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

摘  要：人寿保险是以人的生命为标的的商业保险，于19世纪40年代由英商引入上海。近代上海的华商寿险公司诞生于20世纪初，并主要通过报刊吸引客户。他们宣传寿险公司的民族担当、强调寿险保障家庭以及具有节俭储蓄的效用，以此呼吁民众投保寿险。寿险公司的这些宣传对民众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也促进了民族寿险业的发展。

关键词：寿险;民族;家庭;储蓄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寿命的长短不定，时时需要未雨绸缪以解决后顾之忧。人寿保险是以人的生命为标的的商业保险，旨在替人们解决这种后顾之忧。作为舶来品，人寿保险由英商在19世纪40年代引入中国的通商口岸城市——上海。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第一家民族寿险公司诞生于上海。直至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上海曾有过二十多家华商寿险公司，如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宁绍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先施人寿保险公司等。为了吸引民众关注和投保寿险，寿险公司也开始宣传起了人寿保险产品。

报刊作为近代上海新兴的重要信息传播媒介，是华商寿险公司宣传生意的重要场地。在当时上海的多家报刊中，都可看到寿险的身影，比如《申报》《护卫报》《商业杂志（上海）》的相关广告及报道。此外也有寿险公司或寿险同业协会创办的专门介绍和宣传寿险的报刊，如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主办的《人寿季刊》、中华人寿保险协进会创办的《寿险界》以及太安丰保险公司主编的《太安丰保险界》。寿险报刊通过对民族主义、家庭功用、节俭储蓄思想的宣传，向民众介绍投保人寿保险的优点并劝说他们投保寿险。

一、民族情怀的抒发

近代华商寿險公司的诞生，与民族主义有着分不开的联系。1912年，华安人寿合群保险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吕岳泉就曾痛心于“外资输入、国本动摇”，而保险公司能“间接为国家利权任担负”[1]，向国务院申请立案创办纯粹华商寿险公司，以期实业救国。除华安之外，永安人寿保险公司也曾提及在创办之初，“惟是外商经营者众，漏卮甚虞，本公司有鉴于此，爰抱挽回利权之宗旨，以造福同胞为使命，组织纯粹华资”[2]。可见华商寿险公司的兴办就是以挽回利权，与外商寿险公司相抗衡为宗旨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商寿险公司已然成长起来，如何与外商寿险公司竞争，成为决定它们生存的关键。这一时期的寿险公司多呼吁民众在华商与外商寿险公司中投保华商寿险公司，以支持民族企业的发展。五卅运动时期，吕岳泉呼吁“在此爱国运动热烈之下，愿国人提倡保寿，分别泾渭，选择有价值之纯粹中国保寿公司而提倡之”[3]。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也提出“为稳固国内经济建设、民众力量以抵抗外来之侵略起见，除提倡国货外，尤应提倡华商保险，不使有用之金钱流于外人之手，且坐受其剥削以至经济自由完全丧失，国家社会之组织陷于紊乱状况”[4]。在面临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寿险公司号召民众向华商公司投保寿险是“为挽回利权、促进建设之举，亦为同胞应尽之责任也”[5];而由外商操纵的人寿保险公司，“好像竟成为帝国主义者榨取华人经济的机械”[6]，因为他们用中国人的资财“去灌溉他们的实业，去扩展他们的建设，也许间接造成战利品来攻击我们呢”[7]。一·二八事变后，在抵抗外侮和民族危机逐渐加深的的情形下，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的会长张似旭更是直指人寿保险是促进民族复兴的重要一端——它在战争时期对于国家可以吸收巨量的资金，因此国内的各项事业，“可自谋积极发展，无须仰求外资，其有助于国家经济，必无崖（涯）矣”[8]。

二、谋家庭幸福的路径

中国人自古就有重视家庭的传统，侍奉父母、教养子女是每个家庭成员应尽的义务。传统的大家庭中，大家族内的远近亲属互相扶持，孤儿寡母得以在家庭支柱身亡后通过远近亲友的帮助来维持生活。近代以来，随着大家族的解体，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由三代直系亲属的小家庭组成。如何在家庭革命的潮流中实现经济独立，或者在偶遇意外之后仍然能使父母和妻儿的生活有所保障，是寿险公司宣传的重要方向。近代的寿险公司多以谋取和保障家庭幸福，作为吸引民众投保寿险的关键。郭佩贤在《人寿保险的效用》一文中提及了人寿保险的四个意义：保障家庭幸福，筹备儿女教育，扶助儿女成家立业，清偿身后债务。[9]一旦保有寿险，家庭内的其他成员就可在家庭经济的支柱于早逝的情况下得到寿险公司的赔款而维持生活;倘若一家之主人翁未曾保有寿险，在他身亡后，他的妻儿和父母就可能陷于衣食住行得不到解决的悲惨境地。

寿险公司的这种宣传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当时，家住上海浦东张江栅南的朱女士就登报鸣谢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她的丈夫孙氏在1933年2月20日于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并在本年11月突然因病去世，在经过调查后朱女士得到寿险公司赔偿的2000元。经历这件事后，朱女士深觉“人事茫茫，瞬息万变，预谋身家性命稳固，应向该公司投保寿险”[12]。与朱女士家的情况相反，成都的张邵素女士则发文为未能投保寿险而早逝的青年人及其家人感到遗憾：

