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宁：成为结构生物学家是命中注定

小时候，颜宁读过一本16世纪的中国经典小说，小说的主角是一只可以变身成为其它动物的猴子。颜宁很想知道如果自己也能变身会是什么感觉：“如果你能把自己缩小到分子或蛋白质大小，那一定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她还记得自己曾这样想。现在，作为一名顶尖的结构生物学家，颜宁每天都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研究蛋白质在原子层面如何工作。她说：“我成为结构生物学家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博士，博士后，颜宁一直在像游戏中打怪一样，进行着发展进阶，随着知识的积累，颜宁在生物研究上，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对于这些成绩，颜宁从来都不以此为傲。她从来不认为自己学习的目的就是这些奖项与成绩，而且要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不断地在生物领域进行开发研究，发现科学家们没有发现的新研究，以此促进人类的进步。

如今的颜宁，已经在生物研究领域获得了很多的成绩，并且在科研方面有很大的名声。但是现实生活中，颜宁也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

颜宁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并于2007年在清华大学设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当时她30岁，是中国最年轻的女性正教授之一。

颜宁致力于解析镶嵌在细胞质膜上的蛋白质结构。她的目标之一是人类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一种至關重要的向细胞提供能量的蛋白质。许多实验室都试图解析它的结构，但都未能成功，一部分原因是GLUT1很容易改变形状。颜宁使用了一系列技巧来限制它的变化，最终在2014年解析出了它的结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物化学家罗纳德·卡巴克表示：“5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结晶GLUT1，然后突然之间，她就得到了答案。”

颜宁还在接连不断地做出发现，包括一系列备受关注的结构。大多数夜晚，她都会熬夜到凌晨两三点，并翘掉晨会，好尽可能在实验室多待一会儿。与此同时，颜宁也成为一位呼吁为女性和青年科学家提供更好条件的知名倡议者。

她对使用最新的技术，比如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感到十分兴奋。冷冻电子显微镜使研究者们得以在蛋白质的自然状态下研究它们的细微结构，而不是以纯化的晶体形式。颜宁说，在中国工作的优势之一是从来不用担心资金，并认为结构生物学在中国有光明的前景，“进步的空间是无穷的”。

付巧妹：用古DNA重写欧洲最早人类史

付巧妹说，当她在2009年来到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攻读古人类基因组学博士学位时，她的心情十分紧张。她在中国的硕士研究是关于早期农民饮食的，并没有古DNA或者基因组学方面的经验。但付巧妹一头扎进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并“成为我们招收过的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在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的遗传学家斯凡特·帕波这样评价。

在最近的20个月中，付巧妹在《Nature》期刊上发表了3篇论文，帮助重新书写了欧洲最早的现代人类历史。她加入帕波的团队时，他们正在进行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序列草图的收尾工作。“当时的压力真的非常大，对我来说，那时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情，也有许多吓人的事情。”付巧妹说，“我在特别合适的时间来到了这个团队。”她学会了如何从远古骨骼中采集微量DNA样本，并迅速掌握了演化遗传学、生物信息学和计算机编程，以分析自己得到的数据。

身为一名80后，36岁的付巧妹收获了大量荣誉：《Nature》中国十大科学之星;关于世界最古老现代人基因组的研究入选《Nature》杂志评选的 “2014年度十大科学事件”;关于欧亚不同时期人群动态遗传历史的研究入选“2016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在《Nature》《Science》《Cell》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20篇。

实际上，从她的个人经历上看，从事古DNA研究是件“阴差阳错”的事情。

付巧妹大学时读的是文物保护技术专业——这是一门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知识的交叉学科，以化学为主，还要学习计算机、大学物理、考古和文物鉴定等课程，体现着学科交叉。本科毕业，她执着于向生物领域进发的梦想，放弃保研的机会，来到中国科学院从事骨骼方面的研究，这些领域的学习为她在今后的古DNA研究提供了复合的知识框架。

2016年1月，她回到中国，担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简称古脊椎所）古DNA实验室主任。在那里，她希望能对亚洲先民的历史掀起同样的波澜——古脊椎所还有大量古人类骨骼，还没有做过DNA采集。

经常被问到为什么离开西方回到中国。付巧妹回答说：“我对中国和东亚发生过什么很好奇，我觉得是时候回来了。”

魏诗卉：打造导弹最强“大脑”

初见魏诗卉，记者便被她扑面而来的优雅气质所吸引。这位外表清秀的火箭军研究院研究员，说起话来总是不急不慢。接受几次媒体采访后，魏诗卉开始在网上小有名气，网友都称她“科苑超女”。对此她却笑着摆摆手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

18岁那年，魏诗卉主动报考了军事院校，1997年她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连舰艇学院测绘系，2001年又在本校攻读军事运筹学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