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起华 王丹青

我的爷爷王季范是湖南省知名的教育家，他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在国民党内任高官，也有不少在共产党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最出名的，当然是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毛泽东。爷爷既是主席的老师，也是他的姨表兄，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爷爷的母亲是文六妹，主席的母亲是文七妹。主席称我的爷爷“九哥”。

“没有九哥，就没有我的今天”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曾多次邀请爷爷到北京，共商国策。1950年到1952年的两年间，爷爷三次应邀进京，每次都住在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只要爷爷到北京来，主席都亲自前往看望。

主席第一次到宾馆看望爷爷的时候，爷爷为主席沏了一杯茶。随同主席的工作人员看到，马上把自己带来的水和杯子拿出来，为主席重新沏了一杯。没想到主席把工作人员倒的水拿开，拿起爷爷准备的茶抿了一口。

当时，敌特反动派残留势力随时准备反扑，主席作为开国元首，他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亡，安保工作成为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日常任务的重中之重。

主席没有责备大家，而是郑重地向在场的所有人作了介绍，他指着爷爷对大家说，这是我的表兄，也是我的老师，是家里人。家里人就不用考虑这些事了。同时，主席也向身边人指出，这种做法是对对方极不尊重的。有了这次先例后，大家在保卫主席安全的同时，也更注重方式方法了。

爷爷身材高大，和主席身量相当。有一次到北京来，住的时间比较长，转眼到了深秋。北京和长沙不同，入秋后气温变化大。爷爷没有足够的衣服，便向主席提出辞行，准备返回长沙。主席却拉着爷爷的手说：“再住一段时间，不要紧。”临别时，主席又将自己穿的大衣留给爷爷御寒。

这件大衣现在还保存在我的家中。它记录着一段不寻常的兄弟情谊，也铭刻着主席礼贤下士、尊师重道的品质。

在主席再三邀请下，1952年我们全家迁至北京。

爷爷博览群书，知识非常渊博，先后做过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因为和主席是亲戚，他常常应邀到中南海做客。爷爷对姐姐和我都十分宠爱，去主席家时也常常带着我们。姐姐海容和李敏、李讷年龄相仿，很快成为好朋友，每次去主席家，只要两姐妹在家，她们就凑到一起去玩了。我当时只有十几岁，和他们玩不到一起。毛远新是主席的侄子，平时也住在中南海主席家里，可是他不常在家。没有玩伴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坐下来，这倒使我有机会聆听他和主席的几次谈话。只是那时我年纪小，坐不住，对他们的谈话内容也不感兴趣，没有记住什么。但是有几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有一次，姐姐和我随爷爷到中南海主席家里做客，当时李敏、李讷都在。主席拉着爷爷的手说：“这位王季范老先生，是个教书匠。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的今天。”

据周士钊先生回忆，主席曾多次提到“没有九哥，就没有我的今天”。很多人对这句话不理解，后经相关人员解释，大家才明白个中原由。

主席指的是他13岁那年，他的父亲要他辍学经商，是我爷爷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到韶山冲，向姨父说情，并把少年毛泽东带到了长沙，让他到新式学堂里接受教育。

1915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的毛泽东，听说该校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向省政府建议每个学生须交纳10元学杂费。这个规定如果执行，一大批贫困家庭的学生就可能失学。毛泽东随即组织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张干得知后，要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学生。爷爷和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袁仲谦等几位先生虽仗义直言，并写下“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的诗句，将毛泽东喻为“拄天大木”，希望张干收回成命，但无济于事。无奈，爷爷只好开除了自己的堂弟为毛泽东“顶罪”。事后不久，他的这位堂弟就去世了。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敢跟爷爷谈这个事，因为他总是觉得很对不起他的这个堂弟。

爷爷和主席是兄弟，也是师生。正是他对主席的提携与呵护，奠定了这位伟人日后成功的基石。

支持革命，痛失爱子

作为主席的表兄兼师长，爷爷生前是主席家的常客。有一次，主席请爷爷、程潜、章士钊和叶恭绰到家里做客，姐姐和我也跟着爷爷一起去了。五位老人坐在那里聊天，我们两个小孩子没有地方去，只好耐着性子坐下来。那一次主席提到了我们的父亲。

