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锦梦，易秀，崔键，王巍，常雅军，刘晓静，姚东瑞

（1.长安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西安710054；2.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南京210014；3.江苏省水生植物资源与水环境修复工程研究中心，南京210014；4.长安大学旱区水文与生态效应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安710054）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田是我国最重要的资源，近年来农田重金属污染及相关食品安全问题受到广泛关注[1−3]。据报道，我国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每年造成的损失达200多亿元[4]，部分区域稻米和蔬菜镉严重超标[5−8]，这与我国土壤镉点位超标率居土壤无机污染之首有关。农田镉污染的来源很多，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大气镉沉降已成为农田镉累积的重要来源[9−10]。据统计，每年我国镉沉降输入0.24～19.5 mg·m−2，占农田镉输入的34%～90%[11−16]。此外，镉具有强毒性和高迁移性，对人体的危害较大[5，9，17−18]。因此，探索大气镉沉降及其农田生态环境效应、食品安全风险和相关机理，对大气与土壤环境交叉学科的理解和农田镉污染防控都具有重要意义。

种子的芽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极其敏感，其发芽情况会直接影响植物后期的生长状况[19]。种子发芽的源动力来自其吸胀作用，在水分进入种子内部的同时，镉也会随之进入，参与其生理代谢过程[20−21]。研究发现，高浓度镉会降低生菜、桑树、小麦种子的发芽率、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19，22−23]，而低浓度镉则作用相反[19，24]。即使相同镉浓度，不同的蔬菜品种甚至同一蔬菜的不同基因型对镉的累积或响应也不尽相同[6−7，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