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去年12月20日，傅高义先生去世。他是对美国的亚洲及对华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量级学者。傅高义去世以后，中国学术和舆论界，出现了不少怀念的声音。

我的感觉是，这些声音或许也是在怀念那个美国能自信地与中国打交道的年代。遗憾的是，傅高义先生驾鹤西去，冥冥中也“暗合”了那个年代已不复存在。

拜登任命的“印太事务协调员”的库尔特·坎贝尔，被外界称为“亚洲沙皇”。言下之意是，他是拜登政府亚洲与中国政策的大管家。

与傅高义类似，坎贝尔也是资深的学者。但不同的是，他在政界的浸润要深得多，而傅高义只是在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家情报委员会，短暂地担任过负责东亚国家的情报官。

这也意味着，坎贝尔将比傅高义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更显性和直接。他俩的不同之处，不可避免会体现在美国对华外交差异上。

我与傅高义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那是我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的2003年。那是一次小范围的学术交流，略显局促的会议室，算上我这个蹭会的旁听学生，总共也不到10个人。

那时傅高义先生刚年过七旬，身边没有助理，就像是邻近高校的某位年长教授过来串门。满脸慈祥而且总是面带微笑，平易近人得让人没法产出距离感。那次对他的印象，也或多或少改变了我对美国的印象。当年小布什政府正在忙着打伊拉克战争。

在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中，傅高义或许是到访中国次数最多的一位。他在《邓小平时代》中写道，我深知如果中国人和西方人能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世界的未来会变得更好，而这又要求双方达成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