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启刚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思想认知 实践体验 对外传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党的十九大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的主要目标。这既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目标，又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需要在思想认知、实践体验、对外传播三个方面用力。

思想认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的首要前提

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虽表现为思想观念上的自觉坚守、日常行动上的自觉践行，但却源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认知。

加强宣传引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充分发挥宣传思想战线的重要作用，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为广大民众所认知、认同。充分发挥党报党刊、广播电视、出版机构等媒介的引导作用，以专题专栏、重要版面时段、专题节目、专题出版等形式加强宣传;充分发挥户外媒介的作用，利用户外广告、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等载体进行宣传，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遍布于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加强形势解读和热点引导，持续跟踪社会思潮并进行动态分析，及时、有效回应民众关心的各种现实和理论问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融入文艺作品创作过程中，特别是发挥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文化活动在普通民众中的强大影响力;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对那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言论与行为敢于亮剑，弘扬正能量，努力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

深化理论研究。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研究，讲清楚它对扩大主流價值观念领导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全面阐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状况，讲清楚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重大挑战，使民众对当代中国所面对的世情国情党情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这一独特场域深刻揭示这些基本内容的本质意蕴，讲清楚它与中华传统价值观、西方近现代价值观念的联系与区别;深入研究民众认知、认同和践行主流价值观的基本规律，吸收借鉴中国传统社会和其他国家在推动主流价值观入心过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不断提升中国主流价值观建设的有效性;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对于民众高度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升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和领导力。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全过程。教育是增强大众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的主要途径。在课程建设和教材编写中认真贯彻、积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健全相应的教材审查制度，对不符合要求的教材内容进行修订或者重新编写;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融入其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师教学科研和行为规范中，树立良好师德师风，言传身教、文以载道、润物无声，使教师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格贯彻到学生日常管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转化为学生日常行为准则，并逐渐内化为学生日常行为习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条幅、展板等传统媒介和“两微一端”等新兴媒体宣传，在公共场所显目位置张贴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片、书画作品、格言警句，在文化活动中增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的主题和节目;充分发挥家庭、社会的重要作用，促使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教育合力。

实践体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的关键环节

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与大众基于个人生活的亲身经历和社会发展的直观感受而形成的实践体验密切相关。正向的实践体验可以强化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反之则可能产生弱化甚至消解的负面影响。

依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必须进一步发展民主政治，切实保障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进一步完善中国选举制度，以及人大工作机制和代表工作，通过多种形式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途径，密切代表同群众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党的制度优势，大力加强政治协商相关制度建设，广泛动员政府机关、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无党派人士，围绕立法、行政、社会事务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群众利益问题开展协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逐步扩大基层民众有序政治参与，丰富和完善基层民众依法有效行使各项民主权利的形式和路径，不断提高基层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对公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严格管控自由裁量权运行的合理区间，推进公权力运行的法治化;建立健全各类监督制度，完善监察监督体系，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

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保制度，适度提高养老金发放水平和城乡低保、优抚补助标准，适度提高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巩固扩大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覆盖范围，推动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建立统一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资源的覆盖面，让全体人民共享优质资源、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适当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收入再分配机制，推动城乡公共资源实现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实现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招生考试制度和就业制度改革。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解决的是代际公正问题。牢固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积极倡导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做到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大力倡导节约能源的观念，转变能源利用方式，优化能源供给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树立节约优先的资源利用理念，加强对水、耕地、矿产等资源的保护;倡导绿色化的生活方式和勤俭节约的消费观，自觉抵制和反对各种形式的不合理消费，自觉养成绿色生活、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和有偿使用制度，逐步征收资源税，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及时或定期公开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信息，畅通人民群众依法有序行使环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渠道;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任期自然资源资产变化状况离任审计制度，对任期内所辖区域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领导干部要实行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对外传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的重要支撑

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增強对内凝聚力，又要提升对外影响力。

建立覆盖全球的对外传播体系。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能否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一方面取决于价值观本身能否代表人类发展方向、能否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对外传播能力。在当前的国际传播体系中，西方国家的少数几家传媒集团和通讯社控制着全球主要媒体市场，成为发展中国家媒体讯息的主要来源，国际社会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了解主要来自于西方媒体。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态势，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对外传播能力的重要性，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紧迫感，科学分析形势、积极应对挑战，努力构建覆盖全球的国际传播体系，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提供有力支撑。要加大投入，以现有主流媒体为基础，努力建设一些信息量大、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媒体;充分发挥新兴媒体作用，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大“走出去”力度，大力实施“本土化”战略，采用派驻人员与聘用本土员工相结合的方式在海外建立传播运营中心，提升中国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转变对外传播的观念与方式。以往以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国际传播方式，主要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内政外交，自身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要转变对外传播观念和方式，注重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战略传播。从主要依靠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转变为充分发挥网络、社交平台等新兴媒体的优势，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从强调国有机构主体地位向倡导多元主体共进转变，在继续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利用企业、民间团体、公民个人、海外华人华侨等主体的作用，以企业化、市场化、生活化的运作方式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少采用宏观叙事性的、灌输式的传播方式，多采用具体实证、可感知以及人性化的传播方式;积极争取国际组织话语权，充分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国际性或地区性组织，提升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念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做好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工作。做好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念的对外翻译工作，一方面需要对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念的基本内容及其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质内涵进行准确翻译，促进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念的认知和理解;另一方面更要注重对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种文本的翻译，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对中央文献的翻译和对外宣传。中央文献反映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成就和治国理政的理论路线方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准确、最全面、最权威的文本载体。做好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传播工作，要建立健全文献外译和发布协调机制，组织力量将文献中的新概念、新提法及时、准确、系统地译介到国外，同时在文献起草过程中尽可能吸收外译专家参加，提升翻译的可行性、时效性，努力实现文献中外文同时发布;加强中央文献外译人才队伍建设，从高校、中国翻译协会等单位多渠道选拨外译人才，加强对现有外译人才队伍的培训，同时加强同国外知名汉学家、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和翻译组织的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