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冬冬

（开封市博物馆，河南 开封 475004）

《任轨并妻薛氏墓志》系河南省洛阳市出土，但具体时间和地点不详，现陈列于开封博物馆《千年印记——馆藏石刻墓志展》展厅中。《任轨并妻薛氏墓志》隋大业四年（公元608 年）二月九日刻。志盖（见图1）高、宽均是56 厘米，厚30 厘米，题阳文篆书“隋故朝散大夫、蒋作少匠任君墓志铭”4 行16 字。志（见图2）高、宽均是56 厘米，厚13 厘米，隶书22 行，每行28 字，无题亦无撰书人姓名。盖、志均保存完好，文字清朗。

图1 志盖

图2 志文

一、《任轨并妻薛氏墓志》的史料价值

（一）《任轨并妻薛氏墓志》

志文曰：“君讳轨，字洪则，西河隰城人也。导源出震，自羲皇而命氏开国争长，与滕侯天共朝，其后安隗驰名，峻恺流誉，玉质四代，金声播于干祀。祖龙，举茂才，官至乐安太守，袭爵梁城侯。父仲让，国子助教，骠骑大将军，义州大中正。并当世指南，一时规矩家风，不坠仁德所归。君幼而不异，早擅通理诚孝，自天温恭率性。解褐员外将军，转任南营州外兵参军事。又除洛州食货监参军，籍三略之权，食货资八政之本，董司纲纪，咸为称职。复授扬州总管录事参军事，又转任太尉公晋王府録事参军事。怀擢术之志，早识龙颜，竭劲草之城，托身凤翼。既而少阳正位，博望求贤，转太子舍人，武骑尉。作洛伊始，思模大壮，度堂考室，实俟德人，迁将作少匠，加建节尉，宦成名立。冀府拾于青紫，曰居月诸，奄罹疾于霜露。忽以大业三年六月二日，卒于长安之醴泉里，春秋六十有六。上恻圣情，衰荣兼被，诏赠朝散大夫。以今四年岁次戊辰二月甲戌朔九日壬午，厝于洛阳县常平乡游仙里。夫人薛氏，河东人。祖，庆绪，仁州刺史。父，元嗣，开国侯。并德业相承，簪缨递袭，师轨雅俗，钦望斯在。夫人乃操履，温润器，调柔明，婉婏为容，幽闲秉德。仁寿四年正月二十日终于长安。时年四十有二，百龄未半，双剑俄分。久为东望之魂，奄合西阶之葬。廼为名曰：粤惟祖祢、世载其芳、君承家业、惟显惟昌、忽辞青紫、奄就荒凉、空传史笔、徒瞻白杨。”

（二）任轨历官的四个阶段

任轨，《隋书》无传。从墓志可知，任轨出身官宦世家，其祖父官至乐安太守，袭爵梁城侯；其父任国子助教、骠骑大将军、义州大中正。任轨秉承家风，自幼性情温恭率直、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忠孝仁义，年纪轻轻就任员外将军之职，后又转任南营州外兵参军事，又升为洛州食货监参军。任轨为官期间“籍《三略》之权，食货资八政之本，懂司纲纪，咸为称职”。

志文中所说的“扬州总管”“太尉公”和“晋王”皆指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据《隋书·炀帝纪》所载：开皇元年，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乱，徙上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1］（赵万里据《隋书·高祖纪》认为徙升扬州总管是在开皇十年以后）。因此，任轨先后任扬州总管府和晋王府录事参军事必在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以后，故志、史可相互印证。

志文中所言“既而少阳正位，博望求贤，转太子舍人”，即指杨广立为太子以后，以任轨原为晋王府旧臣而被任为太子舍人。据《隋书·高祖纪》所载，皇太子原为杨勇，开皇二十年（公元600 年）十月杨勇被废为庶人，十一月立杨广为皇太子。因此，任轨为太子舍人当在此以后。

又志文中“作洛伊始，……迁将作少匠”云云，是指杨广即帝位后，为营建东都洛阳而命任轨为将作少匠。据《炀帝纪》所记，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三月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和将作大匠宇文愷营建东京，次年正月东京成。志文中提及的宇文愷（555—612），是隋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家，武将世家，两岁被赐爵双泉县伯，父兄皆以刀马显名，他独好学，擅长工艺，尤善建筑，隋代著名的工程多为他规划和设计，如隋大兴城，东京洛阳城，仁寿宫，开凿广通渠工程等。其中，东京洛阳城的营建（即洛阳故城建新城）过程前后仅历10 个月，可谓是隋代又一个在短时间内经周密规划、设计而成的大型城市，这是隋代建筑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样重要的一件大事中，任轨虽不通建筑，但隋炀帝“思模大壮，度堂考室，实俟德人”遂任命他为“将作少匠”之要职，职位仅次于宇文恺，足见隋炀帝对任轨的信任程度。

由上可知，任轨一生历官分为4 个阶段。隋代虽然开创了科举制，但其选官途径是科举和世袭两条道路。志中并未提及任轨任官是通过科举，其早期官职是“员外将军”，员外有“定员外置之意”，可见任轨是世袭为官。他初任官职皆能恪尽职守，奉公守法，故能平步青云，加官晋爵。在杨广做晋王时就对他委以重任，使任轨也能“早识龙颜，竭劲草之诚，托身凤翼”。后杨广继太子位，又君临天下，当上皇帝，对任轨更是信任和提携。可见，任轨在当时并非默默无闻之辈，而墓志是对死者生前事迹的真实记录，故志文可补史书之缺。

