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钻进车里，来回倒上两把，让车头对准大门口。王莉拉着女儿坐进来。父母站在车边，透过玻璃往里看，跟孙女说话。我把玻璃降下，让小家伙听见爷爷奶奶的话，可她像什么也听不见，木然望着前方，就和她妈妈一样。

大年初三，年还没有过完，可我们要离开这里。我的妻子王莉，是城里人，独生女，也有父母需要孝敬。实际上，王莉并非恪守凡俗礼节之人，甚至对传统观念持保留意见，在她看来，要不要早日回城给自己的父母拜年，并不重要。真正促使我们离开的，是我家“不够宜居”的生活环境。

首先是室温问题。虽有暖气，白天拼命烧，很烫，可到晚上，父亲封上炉子，温度就迅速下降，必须盖两床大被，压得人难以翻身。寒冬之夜，屋里冷一些，我觉得很正常，略带自豪地告诉王莉，小时候，一进腊月，水缸搬进堂屋，可每天早晨仍會结冰，如果放在屋外，不但结冰，而且缸壁也会冻裂。那时母亲要做早饭，得先砸冰取水。炕上的被子不知盖过几辈人，又厚又沉，两床大被中间还夹着棉袄棉裤。人埋在被窝里，对着房梁张张嘴，呼出乳白的哈气。起床时，使劲推开被子，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这是我的童年，王莉的童年则截然不同。她从出生到现在，都是在暖气的呵护下度过冬天的。外面天寒地冻，室内温暖如春，如此温差决定了她对生活的基本要求。我家低迷的室温让她度日如年，而我们恰恰是来过年的。

还有上厕所的问题。腊月二十九，王莉莅临我家，按其排泄规律，大年三十那天该有次大便，但并没有，到了大年初一，仍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