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阳欣

图/本刊记者 大食

去年这个时候，我刚交上毕业论文初稿，放寒假回家。《塞尔达传说》打到“骆驼神兽”时，武汉封城了，整个杂志社投入到疫情报道之中。那是我实习以来第一次真正体验到，发生在远处的事与我密切相关的奇妙感，也让我对这份工作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产生怀疑。

出现在社会新闻里的当事人，遇到的总是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而作为一家崇尚故事的人物杂志，我们的报道不仅要写出采访对象的真实处境，还要让读者感受到他的内心纠葛，采访总是要涉及令人痛苦的内容。比如采访暴食症患者的时候，采访对象跟你说她暴食后会催吐。这时候你得问，怎么催吐，用手指吗？呕吐物的味道是怎样的？吐完之后要怎样排解那种空虚感？问确诊的新冠患者，需要追问的细节就太多了，甚至包括“你的家人朋友有因新冠而逝世的吗？”

我觉得这实在有点残忍。往往电话接通后，我比对方还小心翼翼。带我的杨楠老师说，“你的采访内容没有细节啊”，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去问。3月份，趁着修改毕业论文的时机，我逃跑了。

我现在也没有完全克服这个问题。11月，采访带着女儿入住烂尾楼的单亲妈妈时，我在她的卤味店里坐了很久，陪她女儿画画，久到采访对象开口说“你想问什么就问吧，没事的”。我们才陆陆续续聊起她的艰难，聊她丈夫去世的情境，聊住在烂尾楼里的辛酸。

如果对方主动想要倾诉，想让伤痕出来晒太阳，我不会有心理负担，并且即刻就能获得工作带来的价值感。大多数时候我底气不足的原因是，我去探听他们的心事和烦恼，但并不能给予什么实质的安慰或帮助。在一位残疾人举重运动员住院的病房里采访他家人时，对方再三问我，“你问这些有什么意义”“你报道这些干什么？”我也只能干巴巴地说，也许报道让更多人看到以后，能得到更多的帮助。

我与一位残奥会冠军聊起这件事时，他也觉得报道意义不大。我说报道得多了，也许有一天残疾人运动员管理制度会得到改进。他特别悲观，说报道是没办法做到的，曾经有一年发生过更大的事情，可是公众的关注过去以后，事情岿然不动。缺乏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我无言以对。如果没有实际作用，报道就是一个故事，故事对于记录者和读者有意义，对故事里的群体的意义在哪里呢？

在我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的同事兼酒友苏有鹏跟我说，这些问题都是新闻系学生大一时候才有的疑惑，他对意义的理解经历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的阐释，现在进入了虚无主义的境地。我说我们还是喝酒吧。

此时我们正在山东栖霞出差，跟踪矿难的事情。来之前，我的编輯黄剑老师事无巨细地给我分析了各个采访角度，应该找哪些人，哪些部分是必须呈现的，最后给我推荐了一部电影《地心营救》。但我想了想这几天采到的素材，觉得我大概率要给他交一篇《烟台滑雪》了。结果还没回程去烟台，我就重感冒了，这下只能给他交《病中杂记》。

我以前觉得新闻报道像史官写史一样，考虑的是写与不写，怎样写。现在发现拿到素材才是最艰难的，稿子能不能写，写成什么样，全看能挖到什么样的素材，唯一的自由是写稿时，可以在现实的尺度内对它们进行剪辑。一开始找不到采访对象，或者被采访对象拒绝，会感到非常挫败，黄剑老师反复安慰我，“被拒绝才是常态”，第二句常说的话是，“脸皮要厚一点。”

黄剑老师是我的编辑，也是我的入职导师，他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在我以为他是一个糙汉时，他会在编辑部吹笛子、念诗，但他身上社会记者抽烟喝酒侃大山的底色又让我很难把他当一个文人，尤其是他经常跟我说“那种文艺的东西，不适合我们”。在我以为他是无情的催稿机器时，他会像老父亲一样唠叨，“去北方出差要穿厚一点”，“在外千万不能喝酒”，等等。但在我倾吐出差途中的不愉快时，他又会很冷酷地说“这不影响你写稿”“你得自己承担脸皮薄的后果”。后来我得知他是天秤座，大概他是在摇摆中保持平衡吧。