“九哥，我对不起你呀。德恒是接到我布置的秘密任务，才从延安返回长沙的。”主席没有说这个秘密任务是什么，爷爷也没有问。如今，当事人都已作古，这个秘密再也无法揭开了。

平時，爷爷很少提起他的独子、我们的父亲王德恒。

父亲早年就读于湖南大学经济系。作为毛泽东的侄子，他很早就接触共产主义理论。“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在长沙设立办事处，负责人恰恰是爷爷早年在湖南一师的同事徐特立。爷爷向故友提出，希望能安排他的儿子王德恒前往延安，参加抗战。后在徐特老的安排下，父亲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父亲在延安时，除了参加革命工作，还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春，他从抗大毕业，在另一位表叔——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是1942年牺牲的，年仅30岁，当时我还不到3岁。关于他的事，都是长大后听我妈妈讲的。妈妈说，1942年夏天，父亲从延安回到湖南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当他来到益阳马迹塘的时候，接到消息，他的身份暴露了，当地已经不安全，组织上要他尽快离开。妈妈得到消息，带着我姐姐赶了过去，掩护父亲撤离。父亲牺牲那天，他们三个和当地群众一起乘坐一条小船准备渡河。船刚刚驶离渡口，国民党特务就赶到了，站在桥上端着枪逼船夫停船靠岸。妈妈立即摘下自己的手表塞给船夫，请他快开船。船夫犹豫不决之际，父亲纵身跃入河中，想凭借自己的好水性潜游逃走。特务们向水里开枪，很快，血水冒上来。妈妈知道情况不好，毅然留下来，就住在江边的高脚屋里。这种房子一半在陆上，一半在水里，窗下就是滔滔河水。妈妈说，她当时就想，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父亲生死不明，妈妈带着姐姐举目无亲，只好向湖南大学的同学求助。爷爷的几位好友赶过来，连续打捞两天都没有结果。第三天一早，河边传来阵阵狗吠。妈妈推开房间的窗，父亲的遗体就浮在她的窗下。

当时正是盛夏季节，父亲的尸体在水里泡了三天，已经腐烂。无奈，妈妈只好请人将遗体用竹席兜住，才得以打捞上岸。事后大家发现，父亲的头部中了三枪。

几十年后，回忆起那段往事，妈妈常说，父亲当年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送到当铺换了钱支援革命，连她的嫁妆也偷偷拿走了。妈妈还说，父亲牺牲那天所乘的小船上，除了他们一家，还有很多人，谁也不知道她们是王德恒的妻女，这样她们母女才得以逃过国民党特务的魔爪。如果当时特务的情报再准确些，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个叱咤风云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了。

解放后我听几位老人家说，因为爷爷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他有很多学生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高官，若把他的儿子抓起来，很快就会被保释，唯一的办法只有暗杀。

父亲牺牲后，妈妈只把这个噩耗告诉了爷爷。爷爷虽然悲痛，但还是嘱咐已经知情的姐姐保密，直到几个月后才告诉奶奶。奶奶几乎是一夜白头。晚年更是有些精神恍惚，以至于总是将我的儿子王宇清喊作“起起”（指我，王起华），将我的女儿王丹青喊作“海海”（即我的姐姐，王海容）。

1953年，也就是我们一家迁到北京的第二年，我们领到了政府发的“光荣之家”荣誉牌，同时还有父亲的烈士证。爷爷嘱咐我妈妈把烈士证收好，自己亲手把“光荣之家”的牌子摆在客厅最醒目的位置。

父亲牺牲后，妈妈一直没有改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我们姐弟、侍奉公婆。父亲牺牲58年后，妈妈以80高龄仙逝。

