4)剔除了上市不满一年的企业。经过上述的筛选符合要求的样本有5 703个，为非平衡面板。所有数据均来自WIND与国泰安数据库并进行相应的整理和计算得到。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为研究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需要对企业家精神和技术创新进行量化。已有研究中，部分文献对企业家精神直接用研发投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来量化，然而人为用单一指标的量化方法不能全面的涵盖企业家精神，研发投入比仅仅只能反映创新精神，而企业家精神还应包括企业家人力资本积累以及责任意识方面，因此，参考王飞和丁苏闽[23]对企业家精神的度量方式，从创新精神、人力资本积累以及责任意识3个维度对企业家精神进行度量，其中责任意识分别从员工、客户、供应商、股东以及债权人5个角度选取代理变量进行量化。技术创新从3个方面进行量化，分别为专利授权总量、发明专利授权量以及实用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为了避免其他因素对研究的影响，还选取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并将其纳入模型中。具体变量的选取与说明如表1所示。

(三)模型的设定与说明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构建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解释变量，技术创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TECit=α0+α1EPit+∑βControlit+μi+εit，

(1)

TECit=α0+α1EPit+α2SOEit+α3ESOEit+

∑βControlit+μi+εit，

(2)

TECit=α0+α1EPit+α2DUMit+α3EDUMit+

∑βControlit+μi+εit。

(3)

其中式(1)、式(2)、式(3)中，i表示第i家企业，t表示第t年的数据。TEC表示技术创新，分别指APAT、MPAT以及WPAT。EP为企业家精神综合评价指标。Control为控制变量，分别为SIZE、LEV、ROA、OSR、ACEO、MRZ。式(2)和式(3)中ESOE和EDUM分别为企业家精神EP与SOE和DUM的交叉项，用于检验产权性质和高新技术行业对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μi为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性，εit为随机扰动项。

企业家精神的综合评价主要从创新精神、企业家人力资本积累以及责任意识3个维度进行。采用降维的思想，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企业家精神进行综合评价。具体计算方法如式(4)：

Fj=∑Aijyi。

(4)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进行模型的参数估计之前，先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数字特征分析，为了避免极端值对研究的影响，对各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且后续的分析均采用处理后的变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3种技术创新变量的均值分别为2.983，1.638，2.552，标准差均小于3，这表明样本企业技术创新未呈现明显的波动。偏度值均大于0，峰度值大于3，说明样本企业技术创新不服从正态分布。企业家精神的标准差为0.354，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异较大，企业家精神未呈现明显的波动，但是不同企业间呈现较大的差异。产权性质虚拟变量的均值为0.335，高新技术行业虚拟变量均值为0.545，这说明国有企业占比33.5%，高新技术行业占比54.5%。控制变量中，ROA的均值为0.039，样本企业的平均资产报酬率为3.9%，其他控制变量的标准差均小于3，各变量未呈现明显的波动。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筛选与检验

由于选取的是面板数据，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时需要对模型的类型进行筛选。面板回归模型主要有混合效应、固定效应以及随机效应三种形式。常用F统计量进行检验是选择混合效应还是固定效应，若F统计量的p值通过了0.05显著性检验，则应拒绝选择混合效应的原假设。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可以用豪斯曼检验进行判断，若豪斯曼检验的p值小于0.05，则说明应拒绝随机效应优于固定效应的原假设。为了对上述模型进行筛选，对式(1)中以APAT为因变量进行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并将结果整理至表3中。

表3 豪斯曼检验与F检验

F检验表明，个体之间的特征存在差异，因此拒绝选择混合效应的原假设。豪斯曼检验的统计量值为183.33，对应的p值小于0.05，故拒绝随机效应优于固定效应的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

(二)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总体效应分析

对式(1)进行参数估计，将参数估计结果整理至表4中。由式(1)的参数估计可知，模型1中，EP的系数为0.897 6，且通过了0.0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说明企业家精神对专利授权总量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模型1中，EP的系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企业家精神对发明专利授权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模型3中EP与WPAT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同向变动关系。式(1)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盈利能力、账面市值比以及资产负债率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与企业技术创新呈现反向变动关系；CEO任职年限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资产规模、销售规模以及CEO年龄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表4 式(1)的参数估计

