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锋，杨 涛

（1.兰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730020；2.湖北经济学院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北 武汉430205）

一、问题的提出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1]1-2。黄河流域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在维护我国生态安全方面发挥着突出作用；经济方面，黄河流经九省区，流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7.8%。流域区以全国近1/3的人口数量贡献全国1/4的经济总量，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区域。随着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问题与经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协调处理好二者之间关系，构建生态友好型区域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首次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1-2。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格局进行分析，是厘清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及其关系的关键，也是进一步探索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路径的前提，对于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流域具有自然区域和社会经济单元的双重属性[2]14-19。流域经济以河流为纽带和中轴，以流域为载体，以水资源为主进行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经济[3]118-120。流域经济是实现区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4]67-70。以流域为单元进行开发和治理，有利于结合区域自然、社会和经济要素，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协调[5]3-9。由于区位、自然禀赋、制度等因素差异，使得流域经济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6]269-276;[7]60-67。对我国主要流域的有关研究发现，流域经济普遍呈现从下游到上游的梯度递减规律[8]1308-1313;[9]40-44，而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异规律却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反[10]1-5。流域经济具有区段性和差异性的同时，又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和关联性[11]525-529。我国当前分区属地管理制度造成对流域经济整体性的分割。一方面，不利于域内产业布局优化，难以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势互补，流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受到制约[12]277-282；另一方面，流域资源环境的跨界外部性使各方利益冲突日益尖锐，对流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严峻挑战[13]241-244。协调处理好流域开发中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配，是解决流域环境经济问题的关键[11]525-529。有学者提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流域协调管理机构和完善内部市场体系，推动流域经济形成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的点、线、面、体发展格局，促进流域内有序分工和优势互补，实现流域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的一体化[4]67-70。还有学者认为应通过税收补贴、排污付费、水资源定价和市场交易等手段将流域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内部化[14]21-26，应在流域环境经济功能分区基础上，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保证流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15]20-24。

由于自然环境脆弱，黄河流域开发过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尤为突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对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尤为活跃，研究视角涉及生态优先、发展动能转换、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维度[16]76-86。为落实生态优先战略思想，需根据区域生态环境状况，从空间、强度和开发方式上对流域矿产资源开发进行管控[17]137-149。建立和健全流域内跨省的上下游横向补偿机制和其他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机制也是深化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举措[18]196-201。就发展基础而言，单一化的能源化工产业体系使脆弱的环境面临生态胁迫[19]127-136。流域内农业经济脆弱，经济联系松散，投资和产业转移等动力不足，使高质量发展受限[20]409-423。分类、协同、绿色、创新、开放的战略性思路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主要方向[21]26-34。流域内既要构建长效机制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全局谋划、分区联动协调[22]33-39，又要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以点带面实现全流域高质量发展[20]409-423。在流域发展特征上，黄河流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有研究表明，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低于中下游地区[23]115-126。而流域各地区内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特征[24]11-18。产业结构、基础设施、信息化水平等是影响其空间关联的主要因素，但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联系不够紧密[25]91-99。在流域资源环境效率上，有研究发现黄河流域能源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演变趋势，空间上从下游到上游依次递减[26]150-158。生态效率也呈现与之相似的空间递减规律，并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等措施十分必要[27]46-58+127。由于技术效率的掣肘，流域内大部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且空间分布由多极化向单极化趋势演化，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渐凸显[28]59-70+127。

可以看出，关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以及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正不断深入，形成了学科交叉研究、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结论和观点“百花齐放”的局面。围绕流域经济、环境的空间特征，形成了对加强流域内协作联系、协调流域环境经济发展格局的深刻认识，并就协调流域环境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指导性建议。但将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作为平行系统，对流域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作用机制、空间关联及其时间演化趋势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本文从时空格局演变视角，动态分析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有助于深化对二者演变规律和运行态势的系统认识。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基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特征，将指标体系分为子系统、要素层和指标层3个层次。其中,生态环境子系统（EES）包括生态环境条件、生态环境压力和生态环境保护3个要素层，经济发展子系统（EDS）包括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和经济水平4个要素层。分别选取与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子系统中各要素准则最贴切并具备观测条件的12个和15个指标，作为生态环境子系统与经济发展子系统综合评价的基本指标（见表1）。

（二）数据处理

为消除原始数据量级和量纲差异，使用极差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正向和负向指标按下式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式中：Xij为指标的标准化数值，xij为指标的原始数据，max(xij)和min(xij)分别为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表1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使用实际应用比较广泛的熵值法确定权重，并运用多目标加权求和模型分别计算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发展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UEES和UEDS分别为生态和经济系统的综合效用函数；wEESj和wEDSj分别为两系统的指标j权重；XEESj和XEDSj分别为两系统指标j的标准化数值。