2000年夏天，我和妻子回到湖南老家，专程到父亲牺牲的地方去看了看。河水滔滔，静淌无声。河边的人怡然自得，享受着美好的时光。除了妻子和我，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一位青年在这里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们到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时，在烈士公园，静静地立着主席家为革命牺牲的6位亲人的铜像，其中没有我的父亲。那一天，除了妻子和我，公园里没有别的游人。松涛阵阵，残阳如血，我们静静地站着，默默凭吊。

父亲带着他的秘密任务永远地走了，但他的精神却留了下来，一直激励着后人。他和无数像他一样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是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参政议政，老当益壮

我爷爷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在新中国的政务机关担任过任何职务，但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新中国成立后，爷爷曾经多次致函毛泽东主席，对执政之策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主席考虑到爷爷是教育界知名人士，多次邀请他进京议事，每次都请他留下来。周恩来总理也三次提出，请爷爷出山，但爷爷都婉言谢绝了。得知老师“固执己见”，主席批评了自己的这位表兄。主席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作为资深教育家，知名爱国人士，应该为国效力。听了主席的话，爷爷再三考虑，表示自己年纪大了，不宜担任实职，一定要做什么，最好是个闲差，能养老就可以了。这当然是谦辞。爷爷是主席的表兄，坚辞不就，也是为避嫌。

1950年10月27日，中央政务院召开第五十六次政务会议，正式任命王季范为政务院参事。爷爷并不认为这是个“闲差”，也没有把参事室当成“养老的去处”。相反，自从领了这个“头衔”，爷爷比之前更忙了。他不仅在教育领域，在新中国建设的各个方面，他都积极参与，建言献策。到北京后，只要是政务院组织参事们参观学习、到基层或外地去考察，他都积极参加，认真听取基层人员的汇报，回家后查阅资料，撰写文稿，整理成报告，提交政务院，供领导参考。他的很多项建议都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被采纳。

主席对参事室的工作一直很关心，他曾说，参事们是各领域的专家，是“国宝”。在这些参事中，主席对爷爷显得尤为尊重。上世纪50年代初，主席常常邀请程潜、程星龄两位聊天，每每请爷爷作陪。程潜的女儿程熙和我是小学的同班同学，我们有时候也会陪着长辈一起去玩。当时爷爷年事已高，出门喜欢持手杖。遇到路面不平时，主席总是伸手搀扶爷爷。当时我们年纪小，贪玩，也没把这些当回事。现在想起来，不禁为主席的这些“小动作”感动。

爷爷是主席的表兄，又是主席的老师，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无论是到家里谈天，还是外出游览，主席经常邀请他老人家作陪。当时还是孩子的我，觉得这很自然也很平常，认为这只是亲戚之间的交往。现在想来，主席正是借这样的机会，了解那些平时他难得了解的事情。

上世紀50年代初，我随爷爷到位于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吃过几次茶。我还记得，那时候爷爷几乎每周都会拿出一个下午到来今雨轩，与楚中元（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几位老人谈天。他们称这样的聚会为“神仙会”。老人家们都是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也是社会各界的名流雅士，对于国家大政方针，有着各自的看法和意见，也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爷爷和他们谈天，可以了解民间对政府的真实看法，以及社会各阶层政策落地的真实情况。每次“神仙会”结束，爷爷就将得到的信息如实反馈给主席。作为政务院的参事，他真正做到了参政议政，真正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除了这些民间活动，爷爷在平时的工作中也建树颇多。比如，就中苏、中缅、中印边境及南海诸岛的领土和主权问题，以及在新疆修建铁路等问题上，他都写过很多提案，无不引起主席和总理的重视。关于修建成昆铁路一事，爷爷与同为政务院参事的陈修和（陈毅元帅的堂兄、著名工程学家）一道，遍寻资料，提交了一份长达数十页的报告，这份报告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爷爷和许闻天、张砺生、汪世铭、张云川、于振瀛、许宝驹、谭惕吾、王深林、严希纯、庄明理、曹孟君等十二位政务院参事，光荣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次年1月29日，根据中央的决定，凡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前政务院参事， 不再兼任国务院参事， 供给关系亦分别转移。1955年3月14日，爷爷辞去政务院参事一职。从“参事”到“代表”，他从不为虚名所累，一直读书撰文，为国家出谋划策。

