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华 柳娥

摘 要 基于云南省寻甸县麦场村202位农民的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土地流转意的多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家庭年收入、对土地流转相关政策的了解、农业税减免与粮食补贴、是否有闲置或撂荒的土地、土地流转的形式、土地流转途径与土地流转意愿呈正面影响，而农户年龄、家庭人口数、人均耕地面积与土地流转意愿呈负面影响，其中是否有闲置或撂荒的土地、土地流转形式、土地流转途径、对土地流转相关政策的了解这4个自变量是土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且达到显著影响。据此提出通过加强土地流转相关政策的普及力度、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和培育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等方法促进农户对土地进行流转，使土地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的建议。

关键词 土地流转;Logistic回归模型;云南省寻甸县塘子镇麦场村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21.34.007

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土地与农民生计问题、农民利益的实现、农村社会关系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城乡差距的减小密切相关[1]。2014年《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的农业规模经营的策略有效地推进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流转，同时提出了“三权分置”制度。与此同时，2016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和2018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使“三权分置”制度更加完善。2021年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了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地建设的建议，鼓励农民大胆尝试探索高效的新型土地流转模式，积极引导农民农展规模经营，实现粮食的高质高产。推进土地流转的进程，使土地资源理得到合理配置，促进了农业多元化发展。在发达地区，农村土地利用过度，农村工业土地优势和隐性过渡指数都较高，对此，国家采取采取“长牙齿”的措施保护农民土地[2]。国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争取做到农村土地资源不减少，高质量发展。并且，乡（镇）村建设用地流转机制的建设，有效增加了农民获得性财产收入[3]。

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持续关注的问题，随着国家土地政策的不断出台，土地流转问题成为了学者争相研究的热点问题[4]。刘琴（2018）运用Logistic 回歸模型对河南省粮食主产区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实证分析，发现了4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户文化程度、非农收入来源、农业合作社以和土地流转市场，且呈正影响[5]。彭开丽等（2019）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湖北省10个县区645户农户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积极参与到土地流转中去，但流转形式较为单一，土地流转意愿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受到“三权分置”的影响[6]。户艳领等（2018）利用交叉分析判断河北省贫困山区县农户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的匹配情况，发现贫困山区普遍存在流转认知和行为不匹配的情况[7]。王余丁等（2017）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和流转意愿及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8]。黄天能等（2019）对广西非农就业人员的抽样调查发现，土地自然条件、受教育程度、年收入、养老保险对农户土地经营权转出意愿具有正向的显著性影响，不仅如此农户意愿与行为存不匹配[9]。Jia Gao等（2020）因劳动力迁移对农村土地转移影响的概率阈值效应，运用阈值模型和CHARLS2015年的数据，农村土地转让地区划分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进行区域阈值回归分析[10]。

近年来有关云南省土地流转意愿的相关研究很少，此次研究对于提高农户土地流转积极性、引导土地有序流转有着积极作用[11]。同时对将来土地高质量、多元化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1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寻甸麦场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塘子镇北边，距政府4.3 km的路程，距县城12 km。麦场村由5个自然村组成，现有常住人口3 871人，913户，现有耕地面积306.67 hm2，水塘173.33 hm2，林地400 hm2。麦场村主要以大棚蔬菜种植为主，数据显示2007年麦场村就签订了895份的农业承包合同，210.74 hm2土地被承包，土地流转面积4.25 hm2;截至2021年，麦场村签订农业承包合同已超过2 000份，土地流转面积约200 hm2。

1.2  数据来源

研究所需数据来源于2020年1月在麦场村开展的实地调研。通过村委会获取农户花名册，采取等距抽样的方式进行抽样，共发放202份问卷，收回202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00份，问卷回收率100%，问卷有效率99%。

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2.1  模型建构

基于对众多土地流转相关文献的收集、整合与研读，将理论与问卷调查、实地走访所收集到的实际数据相结合，并以农户年龄、文化水平、农户年收入、家庭人口数、是否是党员、农业税减免与粮食补贴、人均耕地面积、是否有闲置或撂荒的土地、零碎分散的土地是否给生活带来了不便、是否有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的形式、耕地流转途径、是否签过土地转让合同等因素作为自变量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土地流转意愿自变量的赋值如表1所示。