大多数时候，黄剑老师是以一种商量的语气和我讨论选题，比如这个题你感不感兴趣，那个题感觉不太行。其他的编辑也是这样，这是杂志社最吸引我的地方，能够让我感觉到选择的自由，做什么，怎么做，我可以自己决定。有时候，黄剑老师为了让选题看起来更具吸引力，会说，你做完题了可以在当地玩玩儿。比如，有一次他想让我去湖南一个村子，我不想去，他说，你没懂这个地方的意义，旁边就是张家界和湘西啊！但我明白，我大概率是没时间去的。出这么多趟差，像游客一样放松玩耍的只有在哈尔滨的一个下午。

除了没时间以外，我出差的地方基本上也都没什么可玩的，我的题总是要往村子里跑。以前很难想象，怎么去到一个陌生的远离城市的村子，地图软件在这些地方基本没用，每次得自己查好怎样在飞机、火车、客运汽车等交通方式之间倒腾，去之前就得担心怎么回程。有一次去广东南边的村子，打车进村，忘了留司机电话，出来之后打不到车，查了查当地的公交线路，发现有一趟旅游专线会经过附近的省道。于是我拖着旅行箱过去，在空无一人、两边都是田野的公路上，等一辆我也不知道是否真实存在的车。过了不到一个小时，车真的来了，直到下车我都觉得很不真实。

在村子里采访时，我总是感受到一种非常原始的、古朴的力量冲击着久住城市的我。在这里获取信息全靠打听，无论是找人、问路，还是问事情。村里人对陌生人的防备心没那么重，搬一把凳子坐在别人家门口就能一起晒着太阳瞎聊。在云南河边村的时候，我在饭点走进的每一户人家，都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吃饭。村里的时间和空间非常模糊，我常常听到类似于“鸡打三遍鸣”“稻谷割完了以后”这样的时间描述。在河南睢县一个村子采访时，我的采访对象给我指路是这样说的：“你一路向东走，看到一座桥，继续往前，有一户养鹅的人家……”

当我照着这个提示往前走，看到乡道旁一望无垠的绿色的冬小麦时，我还是有一种探险的快乐，有明确的标志物让我不至于迷路，中途看到的一切事物又都是不期而遇，这份工作的乐趣也在于此。我知道我们所坚持所秉承的是什么，但是做什么选题全看这个世界每时每刻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明天或下一周会突然去到哪里。操作一个选题时，我知道大致的方向是什么，但是会遇到哪些人，怎样的人，有怎样的故事，都是不确定的。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无论是采访对象，还是只有一面之缘的路人。

我常常在采访对象的身上感受到人的韧性，无论是被屈打成招入狱27年的蒙冤者、寻找儿子20年的母亲、突然患癌症的年轻人，还是因为无良地产商而流离失所的人，他们的故事好像就是在告诉我们，人无论遇到多大的痛苦，都能承受，也总能承受得住。跟他们相比，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琐事似乎微不足道，这又是这份工作给人安慰和治愈的地方。

出差的缺点是太累了，编辑老师和前辈们对此早有体会，我接受到的新人教育无一例外都是让我不要焦虑，学会放松。黄剑老师跟我说，适当的休息是必要的，你可以去泡吧，可以泡温泉，只要你能交上一篇过得去的稿子。方迎忠老师说做好记者不难，难的是一直做一个好记者，所以出差一定要对自己好，这样才不会对工作产生厌烦。同期入职、已有四年工作经验的韩茹雪老师成为我交流最多的朋友，因为我们热衷于分享彼此在出差那一点点自由时间里的吃喝玩乐，虽然绝大多数是当地随便一个小馆子里的特色菜，或者是街头随意扫拍到的一处美景。

工作之外，我几乎都待在广州。入职以前我没有在广州生活过，但我很快就喜欢上这座城市，南方湿润温暖的气候让一切在这里生长的事物更加舒适自由，行道树总是长得很高，遮天蔽日，即使是天桥围栏上不知名的紫色小花，也要开出花团簇拥的繁茂景象。

我还没来得及学会粤语。本地朋友建议，多去老街巷转一转，买买东西聊聊天就学会了。但我很少外出，出门也几乎都是和朋友们吃饭，像是为了与出差时那种敞开自己、随时接纳新东西的状态区别开来。我几乎是蜷缩在狭小的人际圈子里，自在又安心。大家出着不同的差，在即将出差和返回广州时互相告知一声，时间对上，立刻成局。朋友们都很能喝酒，似乎能聊的人都得能喝，饭吃两小时就会散，酒能喝一整晚。喝上了以后，聊什么不重要，但聊什么都可以，那些没写进稿子里的情绪都能放在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