我家成了招待所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湖南有很多亲友都想到北京来看望主席。尤其是爷爷带我们全家迁到北京后，他的外婆家的客人渐渐多起来。因为爷爷和主席是姨表亲，他们的妈妈是亲姐妹，是一个外婆，主席的亲戚也就是爷爷的亲戚。

主席一向严于律己，加上工作的关系，对于来京的亲属，他不可能一一见面，只是选择性地接待了极个别的亲友，目的是掌握地方的情况，尤其是了解中央的政策在农村落实得怎么样，人民实际生活如何。主席说，他常年在北京，在中南海，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少了。虽然有爷爷这样肯对他讲真话的人，但毕竟还是有局限性的。他要了解第一手资料，就要和来自基层的人打交道。但是，他要听的是真实的声音，不要听那些“你好我好”。

主席虽然是开国领袖，是国家元首，但他并没有视自己高人一等，相反，他非常重视亲情。从家乡来的客人，他虽然不能一一见面，但还是希望他们在北京期间可以住得安心行得舒畅。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北京城里宾馆很少，招待所也不多，入住要看介绍信。主席说，招待所是给出差的人用的，这些亲属是他的私人客人，住招待所等于以权谋私。于是他就请爷爷来替他分忧。当时我家住的房子也不大，一家三代六七口人，本来空间就不宽畅，面对一下子多出来的亲属，妈妈只好让姐姐和我把房间腾出来给客人们住，我们三个在客厅打地铺。

有一段时间，因为来京看望主席而住在我家的亲友太多，爷爷只好做出安排，请他们分期分批地来。爷爷在给湖南亲属的信里写道：我家空间有限，人多难得住下，请大家体谅。

当时爷爷的工资有限，奶奶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妈妈工资也不高，姐姐和我都还在上学，家里支出大，常常捉襟见肘。亲友来京，吃穿用度都由我们照料，更显得入不敷出。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先后几次请身边的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稿费中拿一些钱出来交给爷爷，权作待客之资。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买布要布票，买粮要粮票，购买副食也要用到各种票券，甚至买火柴都要在专门的购物本上登记。这些票证都是按人头发放的，每家按时按量供应，常常是自家用都不够，更别说剩余了。家乡来了亲友，爷爷总想着给大家买些什么。那段时间，家里除了保证姐姐和我的学费以及吃、穿，其余人可以说是能省则省。妈妈回忆说，解放前，爷爷把钱都拿出来资助贫困学生，家里没钱买油，只能炒“红锅子菜”（把锅烧热烧红把菜烫熟）。那段时间，我家差点儿又出现这种情况。还好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纷纷解囊，从自己的补给里省出一些给我们，这才让家乡的亲友高兴而来，快意而归。但这些事情我们都是瞒着主席的。现在想起来，真的要感谢那几位工作人员啊！

除了住和吃，亲友们来北京，总要到处走走看看。这个是最难为爷爷的。爷爷平时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除了工作之外，私事外出绝对不叫公车。

上世纪50年代初，即便是首都北京，公交车也很少。想要去稍远一些的地方是比较困难的。我还记得，有一次爷爷陪家乡来的客人去颐和园游览，是坐马车去的。到了60年代，公交车多了，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善。

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的北京已经是国际化大都市。不要说出租车，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私家车。房子也越住越大，越住越宽畅。如果当年的事情发生在现在，吃、住、行都不再是让人头疼的事了。

动用关系，以权谋“私”

爷爷是教育家，主席说他是“教书匠”，他自己也讲，他没有别的本事，只会教学生。我是他的嫡孙，在我求学的道路上，爷爷却显得很放松，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但在我择业时，却破了例。

1959年，我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微生物系。当时关于遗传学的课只有一门，是苏联的米丘林遗传学。而我们则听说还有一个“摩尔根遗传学”。周末回家，爷爷问起我在学校的情况，我就把对这两门功课的疑惑说出来了。爷爷沉吟了一会儿，说：“周末了，我带你到主席公公家去走走吧。”