Logistic模型适用范围广，因为它不受统计假设约束条件的影响[12]。鉴于此，本文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大写字母Y表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是一个取值为1和0的二分类变量，模型如下：

Y=Ln（[Pi1-Pi]）=α+[k=1nBkXk] （1）

式（1）中Y表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Pi代表概率，a代表常数项，B代表回归系数，Xk代表自变量，n代表解释变量个数。

2.2  变量选择

运用描述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农户基本情况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农户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2.2.1  性别

由表2可知，被调查对象男性和女性有效百分比为51%和49%，男女比例接近1∶1，该地区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以大棚蔬菜种植为主大规模种植蔬菜，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种植，农活相对比较轻松，男女皆可胜任。

2.2.2  年龄

有38%的农户年龄处在45～55岁，有36.5%的农户年龄处在55岁以上。被调查对象年龄主要集中在45～55岁和55岁以上这2个年龄段之间，但仍处壮年时期，是农村从事劳动力的主要力量。

2.2.3  受教育程度

被调查的200名农户中，高中、中专的学历仅占3.5%，初中及以下的学历占96.5%，大专、本科及以上的农户为0，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分布极不合理，存在年龄较大的文盲人群。

2.2.4  年收入

据统计数据可知，43.5%的农户年收入在5 000～10 000元，还有25.5%的农户年收入在3 000～5 000元，仅有4%的农户年收入在30 000元以上。据调查可知有90%的农户将自己的土地转租出去收取低额的租金，有10%的农户选择自己耕种。

3  结果与分析

通过SPSS24.0做二元回归分析，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显著性分析，详细结果如表3所示。在200名被调查对象中，有38%的农民集中在45～55岁，有36.5%的农民集中在55岁以上;农民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占比高达44%;家庭人口数量为4个的农户占比为27.5%，家庭人口数量为6个的农户占比为27%;家庭年收入在0.5万～1万元的农户占比高达43.5%，并且56%的农户家庭收入来源是在当地企业打工和耕种土地。根据表4的概率P值（显著性）一栏数据可知，影响当地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有闲置或撂荒的土地、土地流转途径、土地流转相关政策的了解、农业税减免与粮食补贴4个自变量，且达到显著影响。

3.1  国家政策是推动土地流转的重要力量

相关政策的完善是推动土地流转的重要力量，其回归系数为1.694，概率P值（显著性）为0.02，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性影响，说明农民对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了解的越清晰，参与感越强，越愿意流转土地。政策宣传不到位的现象在农村普遍存在。交通不便利、信息闭塞的农村很难及时获取到有效的相关土地政策信息，一些农户是没有了解相关土地政策的意识的。一旦土地政策宣传到位，农民对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得到清晰的了解和认知，农民就会积极参与到土地流转中去，从而有效地推进土地流转。

3.2  拥有闲置或撂荒的土地与土地流转意愿呈正相关

闲置或撂荒的土地因素影响着土地流转的进程，其回归系数为1.242，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说明农户是否拥有闲置或撂荒的土地与土地流转意愿呈正相关，家里有闲置或撂荒的土地的农户越趋向于将土地流转出去。相比于种地来说，现在的农户更愿意将家里零散的土地租出去以获得更加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减少了因打工而荒废的土地，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3.3  土地流转途径以村委会引导为主

据此次调查结果可知，有95%以上的农户是通过村委会引导或控制的途径对土地进行流转的，其回归系数为1.473，且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相较于其他流转平台，农户比较信任村委会这个平台，政府的公信力促进了土地的流转。同时规范的土地流转途径是农户的首选途径，可以有效调节土地流转市场的秩序，促进土地流转市场机制的完善，便于政府调整土地价格，保护农民的利益，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土地流转的顺利推进需要管理机构、土地流转市场、中介组织等运作体系的支持，我国急需培育完善的土地流转运作体系[13]。

