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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陷阱:高薪下的钝化人生

2021-03-16何子维

南风窗 2021年4期
关键词:极客大厂硅谷

何子维

员工在岗猝死,是悲剧,是任何企业都不愿意发生的事。

中国的互联网大厂近年来却成了这一悲剧的制造机。

最近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是拼多多23岁员工凌晨猝死。就该事件发生的前后1个月,还有饿了么等互联网大厂都发生了同样的悲剧。

如果仔细统计,事实更加骇人。这类悲剧在中国Top 10的互联网大厂几乎都有发生,有的大厂甚至在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不止一宗。

硅谷加班流

互联网大厂的长时间工作,并不是中国独有。

“从来没有人能靠每周工作40小时改变世界。”一心移民火星的埃隆·马斯克曾在推特上写下这句话。作为地球新晋首富,马斯克在特斯拉每周的工作时间是120小时。

要知道,不是人人都想“改变世界”,也不是人人都是“硅谷钢铁侠”。

美国版“知乎”问答社区Quora曾在谷歌、脸书、苹果等顶尖互联网大厂的员工中,针对周工作时间,做过一项调查。

结论是,40小时左右,一位来自脸书的工程师就“谢邀”回答了。这位工程师还表示,过去,他总是想在离开办公室前完成工作,但这样的习惯影响了社交、休息,于是他决定改变,减少了工作时间,他的上司还支持了他。

难道硅谷就不加班?显然是天方夜谭。

所谓“下班时间人就全部走光”的理想打工状态,也并不属于从圣何塞到旧金山之间的这一小片区域。一旦碰上问题,硅谷的大厂人不仅会加班,也会24小时待命,创业初期挑灯夜战更是常态。

但总体上看,硅谷大厂的工作强度普遍低于国内互联网大厂的平均水平,是一种共识。

坐落在旧金山海湾的大厂里,加班与否,是自愿的选择,而非制度强迫。

下班时间到了,你可以自行决定回家、遛狗、聚会,还是再工作一会儿,任何选择都不会被指指点点,或是存在被替代的压力。而在国内,出于更加缜密的考量,大厂主则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员工。

从法律层面来看,在硅谷,不加班更是被保护的。

“我的很多同事都知道,在加班的状态下写出来的代码,往往质量很低,bug不少,有些设计、测试工作干脆就是糊弄。”

额外的工作时间就意味着需要雇主支付更高的薪水。比如在加州,法律规定,如果雇主让员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那么额外工作时间工资是正常工资的1.5倍。加州甚至还将举报电话公开在公司。

除了严格的监管,还有舆论的压力。美国有一类职场点评社区网站,像是Glassdoor,人们可以在网站对自己所在大厂的工作、福利等情况进行评论和打分。

信用,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无形却是重要的资产,员工的口碑则是积累信用的火种。如果一家互联网大厂在这些网络点评社区的口碑很差,就可能会影响招聘质量。相反,如果口碑好,那么,大厂就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大批行业精英蜂拥而至。

看上去自由散漫的硅谷,诞生了众多全球顶尖的互联网大厂,那么,这些企业是如何保持其创新的敏捷性?

工作时间和工作质量没必然的关系,这是一个常识。不仅如此,有研究显示,给员工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才能够有效提高他们的工作质量。

硅谷的大厂们深谙其道。前谷歌高级资深研究员、原腾讯副总裁吴军在《谷歌来信》中介绍说,谷歌通过制定季度性OKR,即有一定挑战性的目标(Objective)和追踪完成的关键结果(Key Results),来检验员工的工作成果。

这样做的好处是,野心勃勃的目标会让人走出舒适区,关键结果可以让雇主轻松地对员工进行评判。

至于一味的加班、频繁的业绩考核和用机器人管理人的制度,可能会适得其反。

实际情况的确如此。一位国内Top 2的互联网大厂的工程师告诉南风记者:“我的很多同事都知道,在加班的状态下写出来的代码,往往质量很低,bug不少,有些设计、测试工作干脆就是糊弄。”

就算这是人人都心知肚明的事,但大厂人却还是在狼性地奋斗着。因为他们不得不考虑互联网天生的垄断属性—一旦成为某一赛道上领头羊,就可以占据大半甚至接近全部的利润,留给竞争者的只是蛋糕的残渣。

消失的极客

互联网大厂成功的故事,绝不只是几个天才拼命而取得的。

硅谷的很多大厂管理者,在思考产品、技术之外,他们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思考,如何颠覆和创新企业文化。

这样做的结果是,新的企业文化直接决定了大厂对于产品和技术的思考方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谷歌。

谷歌在2004年进行IPO时,其一封公开信首次公开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非常新潮的工作制度:20%自由时间。

按照这个制度,谷歌允许并鼓励员工抽出20%的工作时间,也就是每周拿出一天的时间,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去做本职工作以外的事情。

在谷歌过去约20年的发展历程中,这项新潮的工作制度扮演了重要角色,孕育了如今众多广为人知的谷歌拳头产品,比如Gmail、Google Maps、AdSense。

仅以AdSense为例,它一度贡献了谷歌每年500多亿美元营收中的25%。

硅谷另一家颇具传奇色彩的流媒体巨头—奈飞,也同样是在企业文化上取得了突破而一飞冲天。

2009年,奈飞公布的《奈飞文化集》在硅谷疯传,阅读和下载数量超过了1500万次。这个介绍企业文化的PPT中颠覆和创新的管理理念,成了硅谷大厂以及全世界大厂竞相效仿的样板。