当我在四川成都服务女青年会的时候，我曾眼看到三位年富力强的青年和一位精神奕奕的女看护。其中，三位青年是染了急性的流行疾病，还有一位女看护是被火酒焚烧，都于数日内去世了。其中有一位是身前保有寿险的，因此他身后的家庭并不萧条痛苦。可是其他三位的遗族，家况原不富有，真是痛苦万分呢。[13]

除了鼓励人们为家人而投保人寿保险外，寿险公司也希望人们能坚持下来，按期交付保费，以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家人。

三、节俭储蓄传统的发扬

“俭节则昌，淫逸则亡”，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未雨绸缪以备不时之需的前提。近代寿险公司对于寿险的推销也多以提倡寿险的节俭储蓄功能为主——通过节俭积蓄钱财以储蓄供老年或遇意外不测时备用。1907年，华安人寿保险公司的广告就曾言明人寿保险是为“个人积财计”[14]，“保险定章岁一纳费，又有纳费之期以限制之，是故挥霍者必因而撙节”，个人财产可以通过投保寿险的方式积聚下来。1920年，金星人寿保险公司提出“老境萧条，为人生最痛苦之事，何不乘壮年有进款，时省出若干，向中国人开的金星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寿险，将来可获巨款，以乐天年”[15]。中国人主张善始善终、老有所养，倘若每月省出一笔钱财用作储蓄型寿险，则可以晚年时，老有所依，不至于失去生活来源而陷入衣食不保的境地。

其实在寿险之外，银行的存款业务也具备储蓄的功能。为了与银行存款相区分，寿险公司在宣传中也多指出寿险相比较于银行的不同之处和优点，认为银行储蓄具有不稳定性，容易因各种事故使得积蓄中断;而倘若我们投保寿险，每月按时缴纳保费，则不至于中断储蓄，满期之时或意外发生之日，也可获得高额的保金赔偿。[16]

除了提倡寿险可为個人平时节俭，积蓄养老之资外，寿险公司也将节俭与国家前途相联系。张似旭在公开发表的《节俭和国家前途》一文中指出，节俭储蓄可以“供给开拓国内工业和富源的人民”，因为“每一个被保险人缴给公司的保费，完全是来投资发展国家建设事业”[18]。

结 语

近代华商寿险公司的宣传在报刊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它们往往通过强调民族的担当，家庭的责任以及节俭的效用来吸引民众投保寿险。这其中有促进寿险公司发展的动机，也有希望收回利权、复兴民族的希冀。寿险公司的这种宣传影响了当时人们的购买需求。根据调查，至1937年，投保先施、宁绍、华安、中国、永安、东方这六家民国时期主要的人寿保险公司的保户有38175人，并且主要集中于商人、政府官员和教育界。[19]不过，从中也可看出，投保寿险者大多集中在城市的高收入阶层;当时的中低收入阶层、以及农村的农民是没有能力购买寿险的。

受制于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整体工资水平较低的原因，投保寿险的人虽说不多，但寿险公司对这一新兴人身保险的宣传，还是增进了一部分人的福祉，使他们得以在亲人故去后可以获得日常生活、教育、婚丧嫁娶等方面的保障。与此相应，保费收入的增多也使寿险公司能够继续经营下去，从而为上海民族企业的发展增添了力量。

注释：

[1]《华安合群保寿有限公司的成立向国务院申请立案的创办合同书》，上海市档案馆藏，Q336-1-9。

[2]永安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编订《永安人寿保险公司章程》，永安人寿保险公司出版，1934年版，序言第2页。

[3]吕岳泉：《现世代之保寿事业》，《上海青年（上海1902）》1925年第19期，第6页。

[4]方椒伯：《提倡华商保险告经济界与国人》，《人寿》1933年第2期，第4页。

[5]《同人讨论会：讨论华商人寿保险公司之优点》，《人寿》1933年第2期，第9页。

[6]方椒伯：《论坛：提倡华商保险及团体职工保险之重要》，《人寿》1933年第3期，第4页。

[7]徐源泉：《论坛：人寿保险与复兴中华民族经济》，《人寿》1934年第4期，第10页。

[8]吕岳泉：《人寿保险之经济价值》，《交大经济》1934年第2期，第3页。

[9]郭佩贤：《人寿保险的效用（未完）》，《寿险界》，1934年第2卷第1期，第15-16页。

[10]《图画展览》，《人寿》1933年第3期，第20页。

[11]《言犹在耳》，《人寿》1936年第15期，第13页。

[12]《一位要保人的隽语》，《人寿》，1934年第4期，第17页。

[13]张邵素：《我为何要保寿险》，《人寿》1933年第2期，第7页。

[14]《上海华安人寿保险公司开办广告》，《申报》1907年8月31日，第13版。

[15]《未雨绸缪》，《申报》1920年1月16日，第1版。

[16][18]张似旭：《节俭和国家前途》，《寿险界》1934年第2卷第1期，第42页，第41-42页。

[17]《储蓄与寿险之比较》，《人寿》1933年第3期，第21页。

[19]沈春雷编《保险年鉴》，中国保险年鉴社，1937年版，第207页。

作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2019级

中国史（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硕士研究生