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阳煜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逐鹿中原这句成语，就来自秦的灭亡。得天下不到二十年即猝亡的大秦帝国，后人似乎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其治国理政—即“得鹿”或“失鹿”的警示上，较少从中西“横向”比较的角度着眼。

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多次表示，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他认为中国从秦汉起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其所谓“现代”，即指一套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且权责明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

在西方，无论是共和还是帝制，罗马都是各规模化政治体在观念、法律乃至制度上的政治源流。Pax Americana（“美国治世”），一个人们这样描述美国在二战后取得全球霸主地位的词汇，其词源就来自Pax Romana（“罗马治世”）—公元前27年一直到公元2世纪，在长达200年的“罗马和平”时期，罗马帝国停止扩张，疆域达到极限，繁盛无双。

和秦朝共存于一个时间段的是前帝国时期的罗马共和国。从小邦到地域性大国，再到伟业成形，两个大型帝国都在过去疆域的基础上，通过残酷的对外武力征战，完成最终的统一。它们控制的领土面积相近，统御的人口规模都在千万级以上。有意思的是，古代中国把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称为“大秦”。在辉煌的史册长卷中，两个互为镜像的“大秦”，对各自所代表的文明形成了笼罩性影响。

沿着各自文明延伸的历史长河漂游：在东方，秦之后的两千年里，大一统的帝国形式总是出现周期性的恢复；在西方，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帝国和中央集权制逐渐衰落，欧洲大陆上萌生了多中心的国家，最终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