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静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相马经》文本凡3段5 200余字，根据其文本特点和语言风格，学界多认为是编定于战国时期楚人的抄本。颇值得注意的是，该《相马经》文本形态呈现出前后章节间对应、重叠的特殊现象。对此，赵逵夫先生曾敏锐指出，该帛书结构大体由“经”“传”“故训”三部分组成。其中，“故训”是对“经”的训释，而“传”则是对经文的深度阐发和引申[1]48-51。这一文体分类说颇有创见卓识，但目前相关研究仍显单薄。

历来人们对于“故训”“传”的性质定位，多认为其是伴随着汉代经学而蔚兴的解经文体，或仅将其内容限定于儒家六艺的范畴。这一方面是受到根深蒂固的古代经学思维影响，另一方面囿于先秦时期相关文献语焉不详，甚至付诸阙如。20世纪以来相继出土的简帛文献，极大拓展了这一问题的探讨空间，但遗憾的是始终缺乏一个完整确定文本。帛书《相马经》的面世，无疑为进一步探索解经之体的发生与嬗递提供了新证据、新思路。其“经”“传”“故训”的体例，证明了该文体在先秦经典传播过程中已经具备了相对成熟的形态，而且其在相关技术行当的经典文本记录中就已流行，是早期传播经典的通用文体样式。因此可以说，作为古代解经文体史上的一块活化石，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对于我们审视古代解经文体发展的学理路径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经典传授与古代解经文体的生成

古代解经文体，大抵是伴随着对古籍经典的讲授、传播而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