(三)企业产权异质性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由式(2)可知，模型4、7、10分别为考虑产权性质的交叉项的回归结果，模型5、8、11为企业家精神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模型6、9、12为企业家精神对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见表5)。在模型4、7、10中，企业家精神与产权性质的交叉项ESOE的系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企业家精神对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力度更大。为了更加直观地比较企业家精神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进行了产权属性的分组回归。在模型5、8、11中，EP的系数分别为1.489，1.384，1.369，且通过了0.0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模型6、9、12中，EP的系数分别为0.659，0.793，0.478，且通过了0.0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说明企业家精神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力度大于非国有企业。控制变量中，除了CEO任职年限外，其他变量与式(1)的估计基本一致。CEO任职年限不利于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但是有利于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

表5 式(2)的参数估计

(四)行业异质性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由式(3)的参数估计可知，模型13、16、19为考虑高新技术行业虚拟变量与企业家精神交叉项的回归结果，模型14、17、20为企业家精神对高新企业行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模型15、18、21为企业家精神对非高新技术行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见表6)。在模型13、16、19中，企业家精神与高新技术行业虚拟变量的交叉项EDUM的系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企业家精神对高新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的促进力度弱于非高新技术行业。为了更加直观地比较企业家精神对高新技术行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进行了行业分组回归。在模型14、17、20中，EP的系数分别为0.728，0.792，0.563，且通过了0.0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模型15、18、21中，EP的系数分别为1.035，1.138，0.869，且通过了0.0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说明了企业家精神对高新技术行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非高新技术企业的促进力度大于高新技术企业。控制变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与式(1)的估计基本一致。

(五)企业产权与行业异质性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对高新技术行业按不同产权属性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在国有企业组中，EDUM的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说明企业家精神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在非国有组，EDUM的系数在0.1和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企业家精神对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的促进力度有所削弱。

表6 式(3)的参数估计

表7 高新技术行业技术创新样本回归

续表

(六)稳健性检验

通过参数估计验证了各指标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为了检验上述模型的稳定性，还需要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常用的稳健性检验是对因变量或自变量重新度量、更换参数估计方法、在原模型中增减变量或者替换变量等。通过把企业盈利能力ROA换成企业每股收益率EPS，同时增加两个控制变量——企业年龄以及企业股票收益率，对模型进行再次估计。通过稳健回归的参数估计表明，模型的结论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说明构建的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四、主要结论与相关启示

(一)主要结论

将企业家精神作为技术创新的内在驱动力，旨在揭示在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企业家精神是如何影响技术创新的。运用2009—2017年沪深A股市场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3个维度的企业家精神评价体系，3种技术创新的测量方式，将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以及产权异质性与行业异质性等因素纳入计量模型，进行实证考察得出：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产权异质性的维度来看，企业家精神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均呈现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企业家精神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力度大于非国有企业。从行业异质性的维度来看，企业家精神对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均呈现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拉动力度更大。同时考虑产权异质性与企业异质性时，企业家精神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的促进力度有所削弱，这表明企业家精神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和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存在抑制作用。

(二)相关启示

1.弘扬企业家精神，营造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良好环境

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正当权益的法治环境。当前影响企业家精神培育与发挥的关键要素是企业家的正当权益难以得到有效、及时的保障，加强对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权益的保护，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是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必要前提。政府要研究制定企业家合法权益受损的救济补偿机制，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家信心，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发挥。营造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营商环境。营造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要进一步完善各类所有制经济企业家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与规则平等的营商环境，建立新型“亲清”政商关系，要进一步减少企业负担，保证政府监管的公平性与规范性，使各类所有制经济企业家能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并同等享受法律保护。营造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只有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和健全防范和化解创新风险的体制机制，才能更好地鼓励企业创新，激发企业家的创新创业和冒险精神。

2.制定发挥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促进作用的政策

企业家精神的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意识能为技术创新提供原动力。对此，要充分发挥企业家在资源优化配置、组织管理与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才能和领导力，通过鼓励企业家创新与营造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围绕技术创新的关键环节，建立竞争性薪酬激励机制，让企业家主动参与创新，利用企业家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以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同时，要根据企业的产权异质性与行业异质性，采用差异化企业家精神培育策略，要探索破解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和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来抑制企业家精神发挥的难点，从政策、观念与社会氛围等方面加快企业家的培育，尽快彰显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3.要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以企业家精神进一步提升国企创新活力

企业家精神对国有高新技术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产生激烈的竞争环境，培育企业家精神，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热情，实现国有企业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更好地促进企业家精神对国有高新技术创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