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去年12月20日，傅高义先生去世。他是对美国的亚洲及对华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量级学者。傅高义去世以后，中国学术和舆论界，出现了不少怀念的声音。

我的感觉是，这些声音或许也是在怀念那个美国能自信地与中国打交道的年代。遗憾的是，傅高义先生驾鹤西去，冥冥中也“暗合”了那个年代已不复存在。

拜登任命的“印太事务协调员”的库尔特·坎贝尔，被外界称为“亚洲沙皇”。言下之意是，他是拜登政府亚洲与中国政策的大管家。

与傅高义类似，坎贝尔也是资深的学者。但不同的是，他在政界的浸润要深得多，而傅高义只是在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家情报委员会，短暂地担任过负责东亚国家的情报官。

这也意味着，坎贝尔将比傅高义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更显性和直接。他俩的不同之处，不可避免会体现在美国对华外交差异上。

我与傅高义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那是我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的2003年。那是一次小范围的学术交流，略显局促的会议室，算上我这个蹭会的旁听学生，总共也不到10个人。

那时傅高义先生刚年过七旬，身边没有助理，就像是邻近高校的某位年长教授过来串门。满脸慈祥而且总是面带微笑，平易近人得让人没法产出距离感。那次对他的印象，也或多或少改变了我对美国的印象。当年小布什政府正在忙着打伊拉克战争。

在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中，傅高义或许是到访中国次数最多的一位。他在《邓小平时代》中写道，我深知如果中国人和西方人能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世界的未来会变得更好，而这又要求双方达成更深的理解。

可以这么说，美国的“傅高义们”认识到了冷战对抗的“不义”，但“坎贝尔们”则对赢得冷战的经验更感兴趣。

为了促进理解而身体力行，是他与坎贝尔的差异之一。这种差异，也是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乃至民族性的了解，远超坎贝尔的重要原因。所以，他在看待中国时，比坎贝尔更超脱。

1930年出生的傅高义，对冷战的过程有着清晰的记忆，也有着与他同时代学者一样的深刻认识。但他专注亚洲的学术经历决定了，他思考更多的不是击败苏联这个对手，而是美国应该如何经营亚洲。某种程度上说，傅高义的学术风格里，天然少了一些对抗气息。

1957年出生的坎贝尔则不一样，他的学术和政界经历，起步于美国赢得冷战（初入政界是1993年在克林顿政府任职）。所以，像坎贝尔这样的学者或官员，在外交上会天然有种胜利者心态，而在政策倾向上会着眼于如何保住胜利果实，即美国的主导地位。

在这一点上，坎贝尔与国务卿布林肯（1962年出生），可以说属于同类。有了这样的心态和“使命”，这类人对中国的崛起，更容易敏感和焦虑。

比如，坎贝尔就是美国学界中，最早呼吁给日本军事松绑，联合应对中国崛起的学者。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上的“統一战线”构想，源头就在于1990年代坎贝尔的政策理念。

2019年7月，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新冷战甚嚣尘上时，傅高义与其他四位美国学者共同执笔，联合一百多位美国学者与政商界人士，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文章。

傅高义多次强调，美国应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对待中国。可以这么说，美国的“傅高义们”认识到了冷战对抗的“不义”，但“坎贝尔们”则对赢得冷战的经验更感兴趣。

如果拜登政府不想重复冷战历史，那么他的外交政策团队，必须跳出“经验思维”。只有朝前看，美国才能找回自信，中美关系也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