3.4  农业税减免与粮食补贴是土地流转的重要影响因素

农业税减免与粮食补贴是土地流转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回归系数为1.065，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农业税减免与粮食补贴能有效地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14]。农业税减与粮食补贴力度越大，土地面积少、土地零散的农户就越愿意将土地租出去，相较于自己耕種，租出去获得的收入更可观。农业补贴和租金使农民可获得性收入多元化，增加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

4  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寻甸麦场村土地流转意愿主要受土地流转相关政策的了解、是否有闲置或撂荒的土地、土地流转形式、土地流转途径这4个自变量的影响。鉴于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4.1  加强土地流转相关政策的普及力度

通过调查发现农户对土地政策的了解有一定的限度，一方面受文化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受相关土地政策宣传力度不到位的影响。文化程度低、相关土地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农户对相关土地政策解读不清晰，得不到清晰的认识，减弱了农户参与到土地流转中的积极性，并且会引发一系列的纠纷问题， 严重阻碍土地流转的进程。因此， 墙体媒介、集体宣讲、入户宣解等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能让农户对土地政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15]。

4.2  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服务体系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农地在农民意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关系，土地与农民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导致农民心理上更加依赖对土地。鉴于此，应加快建设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服务体系，逐步减弱农民对土地的依赖，鼓励农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土地流转中去，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增加土地经济效益。

4.3  培育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

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是土地流转顺利进行的重要要素之一。研究结果表明，受文化程度和通信设备不全等因素的影响，农户几乎不会主动去了解土地流转市场的信息，土地流转供需双方就不能接收到有效的匹配信息，土地流转进程停滞。依据因地制宜原则制定农地等级评定体系，构建土地流转交易信息平台和中介服务站点， 使土地流转交易市场的信息得到及时发布，交易双方信息得到匹配，从而减少寻找租客、潜在交易者、谈判代表的交易成本和时间，进而使土地流转租金、流转期限与流转农户的需求更加匹配[16-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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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u Mengyao，Zhang Zhengfeng.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industrial Land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China[J]. Land Use Policy，2021，102.

[3]  黄东学，程久苗，费罗成，吴九兴，徐玉婷.安徽省农地流转绩效差异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38（3）：73-78.

[4]  张清勇，杜辉，刘青，仲济香，丰雷.2019年土地科学研究重点进展评述及2020年展望——土地经济分报告[J].中国土地科学，2020，34（1）：102-110.

[5]  刘琴.河南省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11）：59-63.

[6]  彭开丽，宋艳华，陈燕，唐睿.“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645份农户的调研[J].湖北农业科学，2019，58（3）：150-155.

[7]  户艳领，李丽红，任宁，王洲.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的贫困山区农村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源于河北省贫困山区县的调研样本[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7）：137-143，211.

[8]  王余丁，黄燕燕.贫困地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的差异[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2（5）：86-95.

[9]  黄天能，李江风.非农就业视角下广西农村土地经营权转出意愿及转出行为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19，47（15）：38-43.

[10] Gao Jia，Song Ge，Sun Xueqing. Does labor migration affect rural land transfer？ Evidence from China[J]. Land Use Policy，2020，99：105096.

[11] 王楠，祖健，郝晋珉，顾恬玮，陈爱琪.黄淮海平原农区农户耕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以曲周县农户调查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21，28（1）：272-278.

[12] 丁涛.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研究——基于Logistic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20（4）：95-103.

[13] 刘世杲，程和平，金陈欣，许志慧，李博阳.湖北省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乡村振兴背景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9，40（7）：15-16.

[14] 马佳，薛信阳，杨德利.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459户农户的实证分析[J].上海农业学报，2019，35（2）：100-106.

[15] 陳灵敏.浙江省台州市农地流转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0，31（6）：23-27.

[16] 唐杰.四川省土地流转的瓶颈问题及对策[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3）：106-110.

[17] Jikun Huang，Jiping D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to facilitate small‐scale farming transformation in China[J].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6，47（S1）：227-237.

（责任编辑：敬廷桃）

收稿日期：2021-09-01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9J0199）;西南林业大人文社科校级科研项目研究成果（WKZD01）。

作者简介：李晓华（1997—），女，云南腾冲人，西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发展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土地流转。E-mail：3378524903@qq.com。

*为通信作者，E-mail：348727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