（三）任轨之妻薛氏家族

墓志中记载：“夫人薛氏，河东人”。任轨的夫人为河东大族——河东薛氏家族。“河东”一词从地理范围上而言，起初是泛指黄河以东之地。“河东”作为正式行政区划，出现在秦朝。秦始皇在结束战国诸雄并立的局面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始设河东郡。之后，河东郡的建制被数朝沿袭，只是所辖范围发生变化，但是其中心一直是今山西运城、临汾一带。薛氏的族属是来自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在蜀国灭亡后才移居至河东，大本营在汾河以南、黄河以东的宝鼎即汾阴一带［2］。

十六国时期，河东地区时常易主，北魏统一后，河东薛氏也归附北魏。此后，河东地区开始了长达100年的安定局面，河东薛氏也真正开始了他们的崛起之路。北魏伊始，薛氏家族形成了3 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即南房、西房和北房［3］。南房选择依靠武力“曲线救国”为进身之路；西房选择转型文学士族为进身之路；有些北房成员则走上了谋反的道路。

任轨之妻家族属于西房薛谨一支。薛氏家族世系表中不见其祖父庆绪的记载，而墓志中“祖，庆绪，仁州刺史。父，元嗣，开国侯”的记载，可补史书之缺。隋朝时期，西房薛氏家族自身比较重视文化涵养的提升，在政治领域和统治者稳定国内局势以及开疆拓土的活动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任轨之妻薛氏，早于任轨三年而死，待任轨死后二人之柩迁至洛阳合葬。

二、《任轨并妻薛氏墓志》的书法艺术价值

（一）隶书在隋代的再度兴起

《任轨并妻薛氏墓志》完全用隶书小字书写而成，这在六朝以后的墓志中不多见。此墓志刊刻于隋大业四年（公元608 年）。隋代历37 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隋代时间虽短促，但其特殊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隋代上结六朝之局，下奠唐代鼎盛之基，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我们从书法史的角度进行审视，隋代书法同样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隋代处于东晋南北朝与唐朝之间，从书法审美观念到风格取向上正处于“东晋尚韵”向“唐代尚法”过渡的中间环节。所以，隋代书法具有明显的融会性和过渡性特点，是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

隋代已步入墓志创作的兴盛期，墓志书体以楷书居多，出土隶书墓志较少。其原因是隋代书法正处在复归统一的社会大环境中，造成南北书风的自然融会，彼此间以长克短，存优去劣，逐渐形成了既有南朝庄重典雅又有北朝刚健朴实的时代风格。也正是在南北书风的融会中促进了楷书法度的发展，为“尚韵书风”向“尚法书风”的转换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北碑楷书向唐碑楷书的转化成为历史的必然。

隋代隶书墓志虽不及楷书墓志之盛，但也占有一定比例。隶书始于战国，兴于汉，至魏晋时期开始衰落，到南北朝时已经全面进入楷书时代，隶书几乎被人们遗忘，在南北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再看到隶书。隋代面对这种情况，为什么隶书又骤然增多？究其原因，与北朝后期文学复古有直接关系。

南北朝时期楷书一统，篆、隶被人们长期遗忘，篆不能识，隶不会写。对于秦汉前的古文多不能读。周文帝嗣位，力图革除旧弊，改变社会动荡局面，实行全面复古政策。这种复古不仅涉及政治体制、官爵制度，而且在文字的使用上也推行复古政策。这次文字复古是有目的、有组织的一次社会活动。帝王直接参与，又组织当时的文字专家联合行动，势必对当时的文字使用造成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的结果是长期被遗忘的篆隶重新开始使用，不仅表现在严肃隆重的场合下使用篆隶，而且在日常使用的文字中也多使用篆书和隶书。隋代墓志中，隶书墓志的增多也是北朝后期文字复古之风掠过的一个表现和文字复古的余波。长期被人们遗忘的隶书开始被重新使用，这或许就是唐代篆隶重新走向繁荣的前奏［4］。

隋代书法大体可分为开皇、大业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承袭北朝“尚韵书风”，后期加快了法度化的进程，与初唐书风相接，为唐代“尚法”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二）《任轨并妻薛氏墓志》的艺术特点

《任轨并妻薛氏墓志》刊刻于隋大业四年（公元608 年），正是处于隋代书法走向唐代书法尚法的时期。墓志洋洋洒洒600 余字，一气呵成，章法布局均衡，意趣较为生动，变化丰富，飘逸劲秀。总体来看，此墓志书法上承汉隶点画波磔的取势，下开唐隶法严谨秀丽的情致。其中，“而、青、诸、器、德”等字从结构到笔法大都与汉隶相合；“葉、綱、義、金、襲”等字又符合魏碑的结体；“僊、年、惟、開”等字又熔篆隶于一炉。整个布局横竖成行，单字在界格内等齐排列，如同算子，继承了六朝墓志严谨齐整的风格。在点、划分布之间，又洋溢着书者娴熟的技巧与奔放的性情，与后来唐隶那种拘谨呆板的情形大相径庭。但与汉碑相比，显然稍有逊色，缺乏汉代隶书苍劲之势和瑰丽之奇［5］。尽管如此，《任轨并妻薛氏墓志》仍不失为隋代墓志中小字隶书的佼佼者。

三、《任轨并妻薛氏墓志》发现的意义

尽管《隋书》对任轨没有记载，但通过对任轨墓志的深入分析和研究，与史料的对比考察，既能判定墓志是可信的，又能够补证传世文献所涉及的隋代的职官、隋代的重大事件、隋代的著名人物以及隋代著名的河东家族等史实。墓志的书法艺术也是不容低估的，它独特的艺术风格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书法发展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故《任轨并妻薛氏墓志》是研究隋代历史和中国书法史的极其重要、翔实的第一手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