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庆丰

1935年8月下旬的一天，红军长征过草地。一位负伤的红军团政委，正昏昏沉沉地骑着马向前缓行，忽然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他的小名“统伢子”。他循声望去，发现旁边的水沟里躺着一个人。下马一看，竟然是病得奄奄一息的表弟九伢子。他一把将九伢子抱上战马，兄弟俩相互扶持，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九伢子就是日后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把他抱上战马的统伢子，则是后来的开国上将、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任司令员杨勇。

毛委员带走了他们的心

1926年7月，北伐军进军浏阳，浏阳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九伢子胡耀邦参加了少年先锋队，统伢子杨勇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9月9日，毛委员（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9月16日，起义军开始向文家市集结。九伢子和统伢子，一个跟着起义军宣传队宣讲，一个守着起义军在操场上习武练功，直到9月20日清晨，他们爬在围墙上，听毛委员给起义军讲话作动员。

毛委员把国民党反动军队比喻成大水缸，把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比喻成一块小石头。现在石头太小，砸不烂大水缸，但等革命力量壮大成了大石头，就不怕砸不烂国民党反动派这口大水缸。他们豁然开朗，决定跟随毛委员，参加革命军。

九伢子只有12岁，统伢子也才13岁，毛委员觉得他们年纪太小。可两个伢子不死心，跟着队伍，一直走到了湖南和江西交界处。毛委员发现后，拦住他们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回去吧，等你们长大后，革命会来接你们！”毛委員说完走了，走到一个山口处，还回身向他们挥了挥手。兄弟俩站在那里久久没有动，他们感觉到毛委员带走了他们的心。

智拟标语吓住敌人

起义军离开浏阳后，文家市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里仁学校校长和几名共产党员身份的老师都被反动派抓捕杀害，革命转入地下斗争。九伢子和统伢子为鼓舞士气，白天写好“打倒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晚上趁着夜色，偷偷贴到墙上。

敌人恼羞成怒，派出暗探到文家市，准备当晚将革命者一网打尽。统伢子的母亲在文家市开了个小饭馆，她从几个食客口中听到消息，立刻要两个伢子想办法将消息转告。

怎么办？统伢子想不出办法，九伢子却胸有成竹，他拟了一条标语：“七十二行早回家，晚上杀了莫怪他。”两人一连写了几十张，张贴在文家市的大街小巷。地下革命者看了提高了警惕，反动派看了，吓得晚上不敢再到文家市来。标语一语双关，既通知了革命者，又警告了反动派。

先后加入革命队伍

1929年夏，胡耀邦和杨勇双双从里仁学校高小毕业，但“革命”还没来接他们，他们决定继续求学，等待时机。这时，浏阳县立中学在全县招考100名学生，杨勇在胡耀邦的帮助下，考进了前100名，而胡耀邦则名列前十。

进入中学后，兄弟俩发奋学习，但各有偏重。胡耀邦用功读书，勤于思考，碰到难题一定要弄个明白；杨勇则专心体育，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兄弟俩住一间寝室，睡上下铺，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1930年4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二度打下了平江县城，并成立随营学校，在浏阳招收20名青年学生，入学训练，随后分到红军作战部队。杨勇兴高采烈地说：“毛委员说的革命来接我们了！”他被第一个选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学员队班长。3个月后，他从随营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红八军作战部队，很快就成长为红军连队政委。

1930年11月，中共湘东特委来浏阳选调干部，胡耀邦被选中，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1931年2月，15岁的胡耀邦成为少共湘东南特委技术书记；7月，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1932年5月，因工作突出，他被选调至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工作。此时他与杨勇已3年不通音讯，相互不知对方下落。胡耀邦灵机一动，在中华苏维埃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的表兄。很快，杨勇就凭这个寻人启事联系上了他。

仍是母亲的伢子

1949年9月，浏阳文家市的小街上，出现了几名解放军战士。走在最前的那个，神情激动，脚步匆匆。当他走到一棵大槐树下时，正好碰到一位老太太，军人一见，立刻上前，一把拉住老太太的手，冲口就喊“妈”。老太太怔住了。军人激动地说：“我是杨勇，杨勇啊！”老太太还是没有反应。杨勇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切地说：“我是统伢子，你的统伢子啊！”老太太听了，一把抱住他，呜呜地哭了起来：“统伢子，你一走20年，也不晓得回来看看妈！”

此时的统伢子杨勇，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正带领部队路过浏阳。这时闻讯赶来的另一位老太太，忍不住抱怨自己的儿子九伢子。杨勇忙告诉她，九伢子胡耀邦现在是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正在指挥解放军解放四川。

两位妈妈欣慰地笑了。当年坐在围墙上听演讲，被毛委员带走了心的两个伢子，已经在革命的队伍里长大了！

（本文作者系长沙市委党校兼职教授，长沙地方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