相比传统公司管理员工的方式,建立在“自由”与“责任”上的奈飞文化认为,现代企业的核心是将权力还给员工,让员工在自由环境中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履行自己的责任。

奈飞不是孤例。奈飞的这种文化就像谷歌一样,是硅谷基因中“极客精神”的演绎。

自从互联网协议发明者伯纳斯李免费发布了互联网专利,互联网就进入了大众时代,成为一个大熔炉,孕育着无穷的创新和商机。

其中,以程序员团体为代表的弄潮儿,受到极客精神的影响颇深。他们迷信技术的驱动力,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投注于研发和迭代,将互联网浪潮推向巅峰。

1990年代末,70后作为早期中国互联网发展阶段的主力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极客群体。他们都有着强烈“天命论”意识,想通过技术的变革,改变宇宙,改变人类已知的生活和未来。

但悖论在于,技术的扩展和迅速的商业化,没有推动互联网向单一方向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

比如背井离乡的极客从技术布道者被捧成了大明星,大学扩招带来的新兴技术群体崛起,更加激烈的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交织在一起,新的创新需要更多资金投入。

如果说“古典大厂”是充满创新精神,探索技术边界和新消费需求的开拓之侠,那么“现代大厂”就是依靠资本和工作时间这些“重型装备”,过度向绩效管理要效益的困守之军。

结果是,资本催大了一切,互联网陷入了莫名的狂欢,而极客精神却退却了。尽管很多极客试图找回边界,但在供需、效率、财富、竞争等多重因素掺杂下,无疾而终。

伴随着极客一同消失的,是“古典互联网大厂”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现代互联网大厂”。

古典与现代

没有任何一个大厂能够躲过从古典到现代,哪怕是最具极客精神的硅谷。

早在2013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谷歌工程师就向Quartz网站透露,谷歌20%自由时间这一充满人性关怀、被其他公司争相效仿的工作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即使谷歌从未正式承认,但从内部的声音来看,这家大厂已经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把精力集中在让公司更具竞争力上。

从表面上看,竞争力是商业成熟的标志。但这也标志着以谷歌为代表的硅谷领头羊们正处于一个艰难的时刻: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转变成了极致实用主义者。

更进一步而言,这种转换,是当下互联网整个行业红利接近尾声、创新乏力,只能在疲于奔命中寻找增长的一个截面。

如果仅从今天热议的加班问题上看,古典互联网大厂比现代互联网大厂更讲究文化。其差异的核心在于,古典与现代大厂的核心赚钱逻辑不同、利润来源不同,所以最后造成了文化观念上的区别。

具体来说,古典互联网大厂强调极客精神,它们是以创新、技术作为利润的基础,通过“创造性破坏”将事物从0变为1。它们是充满创新精神,探索技术边界和新消费需求的开拓之侠。

而现代互联网大厂,虽然叫“现代”,却没有太多先进的打法。它们是依靠资本和工作时间这些“重型装备”,过度向绩效管理要效益的固守之军。

现代互联网大厂主要是靠收获资本驱动下的超常规竞争红利,比如廉价的资源、人口的红利,是通过对成本控制和规模效应的追求,获取丰厚的利润。这样一来,效率和市场份额,是它首要考虑的问题。

员工猝死事件中的舆论中心拼多多,其被人谈论最多的下沉市场商业模式,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互联网大厂。

这家电商因为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社会“群众基础”的巨大威力,填补了“三环外”市场的电商真空,利用从PC到移动的迭代,杀出了一片天地。

在资本眼里,那些能够迅速创造财富效应的打法,是非常性感的。

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相比古典互聯网大厂主要是在技术上深耕、在技术层面上创新,现代互联网大厂更多是在广度上、商业模式上发展。说穿了,现代互联网大厂更偏爱用新手段改造老生意。

比如滴滴。它不外乎把在路边随手可招的出租车,搬到了线上,圈进了系统。类似的还有进入2021年后,最火热的社区团购。

社区团购就是将菜市场的生意,变成了重构焦虑的战场。只不过这里面充斥着的,不再是市井味、烟火气,而是大量的资本,无处不在的算法裹挟入场的还有一些无名的团长以及庞大的供应链。

就这一点而言,互联网大厂展现出的“现代”气质并无国界之分。

这些“福利”实际上还有另一层影响: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力钝化,工作与生活难以切割,无形中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长。

去年大热的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揭露说,硅谷在给世界带来便利性革命的同时,也像麻醉剂一般地在诱导我们忘记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以谷歌、脸书为代表的硅谷互联网大厂,近几年,对“创新”的追求更多指向的是提高盈利。不过令人疑惑的是,它们赚钱的商业模式却没有太多改变—几乎90%的收入都是靠卖广告。

此外,苹果虽然市值依然高企,但也越来越像一家效率优先的供应链管理大师,它的艺术气质越来越难觅踪迹。至于硅谷那批最早的古典大厂,甲骨文、思科、惠普干脆掉队了。

就连如今的互联网大厂常常标配一些令人艳羡的“福利”,比如,理发店,洗衣房,邀请当地口碑好的店入驻员工餐厅,打造游乐场一样的办公室,它们最初正是来自硅谷,目的是为了激发人的创造力和对公司的归属感。

但换个角度看,这些“福利”实际上还有另一层影响: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力钝化,工作与生活难以切割,无形中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长。

太多人觉得,只要经济发展,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就像互联网大厂从古典跨越至现代,一路高歌猛进、一路蒙眼狂奔就够了。但事实上,忽略了人文关怀与价值建设的“现代”,殊不知已经一脚踩进“老化”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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