本文数据基于2006—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黄河流域各省统计年鉴，经作者整理而成。部分年份指标数据缺失，采用插值法补齐。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模型和生态环境与经济相对发展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协调发展模型由耦合协调模型发展而来，具体如下：

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

式中：C为耦合度，C∈[0，1]；C越接近于1，耦合度越高；C越接近于0，耦合度越低。K为调节系数，K≥2，取K=2。

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模型：

式中：T为综合评价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数①a和b为待定系数，且满足a+b=1。本文认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因此取a=b=0.5。。

本文借鉴廖重斌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分类方法[29]3-5，根据协调发展度D的数值大小，将协调发展分为三类10个等级（见表2）。

生态环境与经济相对发展模型：

协调发展度D可以测度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但无法判断两个系统的相对发展状况。因此利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构建生态环境与经济相对发展模型。相对发展度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UEES和UEDS分别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综合指数②公式（8）中，若0＜β＜0.8，界定为生态环境滞后于经济发展；0.8≤β≤1.2，界定为生态环境与经济同步发展；β＞1.2，界定为经济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根据生态环境与经济的相对发展度，将每一协调发展等级细分为环境滞后型、环境经济同步型和经济滞后型三种（见表2）。

表2 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类型

续表2

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分析

（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整体水平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呈平稳上升趋势，2005—2009年生态环境系统发展水平上升略快，2010—2013年增速放缓。2014—2017年基本保持平稳（见表3、图1）。2005—2013年经济系统发展水平总体上保持较快的提升速度。2014—2017年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增速略有放缓。2005—2013年经济系统发展水平低于生态环境系统发展水平。2014—2017年两系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

总体而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和经济都有所进步，但也存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步伐放缓、生态环境面临停滞和衰退的风险。

表3 2005—2017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指标

图1 2005—2017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序特征

（二）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分析

从空间上来看，上游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其余六省区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见图2）。2005—2017年，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受地理环境禀赋和经济欠发达因素的影响，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始终未能达到勉强协调发展的水平。其余各省区生态禀赋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技术创新更具实力和动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从轻度失调发展为勉强协调，协调发展度更高。

图2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度时空格局

从时空变化角度来看，黄河流域各省区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都有较大提升。2005年各省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较低。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协调发展水平为中度失调衰退，处于最低水平。山东省濒临失调衰退，其余各省区均为轻度失调衰退；2009年，各省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取得阶段性进步。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由中度失调衰退转为轻度失调衰退，山东省和内蒙古两省区为勉强协调发展阶段，其余4省区为濒临失调衰退；2013年，各省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持续改善。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由轻度失调衰退转为濒临失调衰退，陕西、山西和四川三省晋级为勉强协调发展，内蒙古为初级协调发展，山东协调发展阶段保持不变；2017年，四川和河南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阶段性突破，山西、青海和内蒙古等省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或下降，山东省出现退化，由勉强协调发展降为濒临失调衰退。

（三）生态环境与经济相对发展的时空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生态环境与经济的相对发展变化规律，在原有三类环境与经济相对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环境与经济相对发展类型进行细化（见表4）。

2005—2017年，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和宁夏三省区生态环境与经济相对发展类型比较稳定，始终为经济滞后Ⅲ型，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差距虽逐年缩小，但环境综合指数始终为经济综合指数的1.6倍以上，在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滞后始终是其面临的主要矛盾（见图3）。四川省和中下游其他省区则主要表现为环境滞后或由经济滞后向环境滞后转变。

表4 生态环境与经济相对发展类型

图3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相对发展度时空格局

整体上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快速发展是其主要趋势，生态环境保护将是黄河流域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上游地区经济滞后问题突出，中下游地区环境滞后趋势明显，下游省份环境滞后且滞后程度逐年递增。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第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近年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过渡或初级协调的低水平协调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遇到瓶颈。需要理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确保二者协调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实现经济和生态双重效益。

第二，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整体滞后，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处于领先阶段，已基本达到勉强协调发展水平，环境滞后是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三，经济发展快于生态环境发展，对生态环境发展重视度和投入有待提高。生态环境长期被置于相对经济发展的次要地位，环境滞后于经济发展成为黄河流域近年来的特征趋势，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面临挑战。

（二）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和制度引领，贯彻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转变发展观念，从生产和消费两端提升社会主体的生态责任意识。将“两山论”的观念贯彻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突出生态文明的思想高度和战略地位。

第二，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上游地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实现生态与经济的有机融合，在保持生态环境水平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中下游地区需加大环境治理和环保投资力度，使生态环境发展紧跟经济发展的步伐。流域经济带应在区域合作与交流中实现协调发展。

第三，加大环境规制力度。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对落后产能的淘汰节奏，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和培育力度，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通过环境规制抑制企业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污染的行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降低环境和资源成本，提高资源利用和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