见到主席，照例是爷爷和主席先聊天。他们聊天的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主席转向我，问起学习情况。我就如实向他进行了汇报，并应主席的要求，把米丘林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作了简单的比较和介绍。我告诉主席，虽然米丘林遗传学在实际应用中，对提高农业生产和获得植物新品种具有实际意义，但是关于生活条件的改变所引起的变异具有定向性，获得性状能够遗传的理论，缺乏足够的科学事实根据。而美国的摩尔根发现了染色体和遗传机制，还发现基因在每条染色体内是直线排列的。

“染色体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很难让人相信。”我说出了心里的疑虑。毕竟，在那个一切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的年代，美国的摩尔根的遗传学曾一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糟粕。

“嗯，看来这个摩尔根还挺有两下子嘛。”毛主席微笑地看着我，“我看呐，不管是米丘林，还是摩尔根，都要学。资本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好东西嘛。”

回家后，爷爷没有再提“摩尔根”和“米丘林”，只说，主席公公讲的话你要记住。

此后不久，学校正式开设“摩尔根遗传学”的课程。

教授讲得仔细，学生听得认真。我的很多同学，包括我自己，都因学习了摩尔根遗传学，在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虽然后来我没有从事生物研究工作，但主席的这种一个事物分两方面看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我。

大学毕业后，我萌生了参军的念头，于是向组织递交了申请。领导考虑我是烈士遗孤，又是家里的独子，没有同意我的请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爷爷，老人家当即表示支持，并主动说，他可以到主席那里去“托托关系”，让我“走个后门”。这是我印象中爷爷唯一一次动用关系，以权谋“私”。

1968年，我终于如愿穿上了军装，进入总后勤部工建部队。当时的军人都以戍边为荣，我也不例外。当组织上问我希望到什么地方去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去西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最终我没有去西藏，而是被派往“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

我是大学毕业生，又是营级干部，部队安排我住单间。我谨记爷爷和主席的教诲，绝不搞特殊化。在祖国西南边陲深山老林的一年间，我始终和战士们同吃共住同劳动，夜里和战士们一起轮岗值班，成为部队里人人皆知的“四眼王”。

当时我们在贵州负责军事工程，使用的风枪重达几十斤，别说让我端着打碎石，就是拿起来都费劲。领导安排我做了安全员。在贵州的一年时间里，我所在的连队，没有出过一次安全事故。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对我有意见，认为我耽误了整个连队的工程进度。到年终总结的时候，我们连队反而被评为“先进连”，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出现大的伤亡事故。

我在贵州从事这样危险的工程，并没有告诉家里人，爷爷也是在我回到北京后才知道的。事后，主席看到部队给我的工作鉴定，也表扬了我。

1972年7月11日凌晨，爷爷因病去世，终年88岁。爷爷去世前，一再叮嘱我，他死后把遗体捐献给国家做研究之用。

主席得到表兄病逝的消息，心情十分悲痛，连续几天神色黯然。7月14日下午，在北京举行的隆重追悼会上，主席没有亲自参加，他只是送了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那一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湖南省革委会以及周恩来总理、江青、蔡畅、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送了花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郭沫若，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爷爷的生前好友、学生如黎锦熙、张国基、熊瑾玎、李淑一、楚中元等共二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郭沫若同志主持，爷爷的好友周世钊先生致了悼词。

爷爷去世后，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申请，并得到国务院相关部门批准，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一室。2017年9月9日，姐姐王海容去世。當时有人提出赠送一块墓地，让姐姐“入土为安”。我们谢绝了。如今姐姐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7室。每年清明节，以及爷爷、姐姐的祭日，我都会在妻子、女儿的陪同下去看望他们。

今年，爷爷去世已经49年了。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昨日。爷爷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我们作为后人，虽然没有人再执教鞭，所幸都能自食其力，也算不辱家风。

（整理者为王季范曾孙女）

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